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倫敦，美國人雷納被控謀殺富有的情婦藉以取得其鉅額遺產。著名的刑案辯護律師韋菲爵士不顧健康問題接辦此案。在法庭上，雷納的妻子克莉絲汀竟然做了控方證人，指出雷納的確殺了人。在最後關頭，韋菲接獲神秘婦人來電，表示她握有克莉絲汀寫給情夫的信件。案情急轉直下，雷納被判無罪，然而，真相卻更令人震驚。

這是一部好片子，黑白的畫質，沒有削弱其表現力，反倒能讓觀眾不去關心佈景是否華麗，有沒有特效，而將注意力集中在人物的對白，以及由最基礎的對白表現出的張力。

從一個刑法案例來看美國刑事審判中的對抗式庭審和相應的嚴謹的證據規則，更可以看到制度背後的法律思維。

從法律人的角度而言，程序正義大於實體正義是基本常識，也是基於一般原則高於特殊事實的理解。但會帶來一些事實犯罪的人，由於證據不足不能定罪，在該片問世幾十年後的辛普森案再次驗證了這一點。這是人類認知的侷限導致的，不得不做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題。

影片最後，爵士把妻子對嫌犯的殺害稱作是處決，並決定為妻子辯護，但程式之下逃脫懲罰的嫌犯，死在了私刑報復的刀下，怎麼看也是在提醒，法律不是萬能的，如同高考，只是在最優選擇無法具體實施下的次優選擇，或者不是最壞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