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樂指的是什麼意思

弓，是一種最古老的彈射武器，古代多用於狩獵和戰爭，後也用於健身和競技。我國是最早記載弓箭發明的國家之一。據傳，黃帝之子揮“始制弓矢，官為弓正，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張姓家族即源於此。在漫長的農耕和冷兵器時代，弓箭作為重要的生產工具、武器裝備及健身競技器材，在人們的經濟、政治及文化生活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對中華文明的整體走向和發展產生過至關重大的影響。

到春秋戰國時期，弓箭作為遠射兵器已被普遍使用。“兩軍相遇，弓弩在先”，無論是攻城守鎮，還是衝鋒伏擊，弓箭都是首選的利器，練習射技也由此演變為教育、競技和社交的重要內容。當時，“射”作為一種技藝，被列為公卿大夫必須通曉的“六藝”之一。《周禮•保氏》講，“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五射”就是五種射箭技術，將其排列第三，並與其他五種技藝同“養道”並論，足見當時人們對射藝的高度重視。在古代中國，有一身高超的射箭本領，不僅是武功的標誌，也是美德的象徵。民間傳說和史料中有許多與射箭相關的美麗神話和英雄故事，如遠古時期的“后羿射日”、春秋時楚國人養由基“百步穿楊”、漢代飛將軍李廣“強弓四射，箭如飛蝗”等等。

弓，通常由富有彈性的弓臂和柔韌的弓弦構成，射手透過拉弦張弓積聚力量，然後瞬間釋放，便可將扣在弓弦上的箭或彈丸射向遠處的目標。射擊的總體要求，一是要準確，二是要有力，以利於有效擊中目標，因此，持弓的角度和拉弦的力度十分重要。

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七章講：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言簡意賅，精練地闡釋了射擊的基本要領，說明他對弓箭和射藝是十分熟悉的。但是，老子的本意不在射藝，而是希望人們透過這種最常見的事物，體悟其中所蘊含的“天道”和“人道”，明白其中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他接著講：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這段話，總的意思是說：道，或自然的法則，就像張弓射箭一樣，弦位高了就壓低它，弦位低了就抬高它；弦拉得過滿就減損它，弦拉得不滿就補足它。自然的法則就是，減損有餘的以補充不足的。但是，人世間的法則卻不是這樣，它是減損不足的以供奉有餘的。那麼，誰能把有餘的拿出來供奉天下？只有有道的人才會這樣。

所謂“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核心理念是適度、均衡、守中：方向要不偏不倚，正中目標；力度要不輕不重，恰到好處；透過反覆地糾偏校正、損餘補缺，形成規律性的自我調控，使事物處於良好的均衡狀態。這就是“天道”。

在老子的理念中，“守中”是自然的基本規律，是“天道”的本質特徵和重要內容。“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大自然會自動地調節各種力量，使之處於平衡、均勻的狀態：四季運轉，暑酷即秋來，寒嚴即春至；生死輪迴，物幼則蓬勃，物壯則老死。天地之間，因此而生機勃勃、永續不斷。他在第五章曾講，“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說明“守中”是天地運轉的規律性特徵。其第四十章所講“反者道之動”，也有“守中”的意義，即，“道”的運動在於事物矛盾因素的相互轉化，物極必反，否極泰來。“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因此，做人做事要避免走向極端、避免兩極分化。

老子講“天道”，意在指點“人道”，特別是那些違反“天之道”的“人之道”。他指出，“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其所謂“人之道”，實質上是指當時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風尚，特別是統治者的治國和為人之道。老子認為，當時社會嚴重地兩極分化，根本的原因在於統治者的“損不足以奉有餘”。王公貴族已然富得流油，卻依然貪得無厭，利用各種手段，盤剝掠奪，搜刮民財。這種政治、經濟制度和治國之道，必然導致上層腐敗，民不聊生，社會失去平衡，反抗和動亂就在所難免，統治者的統治也終將難以維繫。因此，老子不得不無奈地嘆息和呼籲：“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沒有說“我們要改朝換代”，而是說“我們要‘有道者’”，也就是說，要用“有道者”替代現行的“無道者”。

老子的這套理論，實質上暗含著兩個革命性的推論：第一，現實的“人之道”，不是“有道”，更非“聖人”之道；第二，社會需要“有道者”去改變現實的“人之道”。遺憾的是，老子未能將自己的理論進行到底，而是再次地回到了他思想的老路：即，每每論及重大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他總是希望透過道德的手段和途徑來解決，而缺乏有效的經濟和政治主張；在他的眼中，百姓只是需要同情和“愚之”的物件，而非社會的中堅力量，所以他總是將一些社會重大問題的解決寄希望於“聖人”的現出，寄希望於統治者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剋制，而非真正的社會變革。所以最後不得不老調重彈，“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這就難免使他的思想陷入幼稚的空想和空洞的說教，使人們看不到任何實現和現實的希望。其政治的兩面性，導致了其思想的軟弱性，也是其理論的一個致命弱點。

但是，值得肯定的是，老子提出的“有餘以奉天下”具有非常積極和合理的意義。從現代經濟和政治學的角度看，消除分配不公、防止兩極分化，是政府及全社會必須高度重視和著力解決的問題，其中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透過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手段，調節過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以體現社會公平正義，推進社會和諧發展。這種方法的本質就是“用有餘以奉天下”。

人類歷史表明，社會需要“有餘以奉天下”的聖人，更需要“有餘以奉天下”的制度。實現“有餘以奉天下”的理想，光靠“聖人”不行，還必須有“聖人”般的制度。

【摘編自《智慧的維度》，張國春著，人民出版社出版。見本書第4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