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聯合國國際玻璃年，國內博物館界掀起玻璃藝術熱，先有“異彩紛呈：古代東西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藝術”展亮相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後有“絲路琉光——從地中海到長安的古代玻璃藝術”展登陸西安博物院。

儘管中國玻璃的起源最初受到西方玻璃製品和製作技術的影響，但人們或許不知道，中國自制的玻璃竟也有長達2500餘年的歷史，得名“璆琳”“琉璃”“藥玉”等，並在時光的長河中淬鍊出中國玻璃藝術特有的神彩，盡顯中華文明博大的包容性和偉大的創造性，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編者

作者：薛呂

玻璃，指的是人們使用石英砂（SiO2）、助熔劑、穩定劑和著色劑在高溫下燒製而成的非晶態矽酸鹽化合物，被譽為“火與沙的藝術”。考古證據表明，玻璃發源於距今4000多年前的兩河流域。與西方玻璃相比，中國製造玻璃的歷史相對短一些，但也有2500多年。

玻璃曾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材料之一，價值堪比黃金。由於合成玻璃的配方組合變幻無窮，成型工藝種類繁多，裝飾風格豐富多彩，因此歷史上的玻璃製品千姿百態、美輪美奐，並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藝術門類。玻璃藝術承載著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鑑的悠久故事。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呈現的玻璃文物都向我們述說著東西文明交流互鑑的現實意義和中華文明博大的包容性和偉大的創造性。

越王勾踐劍的玻璃鑲嵌部分，春秋晚期，荊州博物館藏

纏絲紋玻璃瓶，洛陽東郊出土，東漢，洛陽博物館藏

玻璃壁，戰國中期至漢代早期，約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150年，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藏

中國古代對於玻璃材料的審美認知，與崇尚玉石的文化緊密相連

玻璃在中國經常被稱為“舶來品”，可見人們視這種材料為外來之物，賦予其中西方交流的特徵和內涵。中國玻璃的起源最初受到了西方玻璃製品和製作技術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春秋末戰國初期透過絲綢之路輸入中國的西方玻璃珠。

中國自制的玻璃大約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湖北江陵望山1號墓出土的儲存完好的越王勾踐（在位時間為公元前496年至前464年）劍上的半透明內含小氣泡的藍色玻璃是目前較為公認的最早的中國古代玻璃，劍格兩面除了鑲嵌有玻璃之外，還有綠松石，一起構成了精美的圖案，經檢測該玻璃含有一定量的鉀和鈣，屬於鹼玻璃。這一時期的考古證據也都表明，中國早期的玻璃有著可能超過綠松石等天然寶石的重要地位，是稀世珍寶。

中國古代對於玻璃有多種稱謂，這些稱謂或多或少揭示了玻璃在中國古代的起源以及人們對於這種材料的認知。關於玻璃材料的最早文獻可能記載於戰國時期的《尚書·禹貢》，其中將玻璃材料稱為“璆琳”。璆琳本意為美玉，當時可能並沒有單獨的詞彙用以描繪玻璃材料，而借該詞稱呼類似玉材的玻璃。

西漢以後“琉璃”一詞出現，成為中國古代對於人造二氧化矽器物最廣泛流行的一種名稱。該詞被獨立提出和使用的證據最早可能出現在西漢桓寬的《鹽鐵論》中：“……而璧玉珊瑚琉璃鹹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洩也。”此時，玻璃材質可能與玉石、珊瑚等材料已有所區分，有了獨立的材料審美和文化價值。自張騫出使西域之後，羅馬帝國（大秦）生產的玻璃器物開始大量傳入中土，《後漢書·西域傳》有記“（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虎魄、琉璃、琅、朱丹、青碧。”這裡的琉璃，確切指的就是玻璃器，而隨西方吹制玻璃器傳入中國的還有西方人發明的吹制玻璃技術。“琉璃”一詞在隋唐時期仍然頻繁使用，《隋書·何稠傳》曰：“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從唐朝保留下來的50多首與琉璃有關的詩歌來看，唐朝人將琉璃看成是晶瑩、純淨、美好的象徵而加以崇尚，對琉璃十分珍視。比如，唐代詩人韋應物在《詠琉璃》中贊：“有色同寒冰，無物隔纖玉。象筵看不見，堪將對玉人。”他將琉璃同冰、玉相照，散發出誘人的風采。又如，《鄴侯家傳》中記載：“唐代宗大曆十三年，上召李泌入見，因容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琉璃”的名稱一直沿用到現代，有些地區現在仍在使用，比如山東博山（古稱顏神鎮），從其發展玻璃工業開始就一直稱他們製作的玻璃製品為“琉璃”。

需要注意的是，清代用“琉璃”一詞指代建築上的琉璃瓦及瓦頂的飾件。為了與之區別，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宮廷建立造辦處玻璃廠的時候使用了“玻璃”一詞，最終確立了該詞的內涵。而“玻璃”一詞最早出現在宋代，南宋周密在《武林舊事》中稱國產的玻璃燈為“琉璃”，而在同書卷二“賞花”中記載有：“……間列碾玉水晶金壺及大食（阿拉伯）玻璃官窯等瓶，各簪奇品”；因此我們當代人所稱的“玻璃”一詞其實已有近千年的歷史。

玻璃這種物質在中國古代還有一些別稱。比如，西晉時期發現的《穆天子傳》中稱玻璃為“藥玉”，晉代郭璞的註釋為“今外國人所鑄器者亦皆石類也。按此所言，殆今藥玉、藥琉璃之類。”東晉葛洪《抱朴子》中稱玻璃為“水精”：“外國作水精碗，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瓘玉”一詞出現在《元史·百官志》，記載元代設瓘玉局，為宮廷監製玻璃器的機構，故而瓘玉局製造的玻璃稱為“瓘玉”。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論》中載：“罐子玉，系北方用藥，於罐子內燒成者。若無氣眼者與真玉相似。”可見明代將玻璃稱為“罐子玉”。明清時期還流行將玻璃器稱為“料器”，推測是因為北京等地區需從外地購買玻璃料，再加工成器，故而將玻璃稱為“料”。

從以上的這些名稱可見，中國古代對於玻璃材料的審美認知與崇尚玉石的文化緊密相連，製作玻璃的目的大多為了模仿玉石和其他天然寶石或半寶石，因此古代玻璃多呈現溫潤如玉的不透明或半透明藍綠色和白玉色。

玻璃蓮瓣託盞，元，甘肅省博物館藏

蜻蜓眼玻璃珠，戰國時期，荊州博物館藏

玻璃胎畫琺琅花鳥紋詩書畫印對瓶之一，乾隆時期（1736-1795），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藏

戰國中晚期的國產蜻蜓眼玻璃珠開創了獨特的鉛鋇玻璃體系

中國發現的早期玻璃主要是珠子，其中最重要的一種珠子風格現代稱為“蜻蜓眼玻璃珠”，比如著名的湖北隨州戰國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173顆蜻蜓眼玻璃珠，經檢測屬於鈉鈣玻璃，由此判斷大部分是從西亞貿易進口的，此時的玻璃價值堪比黃金玉石。

至戰國中晚期，國產蜻蜓眼玻璃珠數量增多，不僅吸收了西方珠子同心圓的裝飾紋樣和風格，同時融合了幾何紋，產生了更為豐富的圖案和造型，並且開創了以氧化鉛和氧化鋇作為助溶劑，獨具中國特色的鉛鋇玻璃體系，這在世界其他古代玻璃體系中前所未有。與此同時，還孕育了一些典型的以玉器為藍本的本土玻璃製品，比如玻璃璧和玻璃劍飾等，而這些玻璃相對集中的出現在以長沙為中心的戰國中晚期楚文化的小型墓葬中。

漢代是中國古代玻璃發展自成體系的重要階段，延續了戰國時期製作仿玉的鉛鋇玻璃傳統，並在配方、規模數量和形式上都有創新。其中作為葬玉代替品的“喪葬”玻璃佔有很大比例。西漢時期仍然沿用玻璃璧隨葬，但還出現了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晗蟬、玻璃握玉等新的形式，以及用於人身上起到裝飾作用的耳璫、帶鉤和器物上的玻璃鑲嵌件。這一時期也出現了玻璃容器，其中著名的就有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玻璃盤和玻璃耳杯，這是我國考古發現最早的使用鑄造工藝製作的國產玻璃器皿。此外，廣西地區新生了以氧化鉀作為助溶劑的鉀玻璃品種。由此可見，漢代中國的玻璃製作技術已經趨於成熟，並且形成了中原和廣西兩個主要的生產體系。

至晚從5世紀開始中國掌握了玻璃吹制技術，至隋唐得到一定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社會動盪，原本建立的鉛鋇玻璃製作業逐漸衰落。而在西方，公元前1世紀中葉，西方人發明了吹制玻璃工藝，成為了世界玻璃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牌，相關的吹制玻璃製品在東漢時期傳入中國。由於進口的羅馬和伊朗薩珊玻璃器製作精良且具有極高的價值，因此成為了當時統治階級鬥富炫耀的資本。羅馬吹制玻璃晶瑩剔透的特質大受追捧，西晉潘尼在其《琉璃碗賦》中大為讚譽：“取琉璃之攸華，昭曠世之良工……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但從現有考古發掘來看，此時中國可能還尚未掌握相關技術形成本土的吹制玻璃製造業。

河北定縣北魏塔基石函（481年）出土的7件有著中國傳統器形的吹制玻璃器表明，至晚在公元5世紀開始，中國掌握了玻璃吹制技術，是羅馬吹制技術傳播東漸候的結果。到了隋唐時期，隨著佛教盛行及舍利瘞埋制度的逐步形成，本土的吹制玻璃業得到一定的發展。舍利作為佛教中最為重要的供養物件和神聖之物有著無上靈異，在薄而透明的玻璃器貯存中得以使信眾們瞻仰其真身，白居易的《遊悟貞寺詩》中描述稱：“雙瓶白琉璃，色若秋水寒。隔瓶見舍利，圓轉如金丹。”類似像甘肅涇川唐代大雲寺塔基出土的用石函銅函、金棺銀槨和玻璃瓶層層相套瘞埋舍利的創新方式不僅為白居易的詩歌提供了十足的畫面感，而且表徵了玻璃（琉璃）作為佛經“七寶”之一的特殊地位，玻璃器在佛教中的使用一直持續到當代。

玻璃器在宋代日常生活和居室陳設中已不陌生，卻又未成主流

玻璃器作為世俗化日用品的時間大約是宋遼時期。作為食器的玻璃酒杯、玻璃碗、玻璃瓶在宋代的宴慶、待客等隆重場合使用，或以玻璃器來裝點士大夫的雅集場所。如：洪适《千秋歲》“代上帥宅生日”中記有：“為壽處，玻璃鑿落斟醽醁”。南宋周密在《齊東野語》提及友人紫霞翁“供客以玻璃瓶洛花，飲客以玉缸春酒，笑語競夕不休，猶昨日事”。而宋人繪畫中頻繁出現的玻璃器也表明玻璃在宋代各個階層的日常生活和居室陳設中已並不陌生。

然而，由於中國有著悠久精湛的制瓷工藝，宋代瓷器已成為了普通家庭的日常用具，相比之下，玻璃易碎，且經不住驟冷驟熱，雖然宋遼至元明時期佛教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玻璃器數量增多，且出現玻璃動物、瓜果、燈、簪等多樣品種，但玻璃器在古代一直都沒有發展成為我們國家的主要日常用具。甘肅漳縣汪世顯家族第20號墓出土的一套精美的天藍色玻璃蓮瓣託盞彰顯了元代（官造）玻璃製作的最高水平。山東博山從元代開始就已成為我國玻璃製作的中心，明代不僅向朝廷進貢玻璃器物，而且在清代內務府造辦處玻璃廠還有博山玻璃工匠供職的記錄。博山元末明初的玻璃作坊遺址是我國首次發現的古代玻璃生產遺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其出土文物包括玻璃爐具、玻璃料、玻璃簪、珠、環等。

玻璃盤，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公元前165年至公元前113年，河北省博物館藏

藍色玻璃瓶，北魏，大同市博物館藏

清代玻璃作製作的玻璃器物，在世界玻璃史上畫下濃重一筆

世界玻璃藝術發展中有一個明顯特徵，即每一次的玻璃製作繁榮期都發生在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時期（國家和地區）。玻璃總在具有活力和多層次文化的背景中形成其獨特的創造性表達方式：公元前埃及文明的鼎盛時期，公元紀年時統治歐亞板塊的羅馬帝國，14、15世紀經濟實力雄厚、處於文藝復興的威尼斯，18世紀的中國清代等等，毫無例外都出現了玻璃藝術的繁榮期。

康熙三十五年（1696）造辦處在皇城內蠶池口天主教堂西偏設立了玻璃廠，專門為皇家制作玻璃眼鏡，玻璃瓶、碗、杯、盤、罐、渣鬥、水丞、筆筒、筆架、鼻菸壺、香爐等器物，用於光學、生活日用、陳設、賞賜、宗教禮儀等各個方面。

康熙時期中國的玻璃器顯現了西方吹制玻璃的主要特徵，以單色為主，薄而透明，造型流暢輕盈。雍正朝之後，很少有製作水晶般透明的玻璃器物，此時透過使用切、割、雕、琢方式來揭示玻璃材料模仿其他材料的特性受到青睞，玻璃器物呈現簡單的造型、多樣的顏色且主要是半透明或不透明為主。乾隆時期是整個中國古代玻璃製作的最高峰，生產規模和創新品種不斷增多，玻璃材料的價值等級提升，並形成了明顯的風格體系。

宮廷造辦處玻璃廠（玻璃作）製作的玻璃器物是清代玻璃最高水平的表達，其興盛不僅與皇家的支援、西洋來華傳教士的技術引入有直接的關係，同樣還得益於中國悠久強大的工藝美術傳統，陶瓷、玉器、青銅、漆器等都為玻璃的造型、顏色、裝飾提供了無窮無盡的靈感。在中西文化技術交流的背景下，清代玻璃的新品種包括有寶石紅色玻璃、金星玻璃、金剛鑽刻花技術、玻璃胎畫琺琅工藝，以及開創性地研發了玻璃套料雕刻技術，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風格特徵，在世界玻璃史上畫下濃重的一筆，影響了後世。

自清代開始，玻璃以其獨特光學效能和美學表達融入建築藝術中

在當代人的腦海中，可能對玻璃的認識更多來自於玻璃窗，習以為常的玻璃窗在古代可是稀罕物。中國古代建築，無論官署還是民房的窗戶多以紙糊，玻璃作為建築門窗的使用材料較早的證據可見於東晉葛洪輯抄的《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照達，毛髮不得藏焉。”到了唐代，“玻璃窗扉”繼續作為建築裝飾材料在宮廷中得以應用，唐懿宗年間中進士的王棨曾奉旨寫過一篇《琉璃窗賦》：“窗戶之麗者，有琉璃之制焉，洞澈而光凝秋水，虛明而色混晴煙”。因此，古時玻璃為建築裝飾物僅為宮廷、達官顯貴之所用，且很少見。五代、宋的文獻古籍中目前還沒有找到琉璃窗的相關記載。到了元代，《馬可·波羅遊記》一書中描述元宮殿時曾道：“窗上玻璃的裝置，也極為精緻，猶如透風的水晶”。

直到清代，琉璃窗作為建築材料在清中期的宮廷中得到廣泛應用，多使用從粵海關及官員進貢的歐洲進口平板玻璃片，價格十分昂貴、稀有。康熙年間內務府的記載中暢春園已安玻璃裝修，雍正時期，平板玻璃開始在紫禁城中使用，但只在一扇窗的中心位置安裝，其餘部分仍用紙糊，稱為“安玻璃窗戶眼”，之後也有采用“滿安玻璃，碎分成做”的方法，即用小料拼裝成整塊的玻璃窗，以代替紙窗。直到乾隆中葉，才發展至“滿用玻璃”，即一個窗戶鑲嵌一整塊完整的大玻璃，當然還會在門窗的木隔扇中鑲嵌帶有繪畫的玻璃用以裝飾等的做法等等。乾隆皇帝的多首御製詩中都曾細緻地描寫並讚譽玻璃窗的特質，比如《玻璃窗》中詠道：“車窗懸玻璃，障塵勝紗帷。內外虛洞明，視遠無纖遺。可避輕風寒，還延暖日曦。惟是聽受艱，揚言聲似卑。耳屬或不聞，目成乃可知。明目信有濟，達聰非所宜。致用當節取，格物理可推。”可見，自清代開始，玻璃除了以日用器物的形式再次迴歸中國人的視野，同時以其獨特的光學效能和美學表達融入到建築藝術中，並從精神和物質兩個層面逐漸深刻影響社會的文明發展。

（作者為上海視覺藝術學院副教授、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亞洲玻璃策展人）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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