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毛拉在什麼地方

引言：

巴基斯坦於1971年12月6日宣佈投降，這一日對於孟加拉來說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勝利日。從該日起一個獨立的國家誕生了。但是這個年輕的獨立國家也面臨著很多的難題，其中最具挑戰的三個難題是：如何處理通敵者，如何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以及如何修復戰爭帶來的破壞。

1971年12月16日是情感迸發的重要一刻。巴基斯坦投降的那一天成為孟加拉國的勝利日。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國家成為現實，三角洲被一種生機勃勃的氣氛所籠罩。現在，“金色的孟加拉”——那期許的歡樂之地——終於觸手可及了。印度方面迅速設立了一個臨時政府，俘虜巴基斯坦士兵並試圖恢復秩序。這也是一段騷亂與困難的時期。整個三角洲的人們都在瘋狂地復仇；數百萬民眾回到了他們多數被夷為平地和洗劫一空的家園。

這個年輕的國家面臨著三個最急切的問題：如何處理通敵者，如何恢復戰爭受害者的正常生活，以及如何修復戰爭所帶來的破壞。

處理內部敵人

如何處理那些曾站在巴基斯坦一邊並仍舊留在三角洲的人們呢？一個約由9萬名巴基斯坦戰犯和平民戰俘組成的群體被帶到了印度。他們在回到巴基斯坦之前將在印度營房裡待上數年。

第二個由通敵者所組成的群體仍舊留在孟加拉國：他們是準軍事群體的成員、敢死隊員、市民委員會、搶掠者和告密者。

1972年1月，政府決定將他們送上通敵者法庭並以戰爭罪對其起訴。然而這最終並沒有發生，因為孟加拉國政府在1973年宣佈了大赦——作為對巴基斯坦外交承認孟加拉國及遣返幾十萬被關押在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的迴應。然而這個問題仍然存在，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要求正義的呼聲再次響起。

第三個更龐大的群體是那些在1947年之後移民到三角洲的非孟加拉穆斯林，他們曾被視為穆哈吉爾而受到歡迎。

這群人有強烈的巴基斯坦理念，當巴基斯坦當局與孟加拉愛國主義者發生衝突時，他們中大多數——並非全部——都站在巴基斯坦一邊也並不奇怪。孟加拉人叫他們“比哈爾人”，即使他們並非都來自比哈爾。在解放戰爭之前，一些暴徒就殺戮比哈爾人，在戰爭期間許多比哈爾人幫助巴基斯坦隊，而現在戰爭結束了，比哈爾人又集體被刻上了巴基斯坦通敵者的標記。其後發生了許多復仇行動，導致了數千名非孟加拉人死亡的種族殺害，並迫使超過100萬人背井離鄉，在全國各地那些擁擠不堪的類似貧民窟的地方尋找避難所。他們將自己描述為滯留的巴基斯坦人，並要求把他們“遣返”回巴基斯坦。雖然一些人想辦法進入了巴基斯坦，但“比哈爾問題”從未徹底解決。

今天，大多數在孟加拉滯留的巴基斯坦人仍舊受到排斥且沒有公民權，生活在貧窮、孤立與動盪之中

。

戰爭受害者

在孟加拉解放戰爭中的遇難者人數至今仍是未知數。

國內無家可歸者和逃往印度的難民累計有幾百萬。對於戰爭死難人數的統計相差巨大，孟加拉國官方數字為300萬人，而巴基斯坦官方數字則為2。6萬。一份綜合多種推測得到的資料認為約有170萬人喪生。然而，由於戰後缺乏任何可信的評估，其真實的數字，即使只是粗略的，恐怕也永遠無法確定。

除了這些死去的人之外，還有許多人在戰爭中致殘或心理受創。

其中一個重要的群體是遭巴基斯坦人、比哈爾人和孟加拉人所傷害的婦女。這些婦女一一國家尊稱他們為“勇敢的女英雄”。在戰後的孟加拉國遭到了極大的歧視，她們的孩子也是如此。起初，政府曾努力使戰爭受害者重獲其社會立足點，但不久就留由他們自己解決了。

戰爭破壞

戰爭所造成的物質破壞是非常巨大的。

數百條公路和鐵路橋被摧毀，六座機場無法執行，吉大港——最大的港口一一到處是地雷和車船殘骸，電訊網路也停止了運轉。無數的學校、衛生所和房屋被摧毀。農業生產也遭受重創，數百萬人不能去耕種他們熱愛著並想獲得好收成的土地。公牛已經被屠宰，沒有了儲備種子，並且灌溉水泵和工具也遭到了破壞。漁民不得不去尋找新的船和漁網。一種估計認為，總共的損失佔年度國民生產總值的40%以上。

這些悲慘的戰爭遺留問題被獨立的極度興奮所抵消了。

數千萬無名孟加拉人努力掙扎求生，恢復他們的工作生活，使三角洲的經濟得以恢復，並避免了曾在戰爭期間深深擔憂的饑荒。

他們得到了許多國際援助與重建的幫助，其中部分是由聯合國來協調的。

一個穩健的政府

誰來執掌新建立的孟加拉國呢？擔憂之一是關於自由戰士中的激進化，這曾促使印度入侵三角洲，並建立了一個新政府。印度領土包圍著孟加拉國也是政治上的不穩定所在：西孟加拉的毛主義革命者，亦即納薩爾派，非常積極地進行活動，印度東北部眾多尋求自治的團體也同樣活躍

。在戰爭期間，許多自由戰士就開始想象，一個自由的孟加拉國不僅僅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並且應該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

這一預期在兩個方面造成了印度政策制定者的擔憂。第一，其可能為納薩爾派和其他左翼反叛者提供戰略上的跨邊境聯絡；第二，孟加拉國實行土地國有化會導致大量被剝奪了財產的地主逃往印度。

在印度的計劃表中，確保孟加拉國具有不甚激進的政府政策非常重要，這就是為什麼它直截了當地支援戰時在印度成立了孟加拉國政府的阿瓦米聯盟。

然而，許多自由戰士不接受這個政府。這些戰士真實地投入了戰鬥，他們認為這些領導人“在加爾各答過著奢侈的生活卻什麼也沒做”，脫離了孟加拉的現實。

1972年1月，謝赫穆吉布拉赫曼被從巴基斯坦的拘禁中釋放了。

他回到了孟加拉國，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執掌領導大權並公佈議會政體。

然而，1968至1969年起義期間，左翼就開始在阿瓦米聯盟內部和外部積蓄力量。1970年阿瓦米聯盟的政府選舉宣言涉及國有化和廢除地稅。現在，在戰爭結束之後，阿瓦米聯盟的領導階層承受著激進、武裝的自由戰士的巨大壓力，他們要求一個革命性的變革。穆吉布一一現在被稱為“國家之父”。不理會以各黨派代表組成“國家政府”的呼籲。相反，他依靠“他的傳奇……他克里斯瑪式的呼籲和他對孟加拉人催眠式的控制”，組成了一個阿瓦米聯盟政府。

到3月份，印度感到新政府已經能夠充分掌控社會行政而使其具備了撤出的可能性。

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進行了一次成功的訪問。緊接著，政府就對銀行、保險公司、船運公司和紡織、黃麻、蔗糖廠進行了國有化。然而其並未觸動土地所有權，只是規定土地佔有量以13。5公頃為上限，且佔有土地量在3。4公頃以下可以免稅。那年晚些時候，孟加拉國宣佈自己為一個議會制度的“人民共和國”

。其憲法聲稱這個共和國基於“社會主義、民主和世俗主義”的原則。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歌曲《我金色的孟加拉》成為國歌。

政黨和國家

戰後的國家機構很不穩固且非常混亂。

許多官僚和軍隊的高階位置出現了空缺，因為他們過去都是從西巴基斯坦被派遣來的。這些機構以及政治黨派成為那些逃往印度積極支援獨立的一方和1971年戰爭期間在孟加拉國內歷經磨難的另一方之間進行內部爭鬥的政治舞臺。疲弱的新國家面臨著大量的挑戰：它要解除自由戰士們的武裝，建立法律和秩序，發展新型國有工業，重建基礎設施以及成為國際國家體系的參與者。最為重要的是，這個國家必須實現經濟發展。從巴基斯坦政治控制下解放出來的允諾已經實現；

現在就要看政府在其他方面的允諾表現得如何：將三角洲從經濟剝削、貧窮和停滯中解放出來。

一個弱小的國家面對著這樣高的大眾期待時，一個克里斯瑪式的領袖角色是至關重要的。穆吉布憑藉他的個人威望和政治直覺接下了這一新挑戰。這幾乎不可能做到平衡，他作為一個反對派領袖比一個政治家有效得多一一激昂的修辭比有力的管理更符合他的風格，這一點很快就顯現出來。他無法將自己與追隨者的關係轉化為一個不依賴於他個人素質的政權結構。在對20世紀40年代後期到20世紀50年代早期狀況的可怕重演中——當時穆斯林聯盟無法從一個巴基斯坦運動的發動機轉化為一個進行有效統治的政黨——20世紀70年代初期就出現了阿瓦米聯盟威望的迅速下滑。

其中的原因包括盛大的個人崇拜，將國家意識形態定位為“穆吉布主義”的嘗試，印度對孟加拉國的過大影響以及黨內廣泛的任人唯親的報道等。

但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

政府流失民心的主要原因在於人們認為其對糟糕的經濟狀況負有責任。

戰後許多孟加拉人都希望經濟得到迅速恢復，但卻震驚地看到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狀況並未得到改善，相反卻在持續下降。

經濟產量遠遠落後於戰前的水平，到1973年，農業和工業產值分別下降到只有戰爭爆發前夕的84%和66%。工農業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急劇下降。比如，一個農業勞動者的生活費用增長到了原先的150%，而其實際的收入則下滑到1970年的87%。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部分是由於缺乏經驗的原因。這時許多居於國家高位的政治家和官員們，都是突然從省級政府的中層被提拔到國

家政府的最高職務上；他們需要時間去學習他們的工作。

另一個原因在於，多數掌權的上層認為，只要去掉了巴基斯坦人的剝削，經濟自然就會復甦，因此他們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政治、法律和外交事務而非經濟事務上。第三，經濟環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巴基斯坦的“二十二大家族”和他們的同盟、地主以及武裝力量都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經濟權力現在掌控在三角洲剩餘農民、小企業家和工業貿易聯盟手中。他們都期望透過支援阿瓦米聯盟以獲得更為廣大的經濟機遇，

這些狀況加劇了經濟狀況的惡化，並阻礙了新政權發展社會日常工作。

更深遠的問題在於，政府沒有能夠建立一個專業的、政治中立的、能讓政策有效推行的國家官僚體系。相反，其卻忙於大量的委任式政治，至今都妨礙著孟加拉國的國家機器。在獨立的孟加拉國，對執政黨的忠誠取代了國家利益。統治者們利用國家來促進他們黨派的發展而非與此相反。

阿瓦米聯盟被國內的競爭者所困擾，試圖透過建立控制這個國家的官吏任免網路來確保其成員的盡忠職守。它經常不考慮他們的行政管理能力，便指定對黨忠誠的人擔任國家官僚體系的關鍵職位。

這種黨派政治的考量完全優先於任何一貫的經濟政策，更不必說其實行了。阿瓦米聯盟的理論家們無法達成正確的國家與社會主義發展政策上的一致，更為糟糕的是，儘管有著高尚的措辭並在巴基斯坦時期和解放戰爭期間經受了許多痛苦，阿瓦米聯盟“沒有向其領導和成員灌輸一種為飽受戰爭蹂蹣的國家的重建而無私工作的理想主義”。

阿瓦米聯盟的統治很快就變成了黨在國上的狀況。

國有化企業的管理交到了毫無經驗的政治活動家手中，導致了產值的急劇下滑和管理層財產的大幅上升。

相似的是，掌握在阿瓦米聯盟親信手中的進岀口許可也成為非法獲利的豐富資源，部分是透過向印度走私進口貨物、黃麻和大米的方式。

與阿瓦米聯盟有關的暴徒也因其敲詐勒索行為而變得臭名昭著。阿瓦米聯盟的領導人還採用了新的準軍事力量——洛克依-巴希尼，以恐嚇和拷問散佈恐慌。穆吉布意識到“這是其黨員公開的濫用權力和舞弊的行為，但其終歸是對黨忠誠的，便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去阻止他們。”

三角洲不僅承受著不當的經濟政策、管理不善和劫掠所帶來的痛苦

，

他們在經濟上的不幸又因為孟加拉的新貨幣塔卡而加重，其印鈔數量過大導致了通貨膨脹和貧困。

另一方面，國際援助和救援的流入掩蓋了這些經濟上的缺陷，直到1973年末聯合國孟加拉國救濟組織關閉。

孟加拉國第一次選舉

1973年3月，孟加拉國舉行了第一次普選。穆吉布仍然保持著他巨大的個人威望，但“在反對阿瓦米聯盟的選民中，一種怨恨已經在積聚，並註定將反映在選舉上”。

伊斯蘭右翼政黨被禁止了，因此所有的反對黨派都是阿瓦米聯盟的左派。

其中有國家社會主義黨，它是剛剛從阿瓦米聯盟中分離出來的；巴沙尼毛拉的“伊斯蘭社會主義者”全國阿瓦米黨；以及一系列親蘇或親華的共產主義團體。選舉被阿瓦米聯盟為保證完全的勝利所採取的強迫、操縱選票和竊取選票箱等手段所玷汙。當阿瓦米聯盟宣佈他們獲得了議會97%的席位時，

選舉存在不法行為的三角洲傳統延續到了孟加拉國時代

。

挫折感充滿了街道和鄉村小徑。反對黨感到他們被剝奪了議會的角色，重新回到了巴基斯坦時期相當有效的街頭政治上。

普遍的罷工和群眾圍堵挾持再度出現，而政府的迴應也使人想起了往昔的巴基斯坦政府。比如，一個阿瓦米聯盟的暴徒在國家社會主義黨總部縱火，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報紙被政府接管，數百名黨員被逮捕。

現在，一種在劫難逃的動盪又岀現了。

國家使用的暴力策略使

公

開反對的空間很小，從而迫使許多持不同政見者潛入地下。

大量的左派團體都試圖完成在他們看來未完成或夭折的孟加拉革命，開始在鄉村發起武裝抵抗。左翼游擊戰士在三角洲不同地區都變得非常活躍，在全國範圍內襲擊警察局並刺殺阿瓦米聯盟成員，最頻繁的地區是博裡薩爾、庫什蒂亞、拉傑沙希和達卡政府試圖重新獲得控制，開始著手對付這些反對者一一他們被稱為“惡棍”和“反社會分子”，還通過了特別權利法案給予自己廣泛的限制個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正式權力。

1974年饑荒

到1974年，金色孟加拉的夢想已經變成了一種妄想。

獨立兩年之後，這個國家陷入到了深深的危機之中。

對於大多數民眾而言，這種形勢簡直是無法忍受的。由於對阿瓦米聯盟及其資助人印度的深深幻滅感，以及比戰前嚴重得多的貧窮，他們不得不以反抗來求生存。1973年12月的水稻產量不錯，但其後的糧食價格卻一直上漲，這種狀況應主要歸咎於有著良好政治關係的貿易商。到1974年3月，飢餓、乞討和貧困的移民呈上升趨勢。

就在這種令人絕望的環境中，自然又給了他們重重的一擊

：夏季帶來了極深、長期且具有破壞性的洪水，將更多的人逼到了絕境。到1974年8月底，整個孟加拉國呈現出一個充滿混亂和民生疾苦的令人痛苦的景象……這是1943年的重現。大量飢餓的人群一個個骨瘦如柴，艱苦跋涉到城鎮去尋找食物。他們大多數都是半裸的……我們都在絕望中親眼見證了這些事。除了一些私人的施捨之外，匱乏的城市中心也只有極少的一點資源……在城市街道中“遊蕩”了幾天之後，他們就倒下並死去……8月，我在去辦公室的路上平均每天都會看到3到5具無人認領的屍體，而這段路步行僅有5分鐘而已。

這一時期糧食價格仍在上漲，但是國庫已經如此空虛以至於政府無法進口大米。

美國曾經對孟加拉國發布過食物援助的禁令，因為其向古巴這一在美國黑名單上的國家出口黃麻。來自其他方面的救助也遭到了偷竊。在最初否認任何嚴重的事情正在發生之後，政府命令孟加拉國軍隊逮捕大米囤積者並防止大米走私到印度去。但是在軍隊逮捕大米囤積者時卻不得不停下來，因為“他們要不就是阿瓦米聯盟的成員要不就是受其保護的……在其黨內同志的壓力下，穆吉布不得不給予他遭逮捕的黨員以保護，即使他們非常明顯地有罪。

這引起了民間團體的強烈反應：孟加拉人以多種方式援助饑荒受

害者。

全國的私人志願組織開始提供免費的膳食和救濟，而政府贊助的粥廠也緊隨其後。這些努力拯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即使如此，1974年饑荒導致的死亡人數被認為可能接近150萬。從人口統計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同1971年戰爭一樣令人驚愕不已的災難。

到這一年底，孟加拉政府暴露出了他們的不稱職、冷漠和無情。他們所有的政治信譽都土崩瓦解了。

70位傑出的孟加拉經濟學家、律師和作家發表了一份宣告，認為饑荒是人禍導致的，並且應歸罪於“毫無羞恥的劫掠、剝削、恐嚇、奉承和暴政”。他們還認為，政府“很明顯是被一群走私販和姦商所統治和代表的”。

獨裁統治

由於對這些事件的轉機感到幻滅，穆吉布感到應該號召一個新的開始。他明白迅速出現的新暴發戶團體是由那些已經完全變得名譽掃地的阿瓦米聯盟骨幹所組成的。對其統治的暴力抗議正在擴充套件。經濟也在搖搖欲墜之中。

然而，穆吉布沒有認識到，他已經喪失了在民眾中的克里斯瑪式形象。

相反，他的政治直覺告訴他只有一種方式可以避免陷入政治混亂中：一個政府是達成“無剝削”社會的突破口。

1974年12月，孟加拉政府宣佈進入國家緊急狀態，暫停只有兩年之久的憲法所賦予的全部基本權利。

在1975年初，其以一部採取一黨總統制的修正案代替了憲法。穆吉布宣誓就任孟加拉國總統並建立了一個新黨，孟加拉農民、工人和人民聯盟。他現在是權力至高的國家元首，丟棄了對公眾的責任、民主以及權力分化。他的目的是從上層發動一場社會革命，就像坦尚尼亞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那時正在做的一樣。他的新平民專制計劃被認為是“二次革命”。

新政權暫時風平浪靜。冬季的收成不錯，大米的價格也在下降。所有面值為100塔卡的紙幣停止發行，這減少了貨幣並減輕了通貨膨脹。警察已經抓捕並殺害了穆吉布最具影響力的地下組織的對手，薩卜哈那黨的領袖西拉傑錫克達爾。但並非只有左翼仇視穆吉布，將其視為獨裁的新化身。另一個更為危險的團體也深感受到了冒犯：軍隊。

軍隊採取行動

孟加拉軍隊共有5.5萬人左右，由參加過自由戰士的巴基斯坦時期的專業士兵、曾於戰爭期間在西巴基斯坦被困的孟加拉軍事人員以及來自各種戰時游擊隊組織的新兵組成。

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並沒有什麼事情需要他們去做，他們就變得越發不開心。他們的憤懣始於1971年戰爭的最後階段。對他們而言，印度軍隊奪走了孟加拉戰士解放孟加拉國的光榮，他們是在自由戰士已經完成這項任務時才進來的，而且還把所有從巴基斯坦繳獲的優良武器和裝甲車帶到了印度。戰後出現的那個實力雄厚的對手一一洛克依-巴希尼使他們深感自己被忽視。他們對穆吉布與印度的親密關係也十分不滿，認為印度會暗中破壞孟加拉國的主權。到1973年，軍隊中許多人都是反印度且反穆吉布的；在那一年的選舉中，衛戍部隊團結一致地將票投給了反對黨候選人。

軍隊的第一次真正行動是在1974年大饑荒當中。穆吉佈下令讓他們去抓捕囤積者和走私販，其後又要求他們回去保護阿瓦米聯盟的支持者。

就在這時，軍隊的不安轉化為極度的憤怒，併產生了軍隊是全國唯一能將穆吉布從權位上趕下來的組織的信念。一個密謀逐漸成型。到1975年春天時，印度獲悉這一訊息並警告了穆吉布，他卻大笑著對這個提醒不以為，然，認為任何一個孟加拉人都不會反對他：“不會，不會，他們都是我的孩子。”但是他錯了。就在1975年8月15日午夜之後，由下級官員領導的3支突擊部隊離開了達卡的總兵站，在幾個小時內就刺殺了穆吉布和四十多名他的家庭成員。

孟加拉長期珍視的大眾民主之夢先是變成了獨裁統治的噩夢，現在又轉變成了軍事統治。

結語：

獨立之後的孟加拉國，在經過戰爭的洗禮之後，百廢待興，戰爭帶來的負面影響還在繼續，但是當政者不當的經濟政策、管理不善和劫掠還在持續不斷的給廣大群所帶來痛苦。經濟上的不幸，混亂且不穩固的國家結構，獨裁統治等這些狀況加劇了人民的痛苦，並阻礙了新政權發展社會日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