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裔美國黑人的雙重意識（兩種種族和兩種文化身份）導致了非裔美國黑人作家的雙重聲音和批評家的複雜。當代非裔美國黑人文學批評家休斯頓·A·貝克（Houston A。Baker。Jr）從“人類學”（philosophy of art）的角度出發，基於對非裔美國黑人文學文字的話語與文化之關係的考察和，將文字的內部構成與外部因素或文字的自律性與他律性有機地結合起來，創立了布魯斯本土理論。本文著重探討貝克的布魯斯本土理論的基本意義、文化思想及其文字闡釋的審美維度。

貝克把黑人文字置於黑人文化的傳統之中，置於黑人日常生活的體驗之中加以考察。將黑人文學文字重新加以語境化，從黑人的話語實踐中透視出文本解讀的多種可能性。貝克十分關注黑人的生活體驗和話語表達方式，關注黑人日常生活中的表意特徵。他把黑人，尤其是布魯斯音樂，視為黑人本土話語的最典型特徵，視為黑人文學文字研究的原始依據和文化源泉。因此，布魯斯本土語言研究也就成為貝克文學理論體系的切入點或出發點。

布魯斯作為爵士樂的一種，最早來自棉花田間的農夫和火車工人之中，由黑人的勞動號子與早期宗教的和世俗的音樂相互而形成。後來為了謀生，歌手們彈吉他和拉手風琴到處乞討、演唱，逐步向外傳播開來。如布魯斯的歌手通常站在以鐵路的交叉口為象徵的背景下演唱。歌詞也非常富有隱喻性。如《交叉口的布魯斯》：“站在叉道口，揮旗讓火車走／無人知道我，都從我身邊過”。交叉路口的十字標牌象徵著人類生活的複雜性，選擇的多向性、不確定性和流動性。布魯斯中的“鐵路”常常被視為和審美髮現的潛在可能性，是有意味的象徵符號。這種喻意的可能性來源於火車頭的駛動性或推動力，因為它預示著無限的運動性與自由性。布魯斯音樂人在音樂中轉換或再生產這種能量的原始動力。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布魯斯作為一種“民族記憶”音樂在美國開始流行。貝克說：“美國的者不僅僅知道鐵路有其商業可能性，而且也是黑人音樂的來源之處”

布魯斯融合了黑人勞動的歌聲、教堂的唱詞以及民間的幽默和智慧。布魯斯抒情歌曲體現了非裔美國黑人的一種亞文化的追求、理想與憂慮。布魯斯既是音樂，又是語言，它滲透了黑人的內心體驗和潛意識，如壓抑、痛苦與虛幻、遐想等。布魯斯極富抒情性、虛擬性、象徵性、寓意性、神秘性、互動性和哲理性，具有很高的精神價值或審美價值。同時，布魯斯也象徵著非裔美國黑人民族感的認同。布魯斯本身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顯現了在主流文化中邊緣文化的生存狀態。貝克說：

非裔美國黑人文化是複雜的、扭曲的，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基質的布魯斯隱喻表達。基質就是孕育處，網狀體，一種化石，一種深藏寶石的洞痕，一種合金中的要質，一種可以重新複製或錄製的碟盤。基質是永不停息的輸出點與輸入點，是生產過程中永恆存在的推動力的交織點。非裔美國黑人的布魯斯形成了充滿活力的網狀體，是一種多重複合體。透過這種複合體。我們可以發現非裔美國黑人話語文化的重要特徵。

布魯斯音樂的存在和發展既有它自身音樂的自律性，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他律性；既有音樂的獨特性，又有音樂的互文性。從布魯斯的形成與發展的情形來看，它與文學的本質特徵有著共通性。貝克認為文學和布魯斯音樂一樣，都富有隱喻性、虛擬性、神秘性、審美性等主要特徵。同時，文學也和布魯斯音樂一樣，只有透過發現與黑人生活複雜性一致的手法才可以撲捉到黑人生活的真諦。拉爾夫·艾里森也認為布魯斯最能表達黑人經驗和黑人視野的複雜性。他把布魯斯音樂的特點融入到他小說的結構和之中。鮑德溫運用黑人土語和布魯斯藝術創作了《索尼的布魯斯》和《假如比爾街能夠講話》等一系列作品。在鮑德溫的作品中，布魯斯體現了黑人民族的痛苦和，布魯斯使人們獲得了啟示，使人們認識了自我。

貝克把布魯斯作為非裔美國黑人的一種典型的文化言說，從而提出黑人文字解讀的闡釋正規化和典律。貝克說，他所使用的布魯斯具有多重意義，每一種隱喻都包容了美國黑人文化的本土性特徵。布魯斯的誕生標誌著美國本土文化的王國裡出現了一種具有更強烈的震憾力的音樂，因為布魯斯表現了黑人精神上與話語權力上的壓抑。布魯斯音樂是對主流文化的一種應對策略。概而言之，布魯斯是一種文化存在，體現了非裔美國黑人語言的本土特色、審美特色和意識形態的存在。布魯斯代表了一種的存在，體現了黑人民族的存在。可以說，布魯斯成了非裔美國黑人話語文化的代名詞。

二

貝克的布魯斯本土理論是一種典型的文化批評理論。貝克的布魯斯本土理論體現了他對本土文學的文化哲學反思以及西方當代文論家對他的影響。1980年在《歷程的回顧：黑人文學與批評的》中，貝克認為“說話的主體”（Speaking subject）創造了當代評論者闡釋話語或符碼。但在他現在的研究中，他發現是語言（或符碼）在“說”主體（“Speaking”the subject），主體被“非中心化了”。他說：

在過去的十年裡，我一直在探尋非裔美國黑人文學（和文化）獨特的東西，我確信在獨特的主體性中發現了這種特殊性。但是經濟基礎的客觀性和後結構主義理論的出現改變了我的觀點。我也確信象徵理論和獨具特色的象徵人類學的思想提供了理解非裔美國黑人表意文化的有效途徑。我發現象徵的對應物——實際的或物質的緣由，對於理解非裔美國黑人話語是很有必要的。……從主體中心到主體去中心，從絕對的象徵性到更具有包客性的表意觀點的轉變，是由方言本土理論的激劇力量使然。研究這種思想的途徑來源於對弗·詹姆遜、海登·懷特與謝爾·薩林斯和其他人的著作的嘗試性閱讀，因為我從這些學者的觀察中獲得了不少收益。

貝克認為，方言是一個特定的國家和地區所特有的一種藝術。美國奴隸制的物質條件和非裔美國黑人布魯士音樂的表意特徵的結合，作為一個先在基質，在美國產生了一種強大的、本土的創造力。對經濟基礎和本土方言的關注，產生了象徵型人類學與型策略之間的一種張力，弗·詹姆遜稱之謂“形式的意識形態”或“作為社會象徵性行為的敘事”。詹姆遜關於歷史的非文字性的觀點表明，社會或“環境”是一種先在的歷史或意識形態的“潛文字”。這一“現實”不是外在於文學文字，也不是與文字保持一定距離，而是包含在文字之中，成為文字自身固定的或內在的潛文字。社會往往以“潛文字”的方式存在於作品之中。他以格雷馬斯的符號方陣為例闡釋這一觀點，符號方陣所建構的意識形態的封閉和所表達的二元對立的運作本身正體現了社會矛盾的表徵性投射。因此，外部現實與文字合二為一，社會矛盾只能以文字的形式存在或以話語的形式存在，而終極的社會始終是缺席的。

海登·懷特的新歷史主義作為一種“文化詩學”，打通了文學話語與歷史話語的界線，並使“文學的歷史敘述”成為當代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命題。同樣，歷史話語所稟有的那種“詩性”品質，“以其具有文化意義的形式現實化為一類特定的寫作，正是這一類特定的寫作，正是這一事實允許我們去思考文學理論和歷史編纂（historio-graphy）的理論及實踐兩方面的關係”貝克說，把詹姆遜和懷特的理論引入非裔美國黑人敘事文字的分析，獲得了非裔美國黑人話語中的“潛文字”或“潛文化”，這在以前從未得到有效的關注。

貝克在《美國文學史的重新建構》一文中指出：福科的理論對於美國文學的研究是十分有效的。“作為一種分析，福科的知識考古學認為，知識存在於話語形式之中。人們可以在這種形式本身中追尋其形式的系譜和發現其形式的規則。”福柯認為語言本身就是權力和壓抑的根源，“歷史”是經過運作活動之後的產物，其中滲透著權力和經濟的力量，歷史的“統一性”和“連續性”是一種幻想，真正存在的只是斷斷續續的話語區域。任何史學家的批判任務就是讓那些被壓迫的異己因素訴說自己的歷史。透過福柯，歷史又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在文學和文化批評的議事日程裡，它使人們能夠更直接探討權力、控制、社會壓迫和社會歧視之類的問題。也就是說，它使人們能夠更直接地從歷史的殘酷的、血腥的對抗與鬥爭中去把握文化。不僅如此，福柯的系譜學所表現的對必然性的否定和對生活中偶然性的揭示也為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開闢了通道。貝克認為，由於美國黑人文字產生於一個長期的土語發源地，而此發源地紮根於奴隸販運和奴隸制經濟的歷史現實之中，所以黑人的布魯斯是被壓迫文化的產物，它象徵著一種範例的“話語”。布魯斯是勞動樂曲、團體俗歌（group secular songs）、田間的勞動號子、宗教和聲（sacred harmonies）、諺語式的格言、民間哲學、批判、下流幽默、哀歌挽唱等許多成分的綜合，布魯斯標誌著語言與經濟制度、政治等級制度、神學、性行為以及美國黑人生活其它各個方面的交叉。對於壓抑其受害者聲音的主流文化的語言，布魯斯形成了一種語言上反應的源泉。布魯斯呈現的是另一種不同於主流話語的歷史文化，它是非裔美國黑人真正的歷史文化。它內含了文化支配性權力問題。因而對這種隱含的意識形態是需要做語境化的分析和解剖的。而對這種內化的文化支配權力的解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依託邊緣種族的文化傳統，依據自己的文字特點將其言說方式予以系統化，以形成對這一文字行之有效的批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