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外交大臣克萊弗利日前發表任內首次重要演講，稱英國要制定長達20年的政策目標，與亞非拉“塑造世界未來的國家”建立新的夥伴關係。那麼，英國宣稱啟動這個所謂“耐心外交”是外交政策的重大轉向還是一時心血來潮？更關鍵的是，現在的英國真有這個“耐心”嗎？

克萊弗利的表態應該說並不讓人太過意外。一方面，作為曾經“日不落帝國”的英國雖然今非昔比，但也還是有著大國情結。脫歐之初，英國時任外相約翰遜就提出“全球英國”的口號，號稱要更好地擁抱全球化，更自由地處理與其他夥伴的關係。但脫歐之後，這一設想並沒如期實現。在政策選擇上，英國除了緊抱美國大腿，與歐盟、俄羅斯和中國等各方關係都沒處好，連美國都認為英國的戰略價值下降，至今無意與英國簽署後者急切想要的自貿協定。所以，與其說英國是要在原來外交格局基礎上錦上添花，不如說是想跳到外圍迂迴作戰。

另一方面，英國新政府也需拿出切實舉措來化解內外困局。蘇納克政府當前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在於國內政治分化日趨加劇，無論保守黨和工黨之間還是保守黨內各個派別之間都在明爭暗鬥，無論對內還是對外政策要想達成一致都很困難，要在這種高度撕裂的政治氛圍下突破原有政策框框難度巨大。蘇納克政府亟需拿出一個分歧沒那麼大的政策來凝聚一些共識。所以，與其說英國是在制定新的外交方向，不如說是在後脫歐時代的迷失中重尋自身定位。

為此，英國這次把眼光放到亞非拉地區的新興國家身上，強調“將對塑造世界未來的國家進行信心投資”。但事情很多時候都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英國調整外交政策的努力同樣面臨諸多制約。

首先是自身能力不足。英國現在面臨經濟衰退和通脹高企等考驗，這些問題雖然歐洲大陸普遍存在，但在英國卻是與脫歐的負效應疊加，情況更糟。加上美國在搞《通脹削減法案》挖包括歐洲國家在內一眾盟友和夥伴的牆腳，英國同樣從中受害。先前特拉斯在“小預算方案”中提出大幅減稅和補貼計劃立即引發市場劇烈震盪，就連蘇納克當時也批評那是“虛幻經濟學”，其實說到底不就是沒錢鬧的嗎？英國預算赤字和政府債務都正面臨50年來最高水平，還要花那麼多錢去高調支援烏克蘭，“投資未來”至少在當前階段明顯力有不逮，何況這在國內“沒有立即可見的紅利”。

其次是在亞非拉地區不怎麼受待見。英國作為一個曾經的殖民帝國，歷史並不光彩，當今世界的熱點問題中有不少都是當年英國人遺留下來的。在亞非拉國家眼裡，英國的形象和信譽都不算好。英國外相剋萊弗利說，印度、印尼和巴西等國家的人口結構比幫助建立二戰後全球秩序的英國傳統盟友年輕得多，它們的影響力將越來越大。這一點沒錯，世界東昇西降的大勢擺在那裡。但問題在於，英國是真心在為這些國家的發展著想嗎？即便是，它又能拿出多少國際公共產品來幫助亞非拉國家呢？這些現在都還是問號。如果只是想著撈好處，還秉持高人一等的心態指手畫腳，就更別指望人家會真心接受。

再次是立場自相矛盾。英國一方面把亞非拉視為未來投資的方向，但同時又試圖把中國從第三世界剔除，視為在這些地區的競爭對手。當然，英國乃至整個西方現在對中國的態度都有一定矛盾，既把中國視為合作伙伴，無論國際經貿合作還是全球治理都離不開中國，同時又擔心中國實力增長太快，尤其是成功走出一條非西方的發展道路成為亞非拉國家效仿參照的榜樣，這讓它們更加擔心自身建立在當前國際制度體系基礎上的霸權逐步喪失。這種矛盾很可能會讓英國“耐心外交”陷入模糊和搖擺，弄不清到底是去亞非拉搞發展合作還是去跟中國競爭的。

最後是政策恐難持久。前面的特拉斯政府已經讓英國國內乃至國際市場成了驚弓之鳥，現在蘇納克政府只能“穩”字當頭。有著豐富經濟方面履歷的蘇納克並非沒有想法，奈何空間有限。國內政治分裂甚至保守黨內派系競爭加劇使當前政府也是一個“不知道能持續多久的政府”。這般處境下，它被外界預期難有大的作為或長遠規劃。

因此，雖然英國外相提出了“耐心外交”，但一個陷入脫歐後戰略迷茫的英國，一個被內外麻煩纏身的政府，加上一個不知能在多大程度上付諸現實的“構想”，著實難以讓人抱有太多樂觀期待。（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