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們今天的文化、傳統、習俗、審美等諸多方面，深受過去長期形成的社會行為和文化傳統影響。瞭解過去，才能更自在地活好當下。《碌碌有為》一書，聚焦微歷史，展示更細節的中國。“東西問”客戶端經授權對其中部分內容進行轉載，今天為大家帶來近代以來服飾演變的故事。』

旗袍文化節上的旗袍展示（中新網資料圖）

中國服飾在近代發生的變化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說社會風氣導致了服飾天翻地覆的改變，而且這個時期的服飾變化影響深遠，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改變的印跡在今天的服飾上依然能夠找到。

這種服飾的變化是從上到下的。1903年，清政府派駐到德法的特使裕庚卸任回國，剛剛抵京，慈禧太后就在頤和園召見裕庚夫人及其兩個女兒德齡和榮齡，並特別指示說要她們穿西式服裝進宮，想看一看西式服裝究竟是什麼樣的。由此可以看出，西式服裝的影響已經初露端倪。

到了後來，一般民眾甚至下層百姓的服飾也在發生變化。婦女穿洋裝、燙短髮，高領長袍搭配紅鞋子，這樣的裝扮成為潮流。在晚清的成都，妓女經常成為引領時尚潮流的人，因此正派但穿著時尚的女子往往會被誤認為妓女。據一則新聞報道，三位穿著時尚、遊勸業場的女子便被懷疑是妓女，引得一大群人圍觀，最後警察不得不叫來轎子把她們送回家。

在許多西方人的眼中，旗袍絕對是非常能代表東方女性神韻的著裝樣式。

旗袍這種流行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女裝，不光能展現女性嫵媚的身姿，其演變的背後也體現了社會思想的轉變。

在張愛玲看來，在中國，自古以來女人的代名詞就是“三綹梳頭，兩截穿衣”，上衣下裙的兩截穿衣與旗袍樣式的一截穿衣的區別似乎很細微，可是20世紀20年代的女性在男女平權之說的薰陶下，排斥一切女性化的事物，所以初興的旗袍是“嚴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風格”，這便是女子蓄意模仿男子的結果。

之後旗袍的演化與最初從滿族服裝演化而來的旗袍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增加了西式服裝裁剪中裝袖的工藝方法，使旗袍能夠貼體，更好地展現女性曲線；另一方面，現代審美意識使女性樂於展現形體之美，出現了短袖甚至無袖、高開衩、緊腰身等多種變化。

1929年，國民政府制定《制服條例》，將旗袍確立為現代中國女性的“國服”。宋美齡一生都喜愛旗袍，當時的電影明星蝴蝶、阮玲玉等多次在雜誌上呈現穿著旗袍的身姿，流行文化對大眾服飾的影響也不可忽視。

民國男子的服裝也產生重大變化，西裝和中山裝成為日常服飾。

尤其是作為“國服”的中山裝，具有極強的政治含義。

作為反清革命領袖，孫中山深諳改革服裝的政治象徵意義，也將短髮易服視為革命性的標誌。他深感穿西裝的不便，也覺得中國傳統服裝過於陳舊、拖沓，所以親自致力於新服裝的創制。而中山裝自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逐漸成為當時黨政要員的首選服式，其中不乏追隨“國父”之意。

在設計上，中山裝具有非常強的象徵性，折射出三民主義的理念：前衣襟的五粒釦子代表“五權分立”，四個口袋象徵“國之四維”，三粒袖釦則表達“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於是中山裝成為“革命”在身體空間的象徵符號，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袍服制一統天下的局面，它的流行也代表著服裝平等化觀念的出現。

西式服裝的流行不拘於男女。西式女裝的主要樣式有連衣裙、職業女性西式上衣和短裙、呢制大衣、毛皮大衣、玻璃絲襪等。到民國時期，上海的女時裝店很多，徐志摩的夫人陸小曼和上海知名交際花唐英一起成立了“雲裳”時裝公司。時裝店都是顧客到店選定衣料和樣式，然後裁縫量體裁衣，縫製過程中還要試樣，裁剪、縫製、熨燙等，都有嚴格的分工。

而民國男子的日常西服，面料多采用進口呢絨，紐扣有單排，也有雙排，配以西式襯衫、西服背心穿著。民國時期許多知識精英喜歡西裝樣式，像鄒韜奮、章乃器、蔡元培等從西方留學、受到西方影響的人物都喜歡穿著西裝。

在新舊交替的時代，北京大學裡留著辮子、穿著長袍馬褂的辜鴻銘和留學歸國穿著西裝、剪短髮的胡適之的形象，也成為那個時代在服飾上的縮影。

新式服飾的流行以及新商品的出現，創造了新的生活方式。

那些喜歡穿著流行時裝的女子當時被叫作“摩登女郎”。“摩登”是英文“modern”的音譯，以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上海開風氣之先。“摩登”有現代的意思，也有新的、進步的意思，在這種意識的引領下，傳統禮儀中的服飾也發生了變革，其中以婚禮服飾改變最為明顯。傳統婚禮中，新娘著大紅色上衣和裙子，鳳冠霞帔是通常的婚禮禮服樣式。晚清民國時期隨著基督教的傳播，西式的基督教婚禮成為中國基督教徒的一種禮儀方式。白色婚紗在基督教中象徵著愛情婚姻的純潔與神聖，當西式婚禮和禮服成為一種時尚時，大家採用的並不是其文化含義，而是時裝上的流行意味。尤其是1927年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大婚，宋美齡的新娘著裝給大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宋美齡穿白色長裙禮服，身後拖著銀線繡花的白色長紗，手捧一束康乃馨。第二天的《申報》上，宋美齡著白色婚紗、風姿綽約的照片，令無數青年女子仰慕不已。此後，國內婚紗廠家相繼建立，婚紗便在社會上廣泛流行起來。

關於服飾的改變，很多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中都有所體現。

在茅盾的小說《子夜》中，一開始就用了對比的方式：剛從農村老家來到上海大都市的老太爺在一系列現代文明的過度刺激下一命嗚呼，他無法忍受女人的新式裝束，這些裝束不僅展現女性的輪廓，還露出胳膊、大腿，紗質的衣服更像是半透明的，讓他直呼“萬惡淫為首”。

成都民間畫家俞子丹20世紀20年代創作的一幅畫便描繪了這樣一個女孩：她穿著一套流行服裝，留著“最新式的”又短又卷的髮型，在一輛人力車上揮舞著鮮花。

20世紀30年代的漫畫雜誌中也羅列過摩登女郎的“摩登條件”：深黃色紋皮皮鞋、雪牙色蠶絲襪、白雞牌手套、電燙髮等是基礎必備的，更遑論巴黎的香水、口紅，紐約的蔻丹、胭脂，就連咖啡和駱駝牌香菸都成為摩登的印跡。

這樣的記載看似是物質發展帶來的現代化刺激，但更反映了民國時期的中國在思想和文化中，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衝突。

在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民國時期，服飾的流變隨同經濟的發展、社會風氣的逐漸開通、思想的日趨解放，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無論是受西方男女平等思想演化來的旗袍、現代政治理念創造出的中山裝，還是受西方現代文明影響產生的摩登時尚、作為西方宗教文化產物的婚禮服飾等，基本上都形塑了我們今天服飾的基本樣式。（完）（原標題《從旗袍到中山裝 服飾的政治》）

《碌碌有為》由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博士、澳門大學講席教授王笛所著；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