天是什麼樣子的

“天”作為一種神秘物質一直在古人的自然崇拜中存在。在商人早期的觀念中，帝是與祖先合一的。“帝”字b辭象花蒂，據王國維和郭沫若考證，帝舜，帝髻，帝俊即是卜辭裡的“高祖夔”。侯外廬也認為，“殷代的帝王宗教觀是一元的，周代的帝王宗教觀是二元的。一元的宗教觀念是指將殷代的先王和“帝”都統一到祖先崇拜當中。殷人的宗教不論崇祀先公先王，或求帝降命，帝王都指的是祖先神，和周人把上帝和先王二元化不一樣。

又據辭顯示，在商人的觀念中，“帝”逐漸與先公先王脫離血緣關係，它成為高高在上又擁有無上的神力的諸神之神。這些神力包括可以“令雨”、“令風”、“降禍”、“降若（不祥）“受又（佑）”、“受年”、“先（咎）”等。這時，先公先王得以上賓與天，即“賓帝”在祭祀時也開始以祖配天。所以，商代的帝與商先公先王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商代末期人們的觀念中，“帝”是一個極具族群獨佔的守護神，商王是可以透過祖先“賓帝”與天溝通的“卡罩斯馬”。

在他的觀念中，祖先的神靈在天上

擁有庇佑子嗣的力量。燎祭祖靈可以獲得先祖神靈的祝福與庇護。b辭中多處存在的向先王求年、求福的內容也證實了這一點。因此，商時的“天”是倫理化的原始自然宗教信仰中的神，只不過這個神的力量託生於自然力量而己。“天”除可令風雨雷電操縱天象外，商書中也對“天命”進行了不同角度的詮釋。例如：《盤庚》中記載“先王有服，恪謹天命。罔知天之斷命。天其永我命於茲新邑。”表明人世王朝的政治權利和政治壽命是由上天賜予的。又如《胤證》中指出：“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還有《湯誥》中記述克夏之後，湯告諸侯說：“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後。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兇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祗。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肆臺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後，請罪有夏。”“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植。”從這幾段文字中可看出商人“天命”觀中畏懼上帝和天降災荒的內容。從宗教信仰角度說，不論商人將最高主宰稱為天還是上帝，重要的是在商人的天命觀中已出現對至上神權威的信仰。相比後世天命觀，殷商對“天”的世界觀還處於自然宗教狀態。

商人對帝或天的信仰中

還未將“敬天”、“保民”的倫理道德觀摻雜其中，只是單純的崇拜、畏懼天或上帝的權威，而這也即商代天命觀與後世天命觀最為本質的區別。周在滅殷後的政權早期，繼續沿用了商人信仰天的習俗，天命觀也存在於傳統宗教觀念的範疇中。他們依舊認為上帝是具有人格的最高主宰，人應該透過占卜來了解上帝的意志和命令，並且敬畏服從這個命令。這裡的天命僅僅指上天傳達下來的指令，並不是指上天授予君王的權命。雖然周早期的天命觀未對舊有天命觀有大的改動，其承認並且繼承“天”的至高權威的信仰卻為周公之後對天命觀的改革奠定了基礎。

周公在攝政之後，對於周王朝取代殷王朝這一歷史程序並不是心安理得接受，而是將其同宗教與哲學聯絡在一起，對天命、天意與人的關係做曼多反思。這也使周人的天命觀向前走了很大一步。周公的天命觀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天命無常；天命惟德；天意在民固。所謂的天命無常中的“天命”在周公時期是指上天賦予統治者的權命，也就是早期的君權神授思想。天命無常的意思是說上天的意志和命令是會改變的，上天不會把人世間的權命無條件的永遠賦予一姓王朝。既然上天的權命賦予會發生變化，掌權的階層就必須用君權神授的理論來解釋王朝之間的更替與同一王朝統治階層之間不同姓氏的更替。

統治階層要想天命降臨到自身上來，就必然會牽扯出天命觀的另兩項內容。“天命惟德”是將天命、天意與人的德行聯絡在一起。這就打破了原有的歷史完全由上天來決定的認知，加入了人行為的主動性。也就是說上天賦予統治階層的權力並不是因為它喜怒無常的情緒，而是基於人世間的道德意志。用此天命觀來解釋周代殷，即王朝之問的更替並不是因為上天暴虐，而是殷王朝自己失德才招致的。這樣就使得在解釋歷史事件、變化時不應將原因全部歸於上帝，而應更加重視自身的行為。“天命惟德”有利於統治者對自身道德行為的反思。“天意在民”也就是西周的“天民合一論”或者稱為“民意論”的天命觀。

天愛護人民，傾聽人民的意願

天以人民的意願作為自己治理人世的準則。在殷商以前上天的意志是不可被捉摸的，現在就由人間社會所投射的人民意志來反映。在上天的意志中加入明確的倫理內涵，使得其變為民意的支持者和最高代表。由於民眾的意願具有體現上天意志強大道德基礎和終極神學基礎，所以在理論上民意要更高於接受上天受命的君主，因為君主接受天命的目的是以行天意來保護人民、愛護人民。這也就是西周天命觀中的“保民”思想。

人民對君主並沒有無條件服從和忍受壓迫的義務，反而，人民以上天的意志作為支持者，有權利要求君主施行德政；如果君主不行德政反施暴政的話，作為正義的代表，上天就會降下懲罰給君主或改變他對人間君主的任命。這樣周代的天命觀就將天意、民情、政德結合在一個結構中，不僅使天意被民意化，更加使得像殷商那種自居君權神授的無所規範的君主政治，開始有了一套明確的規範準則。從西周的天命觀可看出，透過天命惟德與天意在民兩項內容對傳統天命觀造成的改革性的意義和影響。

進入春秋時期，原有的統治秩序被打亂

社會開始動盪不安，舊天命觀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這一時期，原本存在於王宮的知識和技藝散落至民間，星佔F筮學被民眾掌握並用此作為認識“神明”的手段。因此，星象學迅速的發展起來，並使得人民對陰陽、時序的理解更加深入。再加上陰陽五行學的興起，人們以陰陽五行理論來闡釋宇宙的演變和歷史的興衰，使得天命論由彰顯上帝神性的“神意論”轉而變為關注秩序和命運的自然命定論或宇宙命運論，原統治社會的舊天命觀遭到一些具有文化知識的貴族及文化官的懷疑與否定。這時天已不再是人們無條件崇拜的至上神，而被斥責為造成人間痛苦悲劇的根源。除此之外人們不再單純天命米解釋一切，而是在天命之外用自然或人類社會的因素來說明事件，這也就客觀上否定了天命觀的絕對權威。

結束語：

這樣的懷疑與否定，造成了兩種分化：首先是人與天的分化。春秋之前的天命觀的基本精神是對上帝的絕對迷信，所有的一切都絕對聽從上帝的安排。而春秋時代對上天的權威產生懷疑，做事情和分析事物時，人們一定程度上不再完全聽信上帝指揮。這就使得“天”的地位下降，更側重於人與自然的作用。其次是神靈之天與自然之天的分化。之前人們在解釋事物變化時無論什麼都會被冠以“天”的名義，這是所謂的神靈之天。而春秋時期在神靈之天外，人們開始運用氣、陰陽二氣、六氣、五行等事物來說明事物的變化，也就是用自然現象來說明白然本身。透過這兩種分化，春秋時期的天命觀便被融入了更多的理性因素，向著自然法則的方向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