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條件差怎麼描述

第五章 地方工作

一、管理區

回盧氏在民政科工作不長時間，1950 年我就被下派到範裡文峪第四管理區做文秘工作，該區政委史文慶，區長是陳萬鈞。後來範裡文峪又分開區域管理，我留在文峪區做行政秘書工作， 後來，陳萬鈞區長上調縣裡當了縣長，由梅春秀接替區長。

開始第四管理區管轄範圍很大，沿洛河南岸，東至範裡的馮家嶺（洛寧邊界），西至橫澗的石橋村，南到香子坪、白土（與欒川接壤）。區行政秘書工作千頭萬緒，事務繁雜，如接聽上級電話精神，當時，各村都還沒有電話，需要下傳到各村莊工作點的電話內容，都需要再用白紙抄寫幾十份再分別派送，而這都只能讓專門人員步行去送達，重要的檔案精神，是需要我自己親自送交的，一些普通檔案才可讓土改時劃分的地主分子去送達。剛解放那會兒家庭鬧離婚的特別多，有幾百對，甚至上千對，主要還是盡力說服雙方和好，個別矛盾較大難以調解的才上交法院判決；也接受一些民事糾紛，也有時常教育、扣押一些小偷小摸等等。那時，工作強度大，生活條件差，有一段時間，我的腳後跟化膿生瘡，疼痛難忍，是我的同事李文智給我端茶倒水、送飯吃，揹我上廁所，照顧我生活，至今讓我難以忘懷。

在文峪區工作那段時間，我住在區大院東屋三間最北頭一間，一塊木板床上僅鋪一長條褥子，沒枕頭就枕塊磚頭，夏天炎熱， 窗子是老式的也打不開，蚊蟲叮咬，晚上總是休息不好。工作、生活條件雖然艱苦，但能為黨做好工作，為人民服務，我還是很快樂的。當時，最頭疼的是群眾的思想工作難做，好在我的口才還不錯，每遇到開廟會唱大戲，只要是在人多的地方，我就不失時機地開展宣傳工作，講黨的方針政策和上級檔案精神。如1950年前後宣傳抗美援朝，使廣大群眾積極送子參軍，保家衛國；我也曾多次在群眾大會上宣講土改政策，在土改反霸期間宣佈執行槍決一批惡霸地主，為民除害！

二、文化館

1953 年7月，我從文峪區調縣城文化館工作，並擔任文化館館長，主要開展黨的政策落實和文化宣傳工作，當時文化館設在東南街一個院內，下設文化科、電影放映隊及縣劇團（各區辦下設俱樂部），館內有部分圖書，院子有乒乓球檯等文體設施，並在房脊上架有兩個大喇叭。館內工作人員有牛樹森、苗慶祥、張克珍、趙越、餘恩照等七人。

每年春節文化館都要組織大型文化展演活動，特別是縣城附近各村鎮都要派社火隊、文藝演唱隊到縣城匯演，沒戲臺就在西北街用麥草搭棚築臺演出，那時群眾文化娛樂機會少，前來觀看的群眾人山人海，熱鬧非凡。當時，我縣劇團鬍子生李松山唱的戲最受戲迷好評，為了滿足廣大群眾看戲娛樂的需求，我還經常跑外地邀請戲劇名角為我縣劇團壓場助陣，先後到洛陽、開封、山西等地請來金玉梅、趙豔芳、史風梅等名角為我縣演戲並傳授技藝，使我縣戲曲文化迅速發展，贏得領導讚譽和百姓好評。我們不僅在縣城和城區附近演出，還經常深入到西南山的朱陽關、官坡、雙槐樹、五里川等地，為山區群眾送戲上門，百姓拍手叫好，不過那時唱戲還是需要多少掏些錢買票進場的。我也有機會到全省各地去學習觀看豫劇、蒲劇、曲劇、眉戶等劇種劇目。後來，我讓陳定坤同志去山西請來名角演員周香蓮女士，她不僅精心培養徒弟，還經常登場表演，她演的旦角深受百姓喜愛，後來她就在盧氏成親定居。她先後為我縣培養了王潔珍（旦角）、白小愛（花旦）、剛吉（鬍子生）等名角，為盧氏後來的縣豫劇團的發展和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上世紀70 年代由王潔珍主演的豫劇《孟麗君》非常出彩，曾經唱紅了豫陝大地，並揚名西安城，成為盧氏縣豫劇團發展的鼎盛時期。

1953年還在文峪管理區時，經常光耀（文峪區幹部，南蘇村人） 和張鳳芝（文峪區幹部，大石河人）的介紹，我同文峪區磨上村， 十九歲的姑娘周巧雲認識，她高小畢業有知識，長相也不錯，透過一段時間接觸瞭解，雙方都感到情投意合，我們就於1954 年農曆 1 月 23 日，在西街原文化館單位喜結良緣。後於 1956 年農曆9月3 日，我們有了的大女兒寶霞。

三、防疫站

1958 年元月，組織上又調我到縣防疫大隊任隊長，全隊有十幾個人。那年春季我們和省下派的十人醫療組，一起到西南山朱陽關的黃柏溝，獅子坪的淇河、茅河、顏子河等地，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地方病調查防治。當時，查出一些人有性病，主要是亂搞兩性關係傳染的；還有地方性甲狀腺腫，俗稱大脖子病，主要是人體缺碘造成的，我們便無償給群眾發放藥物救治，得到當地百姓積極配合和熱烈歡迎。後來竟還查出一個從南方跑過來的患麻風病的女人，我們非常重視，立即派人把她遣送回老家永城縣，並聯系交給該縣防疫院進行進一步治療。

那幾個月，我們同省下派的醫療隊員一道跋山涉水，不辭辛勞，每天走幾十裡甚至上百里山路，與當地群眾同吃、同住，腳磨爛了，鞋穿破啦，但誰也不喊苦，不叫累，最終圓滿地完成上級交給我們的這次地方病排查防治任務。

返回縣城以後，在上級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援下，加之我們全體防疫隊員的共同努力，於1958 年8月組建成立了盧氏縣防疫站，我任防疫站站長。當時我們的辦公條件很差，單位就在城中北廟巷的一個三間兩層木樓內。那時群眾缺乏對疾病的預防意識，每逢春冬流行性感冒季節，我們就組織全體人員到山上採集中草藥，拿回來就在縣城四個城門口各支一口大鍋熬製預防藥液，讓過往行人免費喝藥防治流行性疾病，深受百姓好評。

我們還多次派站內人員赴省城進修學習醫療技術，儘快提高站內全體人員的防治疾病的能力，同時也聘請了站內外優秀醫療骨幹，為各區的山村培養醫務人員，我們先後舉辦了三期醫療培訓班，為全縣基層培養了一百多位衛生員，極大地方便了廣大山村群眾的看病就醫，同時，也得到了上級領導的認可。

1958年農曆9月25日，我的大兒子東昇在縣城出生。妻子也被安排在原縣印刷廠上班，為了更好地工作，我們就將大女兒留在岳母家照看，大兒子寄養在縣城東街張姓人家（其兒子叫張紅定），當然，家庭負擔也隨之加重了。

1958 至 1962 年三年中，我兢兢業業，竭盡全力幹好本職工作，並努力開創我縣疾病防治的新局面，效果明顯，成績顯著，多次受到到上級領導的肯定和百姓的高度讚揚。然而1962年冬，防疫站發生了一起會計室盜竊現金案件，不僅抹殺了我自參加革命工作以來的所有成績，而且也影響了我人生的前途，時至今日，此盜竊案對我來說還是一個難解的謎團。我清楚地記得，事發當天的清晨，是我第一個發現了會計室門被撬開，並迅速向上級報了案，經查有150 元現金被盜。當時會計室就在樓下，我也剛好住在樓下，同時樓上也有幾位同事居住。當時，縣委宣傳部長雷丁營把我叫去問話，他端著手槍兇狠地恐嚇我說，是我偷盜了會計室的現金，我不承認，他就又安慰我說：這事不大，只要你認下賬，就不再上報，也不會影響你什麼。我本來就膽小怕事，又怕給自己單位摸黑，竟違心地糊里糊塗應承下來，其實我是真沒有做那事，我作為一個站長，也絕對不會去幹盜竊本單位現金的違法事。

不知哪個沒良心的盜賊乾的壞事，卻讓我去背了黑鍋。哎！ 認賬了就得退賠，那時的150元錢對於我來說的確不是一個小的數字，我回到家裡瞞著妻子，編了謊言、悄悄地求借了鄰居王吉照、王生雲和我四伯符振都三人各40元，再加上我購買的公債 30 元，勉強湊夠了那所謂的150元贓款，上交給雷丁營後才算過關。後來，我也曾向上級申訴過此冤案，但都因雷丁營還在那個領導位置上，我的冤案一直未能得到平反昭雪。

事過之後，我也一直耿耿於懷，單位出現盜竊案，作為上級領導的雷丁營，不讓公安局來查，怎麼可以懷疑到我這個堂堂正正的防疫站站長身上，並一口認定我就是盜竊者，還採用高壓威逼和誘騙手段使我屈招，致使我這個老實之人蒙受了一生的不白之冤，卻讓那個真正的盜賊逃脫罪名。我只能認定雷丁營費盡心機捂蓋子，是怕他所管轄的單位出事，讓上級領導知道而影響了他的政績前程，所以，不讓執法部門來破案，將違法案件報成單位內經濟小事，而採用壓制誘騙逼迫我認賬，讓我當替罪羊。時至今日，我已九十歲高齡，壓制陷害我的雷丁營也早已過世，想必我的這點冤屈也將會成為永久的歷史，難以澄清了，現在想起來，我的心也還隱隱作痛。也正因為此冤案，給我的歷史檔案上記下一筆汙點，使我一生在工作單位上只能成為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更不會被委以重任。也許在我的幹部檔案裡還記錄著這一汙點，在一些不瞭解我這個人的眼裡，會認為我真的有此過錯。哎！隨別人怎麼看，這麼多年都過去了，其實我也早已釋懷了，拍著良心想想，我深感自己這一生為黨工作忠心耿耿，為人民服務勤勤懇懇，從來都是小心謹慎、勤儉樸素，不佔公家一分一釐便宜，深入基層，任勞任怨，情繫百姓，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不求名利，不貪功勞，踏實肯幹，一心為公，光明磊落，沒有辦過一件虧心事。這一點在我工作過地方的領導和群眾，會有目共睹的，他們對我的評價和口碑，早已還給我了一個清清白白，盡職盡責的國家好乾部之身。所以，此生也無需去澄清事實真相，再去尋求為我平反昭雪了。而今我亦無怨無悔， 笑面人生，堂堂正正，心安理得！

四、文峪公社衛生院

應該是受防疫站會計室盜竊現金一案的影響，1962年3月我被糊里糊塗從縣城防疫站調出，發配到文峪公社衛生院擔任院長。當時，幹部組織調動非常正常，我也從沒意識到是被貶到鄉下的，所以，也是欣然接受組織調動，立馬到文峪衛生院就職。當時，衛生院設在文峪街東頭一個坐北面南的小院子裡，北面是三間土瓦房，南面有小兩間藥房，靠東面是一間伙房，上屋是我和幾個醫生住室。當時醫院有西醫吳玉丁和賈曉燕，中醫是李志玉，後來又調來了李承啟醫生。衛生員（護士）先後有張聰慧、柴金彩和吳會平等，文峪街上的範國強是夥師。

就是我們這幾個醫務人員，擔負著當時的文峪公社30 多個行政村的醫療衛生工作。全院醫務工作者，幾乎每天都是揹著藥箱深入到各村群眾家中看病就醫，總是早出晚歸，我也經常陪同他們一同下鄉，好多次在返回的路上又被群眾叫回看病，往往是深夜才回到醫院。但大家卻毫無怨言，堅持為群眾看病治病，我們醫院的醫生中屬吳玉丁大夫的醫療水平最高，他曾是大醫院的好醫生，據說因犯錯誤被下放到我們院的，很多病人都慕名前來找他看病的，也正是他給我們公社群眾帶來了福音，當然也為我院經濟收入做出了較大的貢獻。儘管我們醫院經濟困難，但遇到特別困難的病人，有時也免費為他們治療。我覺得全院醫生、護士，人人醫德高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深受當地群眾的歡迎。

在我擔任文峪公社衛生院長期間，多次舉辦農村衛生員培訓班，主要培養他們能熟練接治一般疾病，特別是能接生小孩，確保一村必須有一名接生員，徹底解決了農村生小孩接生難的問題。全院醫務工作人員無論白天黑夜，總是隨叫隨到，我們常常是吃了上頓，顧不上下頓，但從沒有人喊苦叫累。多次受到縣、公社的獎勵，也得到了群眾的一致好評。

我們醫院是自負盈虧，院內開支非常緊張，經常是進藥缺錢，職工也常常發不下工資，我身為院長，工資上級也不給一分，都要靠醫院的收入自負。我們工作條件差，時常連職工們的生活都難以保障，但我們還是咬咬牙挺了過去。記得我親戚來院裡看病，當時賬全部記在我的名下，自己的工資本來就不高，為了儘早還上院內的醫藥費，有幾個月都得勒緊褲帶還錢。

有時我還被公社下派到村裡駐隊，駐隊期間，我總是要深入到群眾家裡，瞭解他們看病就醫的實際問題和意見，然後認真記錄下來，回到醫院，就和同志們認真研究解決百姓看病就醫的突出問題。

我在文峪衛生院工作五年期間，先後舉辦過兩期村級衛生員培訓班，基本達到了一村一個衛生員，解決了農村群眾看病難的問題。那時，我經常帶醫生夜裡到磨上、麻家灣、楊家場等村莊看病。記得一次夜裡到麻家灣接生，遇到一個雙胞胎的孕婦，我帶的醫生心裡有點緊張，她怕自己處理不了，這人命關天的大事，我就趕快打電話報請縣醫院醫生緊急前來救治，待那位雙胞胎孕婦順利生下一對龍鳳胎時，我們才放下心來，此時天已經快明瞭，那家人再三感謝我們救了這母子三人的命。

五、朱陽關公社

1967年春，我被調往西南山的朱陽關公社工作，在那裡一干就是十個年頭。我在朱陽關，主要做民政助理工作，每年救濟衣物的發放，貧困戶的救助，我都要先深入村戶調查，把需要救助救濟的人員認真排查一遍，力求把黨的溫暖送給真正貧困的群眾。對發放的救助物資，都一一登記造冊，並逐一核實，待物資發放後，我又親自深入到村裡回訪核查，確保該項工作落到實處。我主管民政助理工作，但一閒下來就經常被派村裡駐隊或監管其他工程建設。

我清楚記得在王店村駐隊，那時當地群眾生活很苦，很少見他們能吃上白麥面饃。我在他們家裡吃飯時，老百姓總給我端上幾片白麵饃，我看著也很想吃，但想到連他們家裡老人、小孩都吃不上，我怎能吃得下去？每次總是在他們熱情勸吃時，僅僅吃下一小片，就說飽了。而下次他們會把剩下的白麵膜又端出來讓我吃，百姓們如此善良淳樸，實在讓我感動不已啊！

在公社裡，我的實幹精神最強，遇到難乾的工作領導總是派我去，這樣他們才放心。如修築公路、修水電站、打壩造田等，哪樣都離不開我。特別是搞計劃生育最難幹，別人都是強行逼迫群眾去結紮引產，而我總是給群眾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我這樣做也往往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深受群眾好評。那時一些吊兒郎當的年輕人，剛來工作不長時間就一個個被領導放走，調離回城，而我正是由於幹工作從不講價錢，認真踏實，讓領導信得過，幾任書記都不輕易放我走，所以在朱陽關一紮頭就是十年。修王店水電站，從1971年到1974 年，歷時 4 年，是我在朱陽關公社乾的最大的一項工程，這個水電站，是把老鸛河的水引過來，途徑莫家營、杜店村，最終在王店建電站，全長 15 華里，並在四年後建成發電，極大地改善了當地群眾的生活條件，造福了一方百姓。

修電站的四年期間，我經常要跑上級有關部門，解決一些物資和補助糧款等。要回的每批物資，都是我親自押車運送，什麼鋼筋水泥、鐵鍁鋼釺、炸藥雷管等，一定要確保物資少損耗、不流失。同時，我還要管理施工人員夥上飯菜，但我從來不在工人夥上吃一頓飯，就連碗稀麵湯也不去喝一口，有時在工地上餓得實在不行，就把挖來的紅薯母子煮了充飢。那時的幹部，多數都是這樣，絕不會佔群眾的一點兒小便宜，這點我是非常堅守原則的。在工地上，我最操心的是工人修渠開山放炮，山石亂飛，只怕工人或過路人發生事故，我總是千叮嚀，萬囑咐，讓工人一定要安全第一。萬幸的是在四年中，我領的工人沒有發生過傷亡事故。後來，聽說有一名在樹下歇腳的過路老人，是被山上滾石誤傷致死，不屬於我們工地的工程事故。

一個夏季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工地上巡查，忽然狂風大作， 雷鳴電閃，眼看要下大雨了。我想到在莫家營一個涵洞口，放有兩袋水泥怕被雨淋溼了，就想去把它搬運到洞內，不想跑上山去剛搬運好水泥，大雨就傾盆而下，山上滾下了好多亂石，我趕緊爬到一個石崖坎下才躲過一劫。待我滿身泥巴回到工人住地，溼透的渾身冷得直打顫，做飯師傅趕緊給我調了碗辣子水喝下去，才感到身體溫暖些，不少工人認為我做事太認真、太實誠了。

修電站到縣城出差，往返的旅社住宿單位給報銷，而生活費要自理，那個時候家裡人口多，沒勞動力生活艱難，為了省點錢總是啃點涼饃，喝口水就算一頓飯了。修電站四年裡，我真是吃盡了苦頭，受了大罪，但卻贏得了當地幹群的信任與好評：“老符，你真是群眾的貼心人，更是個實幹家！”

修三〇〇公路我被派往杜關領工，在那裡三個多月，主要是整修路面鋪柏油，那些天我與幾十個工人同吃同住，生活條件極差。當時鋪路全部是人工操作，那時我穿一雙黃裡絲鞋，總是沾滿了黑糊糊瀝青，炎熱的盛夏，頭頂曝曬，腳下烘烤，真使人難以承受，但我還是咬牙堅持下來，同工人們一道圓滿地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

在朱陽關公社漫長的十年工作中， 我先後經歷了四任公社書記，第一位是馬洪章，第二位是於保安，第三位是彭天朝，第四位是盧志民。這四位書記在我的印象中，都很少關心我們一般幹部的生活，在我修電站幾年中，工作辛苦不說，還要經常忍飢挨餓，我記得清楚，只有一個副社長劉玉德倒是很關心我，經常問寒問暖。那時，我家裡子女多，生活非常困難，我一個月就四十塊錢，留十元生活費，剩下的全部補貼家用，由於五個兒女全都在上學，家中沒有勞力，妻子一人在家裡操持，全家一間半房屋，沒有一樣像樣的傢俱，僅有一個破箱子和一個爛桌子（其實，真要有傢俱，屋裡也放不下的）。那時生產隊裡按“人六勞四”分糧，因缺少勞力，年年缺糧不說，一年到頭還要給生產隊交 100 多元的缺糧款。每年困荒二、三月，妻子總是要帶著大兒子（不過十一、二歲），他們起早貪黑步行三十華里，到範裡集市上買糧或到後山高莊借糧，硬是用肩膀背幾十斤糧食返回， 回到家裡，立馬人力推磨拉玉米糝子度饑荒，她就是這樣艱難地養活一家人，作為丈夫，我卻鞭長莫及、無能為力去幫她。我曾多次向領導反映，想調近點兒，給有關組織部門寫過信，也不知寫了多少份調動申請，卻都石沉大海，眼看一批一批來的年輕人都調走了，唯獨我死守陣地，在西南山朱陽關公社一干就是十年。

在西南山工作的十年，我和當地的人民群眾結下了深厚情誼。現在到朱陽關鎮，當年那些人都還熟悉我，見面特別親切，都說我是個老實人、好乾部，工作踏實肯幹，吃苦耐勞，與群眾打成 一片。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打聽我、問候我，我現在已 90 多歲了，也非常想念那裡的老百姓。而今我深深感到，在朱陽關十年的工作，我盡心竭力，對黨忠心耿耿，對老百姓問心無愧！

六、南蘇村公社

我從朱陽關調回城邊工作，還要感謝劉玉德老領導，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他已在原南蘇村公社當書記。後來，正是劉玉德書記還記得我這個老實人，認為我是他工作上的好幫手，他沒喝我一杯酒，也沒吸我一根菸，就一手把我從朱陽關公社調回到他身邊工作。

1977年2月，我正式調回縣城洛河南岸的原南蘇村公社，仍幹民政助理工作。在南蘇村三年時間，經常深入張村、苗村、大原、東溝、大峪等村工作，後來主要常駐南蘇村公社最邊遠的南山大峪溝管理區，管轄大峪、南溝、廟子，土地嶺等八個村。那時我長期駐紮大峪，一天早出晚歸，總要把七、八個村都走一遍，經常深入農業生產第一線指導工作，雖然離老家不遠，但很少回家，始終堅持吃住在大峪管理區。

開始，在大峪管理區工作有兩個人，我和許佔榮同志，不長時間他因病回家長期療養，公社就再沒安排人來，我一個人在那裡堅守工作崗位。當時工作點還找一人專門給我做飯，生活上我很滿足，只要上級到南蘇村公社檢查工作，領導總願意把檢查組安排到我們這個工作點上，因為我的工作紮實，不會出什麼紕漏，更不會給領導抹黑丟臉，因此我的工作表現常常得到上級領導的高度讚揚。那時我一月三十天堅守陣地，吃住在管理區，和當地老百姓打成一片，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1980年8月，上邊有政策老幹部可提前退休，能照顧一個子女頂班，我參加工作幾十年，從未利用自己的特權或走後門給子女安排工作，甚至連想也沒去想過，五個子女全都在家務農，現在國家既然給了這樣的優惠政策，我就不能再錯過了，為了使二兒子能頂班參加工作，五十三歲的我提前離休。我離休時南蘇村公社剛撤銷，歸併到範裡公社。領導看我工作踏實肯幹不讓我走，說我工作認真靠實，有些事還要我去做，讓我再為公社出點力，面對領導的信任，工作的需要，我毫無怨言，答應留下來繼續為黨工作。

那幾年主要在南蘇村、苗村、大原及東溝抓農業生產，並做些民調工作。記得當時在東寨村有一件事群眾反映強烈：原村支部書記麻剛子，把集體四棵大楊樹據為己有，而麻說是他親手栽的屬於私人財產。後來經我和馬新民同志，多方調查調解，最後達成共識，具體協調處理意見為：留給麻剛子兩顆，其餘兩顆歸集體所有。由於這件事及時妥善解決，穩定了村民的情緒，麻剛子本人也很欣慰。那幾年由於我和馬新民經常跑村串戶，及時調解民事糾紛，使南蘇村工作點的幾個村的民風正，治安好，得到領導讚揚及群眾好評。

辦離休後那幾年繼續堅守崗位，完全是義務工作，就領自己的那點退休工資，公社沒多給一分錢額外補助，但我仍勤勤懇懇、踏實完成各項工作任務，在自己心裡從沒有一點怨言，這樣又堅持幹了兩年。後來家裡土地承包也需要勞力，加之還有本家的一位年歲已高的孤寡老人——四伯需要我照顧。為此，我多次懇請公社領導讓我回家照顧老小，最終他們才同意我離崗返鄉。

七、 踏實幹事，乾淨做人

為黨工作幾十年，只知勤勤懇懇工作，踏踏實實做事，上級領導交給的工作從不打折扣，總要竭盡所能去出色完成任務，所以總能贏得領導信任，同志稱讚，群眾滿意。雖然我從沒當過什麼官，也沒多大權利，但幹行政秘書多年，服務過有權的領導也不少，同時經手為群眾發放的物資或外出領工經管的財物也不計其數，但我從未想過去為自己謀求一點私利，或去求有權的領導幫忙，更不會將公家的財物據為己有，堅守踏踏實實幹事，乾乾淨淨做人。自已的五個子女沒有一個是我走後門為他們去跑工作的。大兒子當教師完全是靠他自身努力的結果，開始先被選招民師，後經考試轉為公辦教師；二兒子趕上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政策內讓老幹部提前離休頂班參加了工作，其餘三個女兒中學畢業都回鄉務農。那時，看到有不少幹部在撥亂反正時一家人都轉了市民，進城安排了工作，心裡也感覺對不住家人。妻子之前也曾在縣印刷廠工作，當時全家也是吃商品糧的，後來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國家經濟困難時期下放回鄉。想想自已也曾是冒著生命參加革命，幾十年如一日忘我工作的老幹部，卻沒能為自己家人考慮去找找門路、拖拖關係，把妻子兒女都轉回市民安排工作？但我從沒有後悔過，總認為那樣做是違反政策走後門的行為，我身為黨的幹部，拿著國家薪水，就應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決不能去幹有損於黨形象的事情，否則我這一輩子都會於心不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