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社會都以自己的方式對政治權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沒有哪個社會願意長期容忍不受限制的專權。在清代，普通民眾對於政治體制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他們在官方的濫用權力面前，也幾乎得不到任何保護。然而，歷史也表明，皇帝與官僚專制在實施威權時還是受到了某種限制的。在今天的中國，對威權同樣明顯地存在著某種形式的限制。在我看來，在這些限制因素繼續發展成長的過程中，中國文化與歷史的經驗將對之產生巨大的影響。

孔飛力《叫魂：1768中國妖術大恐慌》中譯本序言

在對“乾隆盛世”的歷史描述中，孔飛力的《叫魂：1768中國妖術大恐慌》可謂以小見大、獨居視點，透過“叫魂”這一席捲華夏大地的群體性恐慌事件，上至乾隆皇帝、下至平民百姓皆捲入其間，影響十二個大省的社會生活，為我們勾連起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

這一看似正值盛世、實則是中國悲劇性近代前夜的歷史圖景。

我們們不能預見未來、然而，構成未來的種種條件就存在於我們周圍。只是，它們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碼······

關於本書的內容，據我看來，可以概括成三個問題的：

一、正值盛世，何以“妖術”橫行？

二、為何這些子虛烏有、荒謬可笑的“叫魂”能驚動帝國最高統治者乾隆的高度重視、大動干戈？

三、在處理這些“叫魂”事件時大清帝國的官僚系統是如何運作的？

而這三個問題，也分別對應了書中涉及的三類人：平民百姓、官僚階層和君王。

正值盛世，何以“妖術”橫行？

儘管今天我們已經無法確切得知是什麼導致了1768年的妖術大恐慌——事實上，這個問題也並沒有意義，但回顧當時的社會歷史情境，妖術大恐慌的盛行本身是偶發事件，然而醞釀這些事件的所有條件已然成熟······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從三個方面入手，即妖術盛行的“理論”基礎、歷史背景和民眾心態。

1、“理論”基礎——軀體與靈魂的可分離性

中國人認為在一個活人的身上同時存在著代表精神之靈的“魂”及代表軀體之靈的“魄”，“魂”控制著較為高階的機制（腦與心），“魄”所管理的是有形的感覺和身體的功能。而在中國人傳統的認知當中，將輕巧的、易變的“魂”從一個活人身上分離出來卻是一件驚人的易事，相形之下，“魄”則是在人入土之後緩慢消失，故而一直有“招魂”“叫魂”的說法，卻沒有“招魄”“叫魄”。

正是這種可分離性、易分離性，“魂”可以在人們非自願的情況下被人以某種“妖術”所偷走，例如在本書提及的1768年妖術大恐慌的年代，民眾之間盛傳的版本便是被人偷偷剪下辮子或辮上的頭髮，然後術士們利用人的頭髮來汲取人的精氣。

頭髮在禮儀上象徵著某種極為深刻的抽象性事物，如繁殖能力、靈魂一類的東西，個人的力量，等等。

而對“妖術”的恐懼以及相應的對“妖術”的預防措施反應是人們更廣泛也是更深層次的恐懼焦慮，在生產力低下、醫療衛生條件落後的中國古代，一場天災、一次疾病便可以輕易奪取一個人的生命，於是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命運很容易受到超自然的力量破壞傷害。也因此，人們需要“術”和“法”的保護。

但是這樣的恐懼心理應當是歷朝歷代皆有，何以在1768年的中國醞釀成波及全國的恐慌？甚至能引起帝國最高統治者乾隆的高度重視？這就是我們要說到的第二個方面了。

2、歷史背景——弘曆治下的鍍金時代

孔飛力在對康乾盛世形容時所採用的的詞彙是“鍍金時代”，而非“黃金時代”，正如無數歷史學家所探討過的那樣，

一個看似正值盛世的時代，實則不過是帝國的落日餘暉，內在的崩壞與腐爛早已悄無聲息地進行著。

歷來評價中國歷史盛世亂世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人口，十八世紀中國人口大約翻了一番，從1700年的一億五千萬左右增加至1794年的三億一千萬左右，這主要得益於中國從美洲引進的玉米、甜薯等高產農作物。但前所未有的人口總數也導致了帝國面對的是前所未有的難題，傳統的治理模式此時已無法在支撐起這麼多的人口，由於封閉固定的社會結構，過剩的人口無法向工商業、海外移民排出，只能一遍遍地回到土地上，人口過剩導致普通百姓生存空間的不斷被擠壓，越來越多的“盛世流民”成為了乾隆中後期以後尤為獨特的社會景象，他們成為愈來愈龐大的流浪乞討者大軍的一員，包括了以和尚、道士面貌出現的行乞者。在統治者眼中，他們是社會不安定因素；在普通民眾眼中，“陌生”“漂泊”同樣意味著“危險”。

3、民眾心態——雙重恐懼與權力幻覺

普通民眾對“叫魂”的恐懼是雙重恐懼的疊加，其一是上文提到的對超自然力量的恐懼，其二是封閉固定的社會結構中，人們對陌生流動人口天然的恐懼，他們沒有社群內的聯絡紐帶，也沒有對社群的責任感。

作為普通民眾妖術恐慌物件的群體劃分，最主要的是三類：和尚、道士和乞丐。

其中，和尚、道士契合了民眾的雙重恐懼——外出遊方、無根無底，自身特殊的宗教背景又令他們與超自然力量掛鉤。民眾二者之間又有所區分，一般而言，民眾眼中和尚相對溫和善良，對道士則是更為直截了當的恐懼。

人們習慣上常常將道士的活動同各種各樣的法術聯絡在一意（如煉丹術，以符咒驅邪，以及尋求長生不老，等等）。因此當“邪術”成為問題時，道士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懷疑物件。儘管道士在社群裡通常從事的是諸如以符咒為人治病之類的有益的活動，但他們在人們想象中的妖魔形象卻表明，在人們看來，法術是很容易轉化而成為邪術的。由於和尚在社群中所從事的主要活動是協助死者的魂順利透過陰間，他們便不是與道土同一意義上的術士。

乞丐本身不會帶來超自然的破壞力，於是在人們對妖術的指控中，乞丐往往是那些為施展妖術的妖道惡僧們跑腿的幫兇角色（為他們剪人髮辮）。而人們對乞丐的恐懼則是基於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帶來的汙染（骯髒、疾病等），另一個是他們對禮儀活動（如婚禮、喪葬等）造成的破壞。

另一重根植於民眾潛意識中的心理是對於權力的幻覺。在妖術大恐慌中，人們對疑似施展妖術的和尚、道士、乞丐採取的敵意和惡意令人恐怖。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里，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

我們在這裡所瞥見的，是否是一個已被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社會道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所遭遇到的一種道德報應？在這樣一個備受困擾的社會里，人們會對自己能否透過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身的境遇產生懷疑。這種情況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加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

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妖術既是一種權力的幻覺，又是對每個人的一種潛在的權力補償。

乾隆的介入

“叫魂”案本身子虛烏有、甚至是荒謬可笑，可為何這些案件能夠引起作為帝國最高統治者乾隆的重視，併為之進行大規模的清繳？還裁撤掉一大批處理此事不當的官員？

今人無從得知乾隆的真實想法（當時的人也無法真正得知），但從乾隆的性格中卻可以窺探一二，乾隆為人好高騖遠、好大喜功，他視自己為千古一帝，理應名垂青史，但這種心態與其說是自信，不如說加重了他的猜疑與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和無處不在的潛在危機感。

在乾隆眼裡，任何涉及滿清帝國“社稷安危”的都是頭等大事，即便處在萌芽之中，也要徹底剷除。

關於乾隆的焦慮，從兩個方面概括便是——

謀反

和

漢化

。

不管乾隆是否真的相信妖術的存在，在他眼中，妖術的威脅及其背後隱藏的政治陰謀卻是真實存在的。在乾隆版本的“叫魂”故事中，他相信在全國各地妖術恐慌的背後一定有一隻無形的手在操控，是反清勢力在散播恐懼，先是四處散播剪辮叫魂的恐懼，再散播應對之策——剪去髮梢後辮子的頭髮，以此完成對滿清統治象徵性的反抗。從更深層次來看，貫穿叫魂案的正是包括乾隆在內的滿清統治者揮之不去的“合法性焦慮”——作為異族統治的滿清與漢族士大夫內心真正認定的“儒家道統”間的矛盾始終無法徹底消除。

與謀反相伴隨的，是漢化問題，這一問題不那麼急迫，卻也更加隱蔽和兇險。對乾隆在內的滿清統治者而言，漢化的危險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文化方面的，在漢文化的浸染下，滿族正在失去他們的武功、個人品質甚至是語言文字；二是政治方面的，漢族官僚體系帶來的種種積弊惡習正在加速帝國的腐敗，影響帝國的效率。對於前者，乾隆採取的是推崇滿族語言和歷史，同時大興文字獄來清除反滿意識；對於後者則是乾隆對官僚集團的打壓和駕馭上。

到乾隆時期，官僚體制已是盤根錯節，征服者已不可逆轉地進一步漢化，以至於君主對官僚的常規控制已捉襟見肘。這時，君主便不得不訴諸於非常規的控制手段，1768年的妖術危機不僅對政府來說是一種緊急狀況，而且對乾隆來說為他對官僚制度的極深猜忌提供了一個出氣孔。

叫魂危機為對個人的紀律整肅提供了特別合適的機會，因為它是一個建立在如此荒謬的基礎之上的案件。君主的憤怒可以發洩在行省官員身上，因為他們未能抓獲妖黨首犯。然而，這樣的失職卻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樣的妖首並不存在。叫魂案件雖如此荒謬，但弘曆在當時卻對此並無察覺。不過，說弘曆“利用”了政治罪並不見得比說政治罪“利用”了他更接近真實。政治罪為君主的某種行為的產生提供了一個大背景，而這種行為的塑造則應歸之於官僚君主制的一些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特點。

弘曆將各省官員們在緝捕妖首問題上的失職歸咎於他們的怠惰、遲疑、對無能屬下的姑息，也歸咎於江南的腐敗以及官員個人的忘恩負義。這些問題正是君主常年關注的焦點。我們已經看到，弘曆要在常規環境裡對付這些問題有多麼困難。像叫魂案這樣一樁政治罪所造成的最大沖擊，就在於它動搖了官僚們用以有效保護自己的常規行為方式，從而為弘曆創造一個環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關心的問題同官僚們直接攤牌。

官僚君主制

最後，我們來看看在處理這些“叫魂”事件時，大清的官僚系統是如何運作的。

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們是飽讀詩書的知識階級，他們不會那麼輕易地相信叫魂妖術。再說官僚士大夫也一般不會有小民百姓的那種朝不夕的衣食之憂，他們對妖術謠言更不會有切身的恐懼和不安。不過各級官員大都有維護社會穩定的“守土之責”，他們即使不信妖術，也不可能不擔心民間妖術恐懼對地方治安及社會秩序可能造成的後果。無論於公（維持治安及秩序）還是於私（保住烏紗帽），妖術和妖術恐懼對他們都構成一種威脅，使他們不得不認真對待。

在叫魂案中，官僚們面對來自上與下的雙重壓力，即暴民的狂怒與君主的反覆無常

這兩者都對讓他們感到自在的現存體制構成了威脅。他們試圖透過恐嚇那些提出妖術指控的人來擊敗前者，透過對君主封鎖訊息來挫敗後者。但是，這兩個計策都未奏效。他們不得不以並不可靠的證據為基礎，勉強從事對妖術的清剿。

有意思的是，各級官員們儘管職位處境不同，品德操守各異，他們在妖術恐懼初起時的因應之道卻大致相同。他們都力圖息事寧人，安撫民間的恐慌，制止謠言的流傳，打擊無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門胥吏和地方棍徒。雖然剪割髮辮的所謂妖術似乎在挑戰滿清王朝的剃髮制度，但沒有人會輕易小題大做，把這種妖術恐懼與叛亂謀反聯絡在一起，並將其當做緊急的非常事件奏報朝廷。雖然事後的發展證明他們的做法是正確的，但這並不等於他們有先見之明，毋寧說這是官僚制度本身“照章行事”的邏輯在指揮他們的行動。

在官僚們對叫魂案的處理過程中，有一個矛盾始終貫穿其中，就是官僚與君主的矛盾。孔飛力在評價清朝的政治制度所用的詞為“官僚君主制”

“官僚君主制”聽起來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就其是官像制而言，它給君主留下了多大的餘地？就其是君主制而言，它又如何才能使個人的專制權力與普遍規則的體系共存？在這裡，君主和官僚都陷入了一種兩難境地，並都對已經形式化的行政程式抱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君主不得不用成文法規來約束成千上萬為他服務的官僚，以確保他們每個人都按照體現他的利益與安全的行政程式行事。與此同時，他對於如何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超官僚權力和自主性，也會理所當然地感到關切。結果，他不得不持續鬥爭掙扎，以避免自身的官僚化。

清代君主的大多數日常行政事務，涉及到的是認可軍機處為他所草擬的諭旨，或批准吏部所擬定的官員任命。

從這重疊的影象中，我們可以聯想到中國帝制國家的兩個側面：它既是一種工具（其功能是根據滿清皇室和滿漢精英層的利益需要來管理國家），也是一種制度（其功能是在不同政治角色之間實行權力分配和地位分派）。國家作為一種工具（我將之稱為“政府”），同我們對於政府的常識性理解是相符的：它是為完成諸如徵稅、治安和戰爭之類的任務而建立起的組織機構。國家作為一種制度（我將之稱為“官僚君主制”），則是由那些生活於等級秩序之中，其生涯取決於聲望和權力、黜陟我安全到人們之間的各種關係所構建而成的。

在乾隆三十三年之時，儘管乾隆後期大規模的吏治腐敗尚未出現，但官僚系統內部的板塊僵化和利益網早已編織完成，監察體系和官員考績失去了其應有的作用，官員們的行為作風往往是拘謹、呆板、少惹事、官官相護、怕得罪人。

謹慎地隱匿情報，小心地自我保護，隱瞞真相以掩護人際關係，百促不動以墨守常規程式。一個普通的清代官僚即便並非故意設定障礙，僅以他日常的貪瀆和欺飾，就足以讓任何一個君主大傷腦筋。

在君主與官僚的爭鬥中，資訊權的爭奪無疑是其中的核心，官僚們試圖透過封鎖資訊達到矇蔽和擺脫君權控制的目的（一項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確認，地方官員就不會因為對此項“罪行”失察而受到懲罰），而乾隆則在常規資訊渠道之外，透過機要渠道獲取資訊，也就是雍正開創的密摺制度。

從一即位開始，弘曆就力圖從各省獲得秘密的人事評定。如果督撫們因害怕引起不滿而不願在公開的渠道對自己的屬下做實事求是的評價，或許透過宮廷奏摺提出秘密報告會使他們感到更安全。

但即使如此，結果仍叫他失望。機要渠道的資訊公文仍是敷衍了事，問題在於，機要渠道和常規渠道一樣，是由同一批官僚具體操作的。

這也是前文提及的，當乾隆對官僚常規的控制手段失效時，所依賴的也許只剩下像叫魂案這樣的“政治罪”，因為它動搖了官僚們用以保護自己的常規行為方式，從而為乾隆創造了一個新環境，使得他得以就自己關心的問題同官僚們直接攤牌。

要抵制專制權力並不需要通同作弊或苦心經營。官僚機器本身顢頇遲緩的工作方式就足以使抵制專權的詭計得逞。

在乾隆的巨大壓力下，整個官僚體制終於被動員起來，在官員們互相攀比的情況下，一場對叫魂妖術的清剿迅速在全國展開。這場清剿持續了好幾個月，在製造了無數冤案，戕害了許多無辜無助的性命之後，才因破綻百出而被迫叫停。

從結果來看，乾隆借“政治罪”控制官僚的效果註定是乏力的，且不論這樣一樁破綻百出的案子能夠走多遠，任何不涉及制度根源的非常規手段必然只能只能收穫一時之效，一批因處理叫魂案不力的官員被懲處，但作為整體的官僚集團卻紋絲不動。

在全書的結尾，孔飛力寫下這樣兩段話——

我並非建議，在這裡存在著對於專制權力的某種“憲政”制衡。沒有任何可靠的途徑可以使清代君主受制於法律，也沒有任何可靠的法律可以讓一個君主必欲懲罰的人得到保護。在清代，甚至連一個知縣都可以在自己的公堂上為所欲為，而幾乎沒有被繩之以法的危險。但在某些極不尋常的情況下，處於最高層的官員們顯然仍可能運用某些為任何政府都必須遵守的最高準則來限制君主的專制權力。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就不能把自己僅僅看作是為某一特殊政權服務的臣僕。這樣的自信，只會存在於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傳統當仁不讓的繼承者的人們身上。在中國帝制後期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層次，具有這種膽識的人士已屬鳳毛麟角。

沒有人會哀悼舊中國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當時的標準，它所造成的社會傷害也已超出了僅僅壓碎幾個無依無助的遊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論是好事還是壞事，它的特性卻可以阻擋任何一種狂熱。沒有這樣一個應急的錨靛，中國就會在風暴中急劇偏航。在缺乏一種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況下，統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縱民眾的恐懼，將之轉變為可怕的力量。生活於我們時代的那些異見人士和因社會背景或怪異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會成為這種力量的攻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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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麼能夠佇立其間，以阻擋這種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