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6日，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獲諾貝爾文學獎。評獎詞這樣描述埃爾諾的作品：“她以勇氣和手術刀般的精確，透過個人記憶揭露根源、異化和集體層面的限制”。安妮·埃爾諾1940年出生於法國諾曼底地區的利勒博納（Lillebonne）。埃爾諾（Ernaux）是她婚後的夫姓，她出生時的姓是杜切斯奈（Duchesne）。從1974年發表的第一部作品《空櫃》，到2022年5月出版的最新作品《年輕男人》，埃爾諾至今共出版了20餘部作品。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她的作品已經被翻譯成37種語言。

當地時間2022年12月7日，202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埃爾諾在瑞典學院發表了獲獎演說。2022年12月7日傍晚，埃爾諾在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學院發表了演講。在22分鐘的時間裡，埃爾諾按照時間順序講述了對她的寫作產生影響的人生經歷，以及她對文風和人稱的自覺選擇，討論了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最後她把獲獎的榮耀與所有追求全人類自由、平等和尊嚴的人分享，並且認為她得獎並非個人的勝利，而是集體的勝利。

安妮·埃爾諾的諾貝爾獎證書。版權： © Nobel Prize Outreach；攝影：Clément Morin2022年12月10日下午，諾貝爾獎的頒獎儀式如期舉行。2020年和2021年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均因新型冠狀病毒而取消，今年的頒獎典禮恢復了以往的形式。埃爾諾得到了證書。她還將收到價值約為90萬歐元的獎金。

因歷史的偶然和個人的偶然開始寫作

在演講的開頭，埃爾諾提出了一個問題：“該從哪兒開始呢？我對著白紙問了自己十多次這個問題。”埃爾諾很快就找到了答案：“這個句子我不需要去很遠的地方找，它自己出現了。這個句子簡潔而又暴力。彷彿被刻在碑銘上，不容反駁。這個句子是我60年前在私人日記裡寫下的。‘我寫作是要給我這種人復仇。’”（J’écrirai pour venger ma race）埃爾諾寫下這句話的時候正在上大學，她當時22歲，在魯昂大學的文學系讀本科。她身邊的很多同學都出自本地的資產階級家庭。埃爾諾回憶了她當時對於寫作的態度：“沒有土地的農民、工人和小商販因舉止、口音和沒文化被人鄙視，作為他們的後代，我狂妄地、天真地以為：寫書、成為作家足以修復因出身引發的社會不公。我以為個人的成功足以抹去長達幾個世紀的統治和貧窮。我之所以有這樣的幻想是因為學校已經讓我獲得了學業上的成功。”

正如埃爾諾在與米歇爾·波爾特（Michelle Porte）對談時說的那樣，人不可能在沒有讀過很多書的情況下寫作。埃爾諾在演講中強調兒時的閱讀對她的寫作的影響。埃爾諾的母親非常喜歡閱讀，她會在雜貨店沒有顧客的時候抽空讀小說。而且她也鼓勵埃爾諾讀書，她覺得讀書比學會縫紉和編織更重要。埃爾諾列舉了她小時候讀過的書：《堂吉訶德》、《格列弗遊記》、《簡·愛》、格林童話和安徒生童話、《大衛·科波菲爾》、《飄》。後來她還讀了《悲慘世界》、《憤怒的葡萄》、《噁心》和《局外人》。埃爾諾說她讀到這些書並不是因為學校的推薦，而是出於偶然。埃爾諾談起自己在大學之所以選擇文學專業是因為她想“待在文學裡，因為文學有比其他東西更高的價值，文學是一種生活方式，能讓我把自己投射到福樓拜或維吉尼亞·伍爾夫的小說裡，並且能讓我用文學的方式經歷著這些小說。我無意識地認為文學是跟我出身的社會階層截然相反的一片大陸。”

）在法國巴黎獲得雷諾多獎。埃爾諾回憶了自己最開始寫作時被拒稿的經歷，但是她認為兩三家出版社的拒稿沒有讓她產生放棄寫作的想法。她認為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能重拾寫作，是因為她當時所過的生活讓她遠離了寫作。“在一個角色由性別決定的社會里，身為一個女人所感受到的重負跟身為一個男人完全不是一回事，當時避孕藥被禁止，墮胎是一樁罪行。我當時過著婚姻生活，有兩個孩子，我的職業是教師，我得照顧自己的家庭，我每一天都在日益遠離寫作，遠離我許下的要為我這種人復仇的諾言。”埃爾諾感覺非常痛苦，“我害怕直到死去的那天也沒能推開那扇只為我敞開的門，沒能寫那本只有我才能寫的書。”

然而，歷史的偶然和個人生活中的偶然最終讓埃爾諾重新開始寫作。“我回我父母家度假的第三天，我父親去世了；我開始教課，班上的學生來自平民階層，跟我自己的情況很像；全世界範圍內的抗爭運動。這些因素透過意想不到的、敏感的方式將我重新帶回了我出身的世界，帶回了我‘這種人’的世界，我寫作的慾望因此變得緊迫起來，又隱秘又堅決。”這一次，埃爾諾要寫的東西跟她在二十歲出頭的時候想寫的東西截然不同，她想沉入記憶，挖掘那些不可名狀的東西，讓這些東西重見天日。她想透過寫作理解是什麼讓她最終遠離了她出生的那個階層，她想透過寫作找到她自身的和她之外的原因。

沒有一種文風的選擇是自然而然的

在重新找到寫作的動力以後，埃爾諾開始了文風的探索。2018年6月27日，埃爾諾在法國文化廣播電臺的節目《思想圓桌》上提到波伏娃的語言。她覺得波伏娃寫東西的時候沒有用另一套語言的感覺，她的語言和她的文化都是她自然地在家庭中習得的。埃爾諾認為自己的情況跟波伏娃不同，“我總是覺得自己用著兩種語言，一種是通俗的語言，另一種是合法的語言。”、“我感覺自己身處兩個世界，因此身處兩種文化。”、“這種經驗影響了我的文學觀，也塑造了我的寫作方式”。在這次演講中，埃爾諾更深入地探討了語言風格的選擇。她說：“沒有一種文風的選擇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移民不說父母的語言，跨越社會階層的人不完全說自己父母的語言，他們用其他的詞語思考和表達自己，對於這兩種人而言，文風的選擇有著更多的阻礙。”埃爾諾認為對於兩種人而言，文風的選擇是一種兩難的境地。一方面是從小學會的給事物命名的語言，是母親教給小孩的語言；另一方面是在文學作品鑑賞中的模範語言。用後來學會的、佔統治地位的語言表達他們出身的那個世界的事情就變得很難，甚至是不可能。埃爾諾說在她的文學世界裡，那個她認為是她真正的故土的文學世界裡，是福樓拜、普魯斯特和伍爾夫的作品。普魯斯特的作品對於埃爾諾而言意義重大。2022年11月18日，在普魯斯特逝世100週年之際，埃爾諾參與了法國文化電臺的一檔節目，在一個小時的時間裡埃爾諾談了她閱讀普魯斯特的經驗和她對普魯斯特的理解。節目的後半，埃爾諾還談論了自己的創作。普魯斯特對於年輕的埃爾諾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作家，然而為了展現和理解她經歷的割裂，埃爾諾決定放棄優美的文風。

埃爾諾認為對生活的思考與對文風的思考是不可分割的。“如何能在思考生活的同時不思考寫作風格呢？要考慮到寫作的風格是迎合還是衝撞了既有的、被內化的關於存在和事物的呈現情況。”父親的去世促使埃爾諾認真地思考該用何種風格寫作。“一個在文化上有特權的讀者，在面對書中的人物時可能保持跟現實生活中同樣的高高在上、瞧不起人的立場。”為了打破這種目光，為了在寫作的同時不背叛，埃爾諾從第四本書《位置》起選擇了一種全新的文風。埃爾諾在演講中對這種文風做出瞭解釋。這是一種“中性的、客觀的文風。之所以說它是‘平白的’， 是因為不用比喻，也沒有情感的痕跡。暴力沒有被展示出來，暴力來自事實本身，並非來自文風。找到同時包含真相和由真相生髮出的感受的詞，直到今天，是我在寫作過程一直非常在意的事，不論我寫的是什麼題材。”

埃爾諾還討論了第一人稱在她寫作中的意義。“繼續用‘我’對我來說是必要的。在大多數語言中，從學會說話到死，我們都透過第一人稱存在。而在文學作品中所使用的第一人稱指的是作者本人、而不是一個虛構的‘我’時，往往被認為是自戀。”埃爾諾追溯了從17世紀開始的以盧梭的《懺悔錄》為代表的文學作品讓“我”變得大眾化的過程，“我”從貴族在回憶錄中講述戰功的人稱變成了更為普遍的人稱，“我”確認了作為個人所享有的平等地位。然而，埃爾諾強調自己使用第一人稱並非出於平民的驕傲，而是因為第一人稱作為一種形式既可以是男性的，也可以是女性的，是一種捕捉情感的探索性工具。用第一人稱去探索那些隱秘的記憶中的情感，去探索那些這個世界不斷提供給我們的情感。同時，埃爾諾也指出她用第一人稱寫作是為了追求普遍性。“對我來說，這不是要講述我人生中的事，也不是要傾吐人生的秘密，而是要弄清楚我經歷的情況、事件和愛情關係是怎麼回事，也是要揭露一些只有透過寫作才能使之存在和達成的事，那些事情或許是在其他的意識中、在其他的記憶中。誰能說愛情、痛苦、哀悼和恥辱不是普遍的？”埃爾諾認為當書中的“我”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透明的，變成了一個讀者能代入的“我”，那麼這個“我”就成了跨人稱的，個人的因此變成了普遍的。

法國文學批評界的爭論

埃爾諾對自己不用比喻的“平白行文”風格的解釋以及她對第一人稱也具有普遍性的捍衛，似乎是用一種間接的方式迴應了2022年10月以來法國文學評論界的一部分反應。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揭曉以後，法國文學評論界的整體反應是為埃爾諾獲獎感到高興，因為埃爾諾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女性作家。讀者的反響也非常強烈，在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後，很多書店都貼出了通知，告知顧客埃爾諾的作品已經賣光。伽裡瑪出版社和斯托克（Stock）出版社等在諾貝爾文學獎揭曉以後都緊急加印埃爾諾的作品。在經歷了大約兩週的斷貨以後，加印的埃爾諾作品回到書店。很多書店都推出了埃爾諾主題的櫥窗和專架。

然而，在文學批評界也有一些不那麼友好的聲音。在埃爾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法國文學批評界集中關注埃爾諾。有一些人認為埃爾諾只寫自己的經歷，“過於自戀”；文風過於平白，不配得獎。然而，埃爾諾的作品早已在法國的中學和大學被教授，她的作品也給諸多法國作家帶來了啟發。2022年11月底，因臨近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法國文學界在2022年10月初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後又掀起了一輪圍繞埃爾諾的討論。2022年11月26日，在法國文化廣播電臺名為“反駁”的文學批評節目中，主持人阿蘭·芬基爾克羅（Alain Finkelkraut）一開場就問嘉賓是否覺得有其他人比埃爾諾更配得諾貝爾文學獎。隨後，在這檔節目中，主持人指責埃爾諾“不知感恩”和“對文化懷有恨意”。嘉賓皮埃爾·阿蘇林（Pierre Assouline）認為埃爾諾只會寫“她的世界”和“她自己”。他還嘲諷埃爾諾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參與反對法國政府對物價上漲和氣候變化的不作為的遊行、支援時任不屈法蘭西黨黨首的梅朗雄，是因為她跟梅朗雄都在諾曼底小城伊沃託生活過。他還指責埃爾諾最近沒有聲援伊朗女性。然而，這一點不屬實，因為埃爾諾2022年10月7日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的晨間節目採訪時已經就此表態。埃爾諾認為伊朗女性非常勇敢，並且發問：“我們能為她們做些什麼？”有些人因為埃爾諾的政治觀點討厭她本人，進而貶低她的作品。這一場電臺節目播出後，引起了一輪密集的爭論。

2022 年11月30日，以知識分子、文學和翻譯為研究物件的法國社會學家吉賽爾·薩皮羅（Gisèle Sapiro）在文學批評線上雜誌“等待那多”（En attendant Nadeau）撰文，迴應這檔廣播節目。文章的標題一針見血，“令人不適的介入”。對於薩皮羅而言，埃爾諾的作品展現出了象徵性暴力，這種暴力與階級有關，也有性別有關。而在電臺節目中，主持人和嘉賓都認為埃爾諾只會“搞二元對立”，說“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受布迪厄影響”，甚至覺得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研究路徑深刻地影響了法國的社會學界是一件遺憾的事。對於薩皮羅而言，這樣的暴言顯然是難以接受的。她認為嘉賓指責埃爾諾“缺乏感激”正是在行使一種暴力，是讓被統治者屈服。她還重申了作為知識分子參與辯論應當遵守的規則，引用的時候要注意準確性，而且不能脫離語境去理解一個人的一句話。她在文章中逐一解釋了電臺節目嘉賓討論的埃爾諾的政治態度的具體背景和語境。

2022年12月4日，法國記者、專欄作家達尼爾·施奈德曼（Daniel Schneidermann）在《解放報》發表專欄文章，標題為《安妮·埃爾諾：法國文化廣播電臺是瘋了嗎？》。施奈德曼迴應了法國文化廣播電臺11月底的兩檔節目對埃爾諾的評論。他首先指出法國文化廣播電臺“時代訊號”節目認為埃爾諾不配得諾貝爾文學獎，薩爾曼·拉迪什才配。然後他認為“反駁”節目的嘉賓把埃爾諾形容為一個“愛男人的女人”、“從18歲起一直尋找讓她興奮的男人”是把埃爾諾醜化為一個慕男狂。他在文章結尾嘲諷道：節目嘉賓和主持人用一種不解的語氣感慨埃爾諾的作品在她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就已經被翻譯成37種語言。他用一句反話結尾：“真的是很難理解。整個世界都瘋了，除了法國文化廣播電臺。”

2022年12月8日，法國文化廣播電臺記者、“時代訊號”節目負責人馬克·威茲曼（Marc Weitzmann）在《解放報》發表了迴應施奈德曼的公開信。他在信中首先指出他自己的節目和“反駁”節目並不能代表整個法國文化廣播電臺，因為在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後法國文化廣播電臺也有別的節目表示為埃爾諾獲獎而高興。威茲曼這一點沒有說錯，法國文化廣播電臺在2022年10月8日就邀請了埃爾諾本人和三位研究社會科學的女學者對談，在這檔節目中三位女嘉賓都為埃爾諾獲獎由衷地高興。威茲曼在公開信中表示他仍堅持他在節目中表達的觀點。

埃爾諾在演講中完全沒有提到以上這些人圍繞她個人和她的作品產生的爭論。不同的人完全有理由對她本人和她的作品持有各種各樣的態度，並且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態度。埃爾諾的作品在不同的國家被說著不同語言的讀者閱讀，這件事已經說明了埃爾諾的作品具有打動人心的魅力。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6日，瑞典斯德哥爾摩，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獲得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展出。

作為女性作家得獎是集體勝利

在演講的後半段，埃爾諾討論了女性身份與她的寫作的關係。身為女性的經驗，尤其是與女性身體有關的經驗觸發了埃爾諾的寫作。埃爾諾曾在墮胎尚未合法化的時代秘密墮胎，這件事對埃爾諾的影響很大，她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寫道這段經歷。“我想描述一切發生在我作為女孩的身體上的事情，描述發現愉悅的過程，描述月經。因此，在我1974年出版的第一本書中，在我還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我寫作的維度其實已經確定了，這個維度既是社會的，又是女性主義的。從此以後，為我這種人復仇和為我的性別復仇成了一件事。”埃爾諾提到她是從她身為女性的經驗、身為社會內部的移民的經驗和從記憶出發開始寫作的。“我對寫作的投入就好像我把自己押上了，我能做到這樣是因為我相信而且確信一本書能改變個人生活，能打破因為忍受和隱藏一些事情所經歷的孤獨，能讓人用另一種方式思考。當不可說的東西被說出來，它就是政治的。”“我們在當今女性的反抗中看到了這種現象，女性找到了打亂男性權力的詞語，站起來了。”埃爾諾還提到了伊朗女性的反抗。

埃爾諾提到了女性在文學領域中的地位。她說：“女性創作作品的合法性尚未確立。在法國，在全世界，都有男性知識分子認為女性寫的書就是不存在，他們從不引用這些書。瑞典學院對我的工作的承認是一個指向所有女性作家的訊號，預示著公正和希望。”“因為階級和/或種族以及性別而產生的統治關係被內化，只有那些經歷過這些統治的人才能感受到。在說出在社會層面上不可說的東西的過程中，可能實現個人層面的乃至集體層面的解放。透過挖掘所見的事物和價值觀來破解現實世界，這個過程是透過語言實現的，是透過各種語言實現的。就是要打亂現實世界的既定秩序，就是要打破現實世界的等級體系。”

埃爾諾認為文學寫作作為一種具有政治性的行為和她面對一些事件、衝突和思想時表達出的政治立場完全是兩件事，不可混淆。文學作品和政治表態是分開的。文學作品是由讀者評判的。而她在政治上的表態與法國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傳統有關，法國的作家和知識分子一直對法國的政治表態，並且參與社會性的鬥爭。她認為當下歐洲正在經歷一場暴力的戰爭，保守和封閉的意識形態抬頭，排斥外國人和移民，放棄那些在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的人，監視女性的身體。面對這一切，她認為她跟所有有人性的人一樣，都有保持警惕的義務。

關於得獎這件事，埃爾諾並不覺得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一項個人的勝利”。“我這樣想不是出於謙卑，也不是出於驕傲。這個獎在某種程度上是一項集體的勝利。我與所有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追求全人類的自由、平等和尊嚴的男人們和女人們共享這種驕傲，不論生理性別，不論自我認同的性別，不論膚色，不論文化。”她還提及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強調要為後代保護好地球。

在演講的結尾，埃爾諾呼應開頭的提問。“如果重提我在20歲時許下的要為這種人復仇的諾言，我說不好我是不是已經兌現了這個諾言。我是從我這種人那兒，從我的祖先那兒，從從事讓他們早早死去的重活的男人們和女人們那兒，獲得了力量和憤怒。是這種力量和憤怒讓我有了在文學中給他們留一個位置的想法和野心。”埃爾諾相信文學，並且相信文學能讓人獲得自由。在最後，她說：“我要把我自己作為一個女人和一個跨越社會階級的人的聲音刻在文學中，文學永遠是一個讓人獲得自由的地方。”

2022年12月10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厄諾在斯德哥爾摩從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過諾貝爾獎。圖片版權： © Nobel Prize Outreach；攝影：Nanaka Adachi2022年12月10日，在頒獎典禮後的晚宴上，埃爾諾在斯德哥爾摩市政廳做了簡短的致辭。她提到了195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加繆。“65年以後，我在這裡”，“既震驚又感激”。“我感到震驚，是因為人生的軌跡和充滿偶然的、孤獨的寫作探索像是一個迷。我非常感激，是因為我跟加繆以及我敬佩的已經去世的和當代的作家在一起。”她說因為獲獎她對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要去尋找現實，去尋找一個可以與人共享的真相”。

《超級8時代》2022年12月14日，埃爾諾與她的兒子合拍的電影《超級8時代》將在法國的院線上映。在這部紀錄片中，埃爾諾一家1972年購買的超級8攝影機拍下的無聲影像被重新剪輯，配以埃爾諾本人所寫並朗讀的旁白。20世紀70年代正是埃爾諾開始寫作的時代，這部紀錄片展現了埃爾諾在婚姻生活中的掙扎和她對寫作的追求。

埃爾諾今年82歲，她仍在創作。當伽裡瑪出版社提議在“四開系列”（Quarto）出版她的作品選集時，埃爾諾曾一度拒絕。她後來還是答應了，2011年收錄了埃爾諾主要作品的選集《書寫人生》（Écrire la vie）出版了。不過，她堅決反對在她還活著的時候被收入“七星文庫”（Pléiade）。她說她不喜歡合集、全集，因為感覺像是畫上句號，意味著結束。在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曾有人問她是否還有沒有寫過的回憶，她回答：“還有。”讓我們一同期待埃爾諾的新作品吧。

【本文作者欒穎新正在翻譯兩部埃爾諾的作品，分別是《年輕男人》與《寫作是一把刀》。預計2023年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文中引用的諾埃爾演講內容均來自諾獎官網© THE NOBEL FOUNDATION 2022；相關文章：安妮·埃爾諾：文學中的社會學視角和歷史學追求】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