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繁至簡怎麼讀

昨天說到簡化字的“同音替代”，今天再繼續說說簡化字這個話題。

現在很多人都對繁體字有一種格外的偏愛，把它與“國學”聯絡在一起，儼然成為了一種時髦。

對這種文化現象，倒不妨說道說道。現在興起的這股“國學熱”，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新文化運動直到文革對中國傳統文化逐漸式微的一種反彈。其實，現在好多熱衷於“國學”的人，多是出生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中國傳統文化在他們身上的根底其實是很薄很薄的，不客氣地說，如果給他們一本不帶句讀的舊書，相當一部分人是念不成句子的。也正是因為這些人讀古書不多，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只能靠並不準確的“古文今譯”，所以才能讓南懷瑾、曾仕強等一批口若懸河、劍走偏鋒、離經叛道的“國學大師”在大陸成了氣候。

扯得有點遠了，再回來說說繁體字和簡化字。以我對中國文化源流的理解，自古及今，中國的語言和文字總的方向是由繁趨簡，由雅向俗。這是因為，作為思維與交流的工具，語言文字普及程度越高、入門的門檻越低，越容易為更多的人所掌握，越能更好地發揮其社會功能。

如果我們對歷史稍微熟悉一點就不難發現，中國古代的識字率是非常低的，民國期間不同的專家都有過統計，其資料大致在13%到30%多一點，這也就不難理解在舊中國的社會上有一種職業叫“代寫書信”。

我曾經寫過一篇名叫《最難最美中國話》的文章，其中提到中國話作為一套音節、語調和字形完美統一的符號系統，掌握起來難度非常高。這樣高難度的語言實際上不可能不影響識字和書寫，如果再考慮到過去中國的主要書寫工具是軟筆，書寫效率還要大打折扣。因此，從客觀上講，對漢字的簡化一直有著需求。我們現在使用的簡化字，有相當一部分在古代就作為異體字已經出現了，還有一些是為了追求書寫速度而使用的草書中使用的文字元號。

從實踐的效果來看，五四之後開始推行的簡化字因其便於識別和書寫，在社會上特別是在中下層百姓中廣受歡迎，有力地推動了掃盲運動，極大地提高了識字率，其利遠大於弊。至於現在有人特別是個別臺灣人說什麼 “漢字簡化後，親不見，愛無心，產不生，厰空空，麵無麥，運無車，導無道，兒無首，飛單翼，有雲無雨，開関無門，鄉裡無郎。可巧而又巧的是：魔仍是魔，鬼還是鬼，偷還是偷，騙還是騙，貪還是貪，毒還是毒，黑還是黑，賭還是賭，賊仍是賊＂ 這套文字遊戲，我們拋去這群人的政治偏見不談，只問這些臺灣人一個問題，請你讓一個上小學的孩子準確無誤地寫出“臺灣才書寫憂鬱”這幾個字，看看幾個人能快速地寫出“臺灣才書寫憂鬱”？實際上，前些年我去臺灣，看到臺灣街頭上的商鋪牌匾，裡面就已經出現了不少簡化字，特別是“臺灣”這兩個字，很多就寫成簡化字。所以，在這方面誰也彆嘴硬，簡化字是歷史的選擇，是百姓的選擇，故作高雅的“文化人”儘可以孤芳自賞，但真的犯不上跟老百姓、跟歷史趨勢較勁。

前面說過簡化字，下面再加上讀音接著侃。十幾年前，山東大學的一個教管理學的教授在給我們上課時舉例子說，中國的詩詞是從古到今是越來越複雜，唐詩只要五個字或七個字一句就可以了，到了宋詞又規定出詞牌子，每句幾個字都規定得很複雜。我聽了差點笑噴了。敢情這位不懂得押韻呀！如果對漢語特別是舊體詩詞稍有涉獵的人都知道，漢語詩詞的基本要求是押韻，而押韻也同漢字一樣，有一個從繁到簡的過程。歷史上最早寫詩用韻要按照《廣韻》，押韻的韻部為206部。後來到了唐詩變成“韻依平水”，即按照《平水韻》押韻，韻部共106部。到了宋代，作詞時押韻變成了《詞林正韻》，韻部簡化為19部，有的人通押變成了17部，而且也不像唐詩那樣在平仄上嚴格地遵守“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到了今天創作新體詩只剩下“發花、梭波、乜斜、一七、姑蘇、懷來、灰堆、遙條、由求、言前、人辰、江陽、中東”等13轍，而且基本上不再考慮平仄的因素了。

這說明什麼？說明語言的發展也有一個基本趨勢，那就是從繁到簡，以實用為導向，怎麼方便怎麼來。實際上，我們的字典這幾十年來也有很多變化，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從俗，比如“成績”的“績”字，就從俗由一聲變成了四聲，還有上文中曾經提到過的“蕭”姓，也從俗寫作了“肖”。

因此，我對漢語發展特別是繁體字以及舊體詩詞用韻及平仄不斷化簡的態度是堅決支援的，對那些曾經的文化符號，我們應當知道，但沒必要死抱著不放，至於以此為炫耀，以顯示自己多知多懂，那就更無必要了。

順便說，也就是因為唐詩宋詞元曲在用韻和平仄上的不斷簡化，使得我只敢嘗試填詞而絕不敢做舊體詩，而且即使是填詞也不敢碰《滿江紅》《憶秦娥》等用韻較窄的詞牌，更多地是填用韻較寬而且詞譜比較熟悉的詞，比如《水調歌頭》《鷓鴣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