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祠南夕望》

湖南，這片21萬平方千米的土地，只是現今的行政範圍，這個行政範圍原來是從湖廣行省更大的範圍裡分出來的。清康熙三年（1664年）朝廷置湖廣右布政使，原來的偏沅巡撫從沅州（今懷化芷江）移置長沙，湖南、湖北才算分家。雍正二年（1724年）湖南巡撫成立，湖南才正式成為獨立省份。所謂

史前的湖南

，是從當前湖南行政範圍出發，以目前的空間框架為基礎，沿著這個框架裡的條條路徑，

用考古學的方法，穿過悠長的時間隧道，尋找古老與現代的因果，尋找湖湘的人之初，文之源，尋找湖南的由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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漵水之浦——屈子峽

屈原對於沅湘一帶地名及山川風物也有相當精緻的描摹，在他的辭章裡，大抵可以梳理出戰國時期湖南某些流域歷史地理的粗略輪廓。屈原在《涉江》中，詳細記錄了他乘車、換船進入湖南，到達沅水中游“漵浦”的過程。

就現有發現而言，距今50萬年前或更早，湖南境內就有了人類活動，湘北澧陽平原河流階地的虎爪山遺址發現了當時唯一能夠留下來的遺物——礫石石器。如果在儲存條件好一些的環境，還可能留下人骨或其他有機物的化石。學術界將那個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命名為“虎爪山文化”，這個稱呼，既代表了湖南自有人類活動以來的第一個時代，也代表了那個時代湖南的歷史和文化。從那時開始到距今20萬年前的歷史長河中，我們不知道這之間發生過什麼樣的變故，那些以萬年為計的時間單位是多麼漫長而遙遠。先人們跋山涉水，在大自然的叢林中覓食和生存，一點一滴地積累著中國人古老的文化基因，積累著知識和智慧。或許數十萬年前某一個祖先的一次基因變異，竟可能穿越時間隧道而存留至今，這既是現代分子生物學的偉大發現，也是人類生命光芒的放射。這光芒是從湘北澧陽平原一帶最先放射，然後沿洞庭湖擴散至三湘四水的。因此，我們在沅水中上游一帶發現了水類群舊石器時代文化，在東西洞庭湖之間的赤山半島發現了類似阿舍利特徵的文化遺存，這些散佈於湖南大地的舊石器遺址見證了那個時代人們的創造精神，他們在湖南的古老家園生息繁衍，櫛風沐雨，砥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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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爪山遺址及出土石器

現有的考古發現無法完全復原那個時期人們的真實生活，舊石器時代的古人類之所以區別於其他群居的靈長類動物，在於他們創造了“文化”，儘管這個文化是那麼原始和簡單，但這是人猿相揖別的鐵證，是人類的智慧閃現，是“神靈”的指引，是複雜思維的勞動。可以想象當時生活的艱難，人們如何採集覓食，如何狩獵捕魚，如何面對險惡環境，又如何分享勞動的收穫。我們無法揣測那個時代人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情感交流，人際交往，包括性與家庭，社會關係與組織形態，這些認知都只能從民族學的原始部落或靈長類的生物群落觀察中得來，這樣得來的知識或許與過去人類的真實生活相差甚遠。

從考古學的收穫中，我們畢竟瞭解到數十萬年的歲月塵封，積累下許多有形的遺產。我們知道隨著年輪的更替，人類活動會逐漸升級，人類生息的地域會進一步擴大，創造的工具也會有明顯變化，這些變化的特徵還反映了本地域風格的形成與發展，也表明其與外部世界有著一定的交流。道縣福巖洞遺址發現的47枚現代人牙化石成為震撼學術界的驚雷，改寫了現代人在東亞出現的舊觀。從距今10萬年開始，東亞大陸的人們已經進入現代人的序列，和我們直接相關的祖先就這樣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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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巖洞遺址出土人類牙齒化石

如果以距今10萬年為時間節點，那麼，在這之後的湖南是否已經成為東亞現代人的原鄉？則是需要慎重考慮的。我們不知道現代人到達湖南之後和這裡原來的人種到底有過何種交流，以及交流之後出現了什麼樣的結果。距今七八萬年的烏鴉山文化和福巖洞一類遺存還缺少關聯的線索。澧水類群的舊石器時代文化特徵大致能夠看出石器製造技術有著自身的傳統和風格，這似乎讓人覺得這裡的舊石器時代的人群和文化具有連續性，正如東亞舊石器傳統200萬年以來的連續性一樣，大傳統背後或許經歷了無數人群與文化的替代和置換，只不過這中間的細節還未被我們發現。

湖南舊石器時代所構建的

兩個具有獨立體系的文化類群

——

澧水類群與水類群

，分別代表了洞庭湖區和沅水中上游河谷山區兩個不同的區域傳統，似乎暗示湖南自數十萬年以來，就一直存在著平地和山地兩種不同的傳統，在文化上有不一樣的表現，這個古老的傳統竟然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這頗讓人驚訝。

或許，在人類的童年，他們所處的環境可能就一同參與了人類習性的培育、文化的塑造和傳統的形成。在恆定的空間裡，一代又一代人群與文化如流雲般，隨時間而生，隨時間而逝，唯空間締造的傳統如無形之手，牢牢握住了根脈——土地之臍帶連線著本土萬物，與天不老，如影隨形。

由此，可以透過湖南舊石器時代的兩個文化類群構建最老的湖南人的童年時光，並透過石器的工藝與工藝變化過程來了解傳統的形成與演進，透過各個舊石器的遺址點來考察當時人類所生存的空間區域，透過埋藏的地層來了解當時的環境。在數個冰期和間冰期的輪迴中，人類如何從山間洞穴來到平地曠野，從居無定所的遊群到搭建臨時營地，再到堆土築臺，造屋定居。居所變化的背後是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這些改變也必然在人類的使用工具中得到體現，那些細小的帶有鋒刃的石器對原來大型砍斫器的取代，暗示食物來源以及食物加工方式的變化，這些石器如果進一步加工和磨製，就會造成新的磨製技術對原來打製技術的取代，這些變化也顯示了新的經濟形態的到來。由此，則進一步激發出關於文化、社會及經濟之改變與器物變遷關係的思考：是人類行為方式和經濟形態的變化導致了器物形態的變化？還是器物的變化改變了人們的行為和生產方式？這或許無法用統一的標準來回答，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歷史流淌於時間之河，時間卻又因歷史而存在，走過漫長的舊石器時代之後，人類迎來了新紀元。

距今1萬多年前，湖南多個地方出現了新的文化曙光，最早發生於道縣玉蟾巖的陶器與水稻，成為日後新石器時代最鮮亮的標誌。我們詫異於新石器革命在這樣一個偏遠的南嶺山地間出現，但又毫不奇怪，人與自然共同進化中的這片土地完全能夠呼應這一革命浪潮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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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蟾巖遺址考古發掘現場； 玉蟾巖遺址出土陶器、水稻

玉蟾巖遺存如星星之火，點燃了數十萬年湖南舊石器時代人們遊歷過的山川，從高地到平原，新石器時代的1萬年朝我們走來，湖湘的1萬年也由此拉開序幕。

新石器文化的火種雖然是在南嶺一帶首先點燃，但最先呈現燎原之勢的卻是距今1萬年前後的澧陽平原。這個平原具備了新石器勃發的一切優越條件，得天獨厚，舉世罕見。1萬年之前，這裡的舊石器時代文化澧水類群已經過渡到十里崗文化，1萬年之久的竹馬—新民遺存在十里崗等文化的基礎上大踏步向前。原野上不再是流動的遊群，定居成為基本的生存方式。定居使得人們不再四處遊蕩，前提是在居所的周圍可以獲得穩定的食物來源，這就必然出現再生產—— 種植、養殖與馴化，稻作農業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起來了。

可以想見，距今1萬年前後的澧陽平原已然邁步進入了新石器時代，這個時代從冰河世紀走來，大地復甦，萬物蔥蘢。一條大河從平原的南部蜿蜒東流，眾多支流編織出澧陽平原的湖沼水鄉，鄰近河湖的低地生長著各種可以採食的植物籽實，湖沼裡魚蝦成群，人們在附近的崗地築屋而居。為了生存之需，還在家園周圍挖掘壕溝。低地近水之處適合水稻種植，稻穀也易於收穫與儲存，於是成為首選的種子，來年播種就可以取得收成。稻作農業在這樣的狀態下發展起來，與定居聚落一同成為史前湖南新石器時代最明顯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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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頭山遺址及其環境

彭頭山文化是目前湖南正式命名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也是長江中游正式命名的最早的新石器考古學文化。它最先出現在澧陽平原，時間跨度為距今1萬—7600年。這是一個很長的時間過程，現有的考古工作還不足以重建這個完整過程的每一環節，在大約2400年的歷史演進中，我們只能看到彭頭山遺址一些殘留的遺蹟，包括圓形的墓葬、廢棄的窖穴、殘損的房基；或者看到八十壋遺址的壕溝和土垣，成排的建築或為倉儲；或者看到杉龍崗遺址遍地的陶器碎片。彭頭山文化時期的墓葬多與房子關聯，意味著逝去的人們可能就近埋葬，也反映著血緣家庭紐帶的緊密。但我們還弄不明白當時的婚姻和家庭的具體情況，也不知道當時的婚姻是否是侷限於族內，或是外來，這些情況或許將來也無法準確瞭解。根據出土的陶器、石器和動植物遺存，我們大體知道彭頭山文化的人們已經有了一定的審美意識，他們可能佩戴著某種穿孔和刻劃的棒飾，他們從事著稻作農業生產，但也採集陸生和水生食物作為補充。他們建造房子，可能一個家庭就擁有一座面積不大的房子——一種用木骨泥牆構建起來的茅草屋，生活和起居均在屋內進行。房子中間有一個火塘，是為炊食而設，休息和睡覺就圍繞火塘。生活用具是一些簡單的陶器，生產工具可能主要是木器，加工木器的則是石質的斧錛之類。一個聚落就是一個具有血緣關係的團體，或有多個具有共同血緣的家族。這些家族聯合組成聚落，形成家族聯合體。他們顯然有一些公共的合作，要參加整個聚落的共同活動，如開挖壕溝、舉行祭祀活動、對外聯絡、水資源管理，等等。那麼，就可能有組織者和管理者，但他的身份和地位可能仍與家族的其他人一樣平等，而沒有特別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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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壋遺址出土蘆蓆、木器

皂市下層文化是在彭頭山文化的基礎上出現的，是其發展的必然結果，一個存在了約2400年的文化被另一個文化所取代，而新的文化又來自舊文化的內部，因此取代不可能是一夜之間完成的，乃是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考古工作提供的材料還不足以瞭解變化最先是從哪個方面開始的，然後再由此鋪開，以至於牽一髮而動全域性。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那我們對於史前社會的認識就會有更大的提高。

皂市下層文化既然在一個古老的歷史文化傳統區域發生和發展起來，自然有很多出自傳統的因素與風格：稻作農業依然是主要的經濟形態，環壕聚落依然是主體的群聚方式，家庭單元依然是基本的社會組織。與彭頭山文化相比，皂市下層文化的聚落面積擴大了，文化覆蓋的範圍擴充套件了，人與自然共生的能力也提高了。由此而導致社會關係的變化，人的觀念變化，傳統亦發生相應變化，創造出來的人工製品也較前一個文化更加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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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市下層文化陶器

大約與皂市下層文化同時的沅水河谷山區，高廟文化以蓬勃之力噴發。這個生長於山區的文化有著輝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那裡的人們或許並不看重經濟技術，而是擅長於精神藝術的表達。高廟文化的白陶，陶器上的影象紋飾是新石器時代出現以來人類所展現的傑出精神文化產品，是其宇宙觀和價值觀的生動表達。看7000年前人類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高廟文化足矣。目前學術界還無法準確認識高廟文化對後世到底產生了多麼重要的影響，也無法準確復原高廟文化傳播的路徑和文化傳播的結果，從已有的零星線索來看，距今7000年以後的中國古代精神文化中，都或多或少有高廟文化因素的影子。這樣一種源自高山河谷裡的東方傳統，竟是如此綿長而深遠。我們無法想象高廟文化所表達的精神意境，也無法參透高廟文化的奇幻影象。在屈原曾經描繪過的沅水之濱和漵水之浦，那是怎樣的一個神秘世界：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

——屈原《涉江》

神人獸面、獠牙圖騰、八角芒星、鳳鳥載日，這是高廟文化給人類奉上的精神大餐，深深烙在了古老中國的前塵往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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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廟遺址遠景及出土陶器

湯家崗文化是受到高廟文化重要影響而出現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高廟文化由沅水中上游向洞庭湖地區傳播擴散的結果。既然如此，是否洞庭湖區的皂市下層文化完全湮滅於高廟文化的浪潮之下了呢？也不盡然。我們看到，皂市下層文化留下的經濟技術傳統完全被湯家崗文化所繼承，稻作農業、環壕聚落得以進一步發揚光大——這不見於高廟文化。可以說，湯家崗文化在經濟技術上繼承了皂市下層文化，在意識形態上繼承了高廟文化，將其合二為一，加以整合和改造，從而顯示出新的生命活力。湯家崗文化向外傳播的力度比高廟文化和皂市下層文化更大，傳播範圍也更廣。湯家崗文化的社會組織更加複雜，聚落的結構比如墓地分割槽分片，隨葬品等級明顯，表明聚落內部和聚落之間都已經出現了分化，這種分化導致了社會複雜程度的加深，呼喚著新的社會體制和機制的產生——文明化的古國曙光已經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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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崗文化水稻田

繼湯家崗文化而來的大溪文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澧陽平原數千年以來的文化積累，洞庭湖地區數千年以來的社會進化，從彭頭山文化到湯家崗文化，從區域內部到區域間的交流，澧陽平原和洞庭湖地區始終都是長江中游最活躍的地區，也是當時中國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這個地區不僅將自身的社會生產力提升到了當時的頂峰，還廣泛參與了長江—黃河遼闊地理空間中的文化交流。到距今6300年前後，終於迎來了新石器時代的里程碑——大溪文化城頭山城池橫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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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頭山航拍圖

城頭山大溪文化城池的建造，是澧陽平原和洞庭湖地區文化與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當然也是澧陽平原與外界交流發展的產物。湖南的歷史山川誕生了中國第一座史前城池，無愧於自虎爪山文化以來的這片厚土和一代又一代在這片土地上勞作生息的人們。

城頭山城池在距今6300年前的大溪文化一期建造，與其說是前無古人的傑出創造，還不如說是數千年以來環壕聚落與社會組織協同進化所致。大溪文化繼承了湯家崗文化的主體因素，也吸取了大量外來的成分，這樣的文化透過傳承、吸收、融合、創新而成，具有鮮明的活力。活力四射的大溪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改造和更新，從而在長江中游獲得了長足發展，也加速了這一地區社會與文化發展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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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頭山遺址大溪文化與油子嶺文化陶器比較

城頭山城池的意義，代表了中國史前時代一種新的社會和文化價值形態的產生，代表了最早中國城鄉社會二元分化的出現，代表了人類群聚新生態的到來，代表了東方傳統農業文明古老模式登上世界歷史舞臺，從這樣的角度怎麼去評價城頭山城池的價值都不為過。

從城頭山到雞叫城，從雞叫城到七星墩、盧保山，從距今6300年到距今4200年前，湖南出現了多座城池，這些城池在群城並立的長江中游具有明顯的特色：雞叫城是一個有著三重環壕的城壕聚落叢集；七星墩是一個有著雙重城牆與護城河，且與周邊數十個聚落相關聯的城壕聚落叢集；盧保山城池是一個只有十餘萬平方米的小城。曾幾何時，洞庭湖區也是群城並立，城池和其周圍的聚落組成一定的社會集團，這必定有一些籌劃者和管理者，肯定也有了統治者和統治集團，負責這樣的社會集團內部事務協調和對外聯絡。這些城池聳立於大河平原之上，開啟了中國第一輪的“城鎮化”運動，這個運動直接催生了長江中游的地域文明，一個曾經輝煌一時、問鼎中原的史前長江中游部族集團在這一波“城鎮化”運動中出現，後來卻消失於歷史煙雲之中，連記載其事蹟的文獻也鮮見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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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墩遺址外城牆發掘剖面圖

前述湖南史前群城並立的那個部族社會集團，後人透過梳理浩如煙海的古史文獻，認為這個集團可能就是傳說中的苗蠻（三苗）族群，而距今4200年前後肖家屋脊文化—孫家崗型別對石家河文化的取代，可能就是傳說中堯、舜、禹對三苗征伐的結果。“三苗數為亂”是征伐三苗的理由。如何亂？卻是不清楚的。如果說三苗代表了石家河、雞叫城等屈家嶺—石家河城池的部族集團，那在這些城池及其相關遺址中發掘出來的考古學遺存有多少“亂象”呢？至少目前還沒有看到，這個社會整體而言是理性、有秩序和務實的。或許，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北上，勢力大舉進入中原，觸及了中原族群的勢力範圍，動了華夏集團的“乳酪”，才是導致華夏族群以伐亂為由對三苗開戰的真實原因。這個原因正好也反映出早期中國形成、國家一統之際的歷史大背景。從“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到“舜卻苗民，更易其俗”，再到禹“以徵有苗”，終於在禹的時代才完成征伐三苗的大業。《墨子·兼愛下》記載《禹誓》大禹的訓詞說：“濟濟有眾，鹹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徵有苗。”啟動戰爭機器的導火索及藉口有很多種，“伐無道”歷來都是最冠冕堂皇的。

▲ 從高廟獠牙獸面到沅陵儺面

三苗之後的長江中游，文化與社會進入至暗時期，史前社會解體。在中原進入風起雲湧的夏商之時，南方一片沉寂。它的再次崛起，要等到千年之後春秋早期楚國興盛氣象的到來。

本文摘編自《吾道南來：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史前湖南》（郭偉民 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6）一書“第八章 湘江北去 吾道南來——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史前湖南”，有刪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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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03-072600-1

湖南地處長江中游南部地區，從1951 年在長沙進行的發掘開始算起，湖南考古已經走過了70 年的風雨歷程。考古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不僅填補了歷史文獻的闕如，更發現了一個不為史籍所載的遠古湖南。本書從考古出土材料出發，以考古學的視野重建湖南的史前時代，闡述了湖南史前社會發展程序，論證了史前湖南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本書可供歷史考古、史前考古、文物等相關專業專家學者及高等院校相關師生參考、閱讀。

（本文編輯：劉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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