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一場突發於突尼西亞的劇變，意外引發中東北非地區的一系列社會政治動盪潮。

這場中東大變局不僅導致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葉門和敘利亞發生巨大的政治變動，而且從北非到西亞的阿拉伯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均出現不同程度的社會政治動盪危機，甚至連摩洛哥、約旦和阿拉伯半島的巴林和沙特也受到衝擊。

這波政治動盪潮蔓延速度之快、波及面之廣、衝擊力之強，可以說是百年一遇，且其餘波至今未消，仍處於方興未艾的演變程序中。

為什麼中東局勢依然很亂？中東又會走向何方？

日前，由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餘建華主編，餘建華、汪舒明、羅愛玲、傅勇等所著的《中東變局研究》（全二卷）出版，課題組多維度深入剖析了中東亂局的起因、走勢、影響等。

國際環境

學者們指出，這場變局，與中東國家對世界整體發展程序的接軌和互動及其結果密切相關。

從長時段和深層次上看，中東變局既是戰後中東民族國家建設、社會發展曲折程序的階段產物，在相當程度上是二戰以來中東阿拉伯世界繼民族主義革命、伊斯蘭復興運動之後的第三次社會政治變革浪潮；同時也是後冷戰時代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全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大變化、大調整和大發展的地區表現。取得主權獨立的中東各國在追趕世界現代化潮流，完成民族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的艱難行進道路中，始終難以擺脫制度探索、選擇和實踐的困境。

雖然劇變的爆發，根源或者說決定性的原因，在於戰後中東阿拉伯世界多年來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的日積月累，但同時也不能無視美國等強推西方式民主等戰略手段在內的一系列外部國際因素的影響與作用。

內部根源

學者認為，中東變局的根本動因還是源於阿拉伯國家現代化建設程序中的內在結構性困境和缺陷。

其一，阿拉伯國家普遍的“不安全”狀態。從建國伊始，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就存在國家（政府）與社會間、國家與國家間的緊張關係，它使阿拉伯國家普遍陷於脆弱地位，經常出現內部合法性危機和外部大國的干涉。這主要體現為：“強宗教”社會導致現代化程序中深刻的世俗－宗教裂痕；西方殖民統治造就國家－社會關係的扭曲，種種跨界群體侵蝕主權國家的整合和治理能力；地區中小國家林立，分裂和派系鬥爭嚴重，國與國之間常常陷於惡性競爭甚至兵戎相見。後冷戰時代美國在中東的主導地位以及干涉，加劇了中東地區的內在分裂和緊張。

其二，對外依附型、以原材料（尤其石油）出口為主的“食利經濟”模式弊端積重難返，市場活力難以發揮，人口膨脹又導致長期以來的以福利補貼換忠誠的“社會契約”難以為繼。

其三，威權統治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滯緩。

其四，消極社會文化心理瀰漫。面對嚴峻的現實，阿拉伯民眾廣泛地陷於幻滅、受挫之中，有組織的教俗反對派的興起和聯手，城市的無序膨脹進一步導致越演越烈的民眾“街頭政治”。

其五，20世紀末抗爭政治的惡性發展。抗爭政治體現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尖銳矛盾。以“街頭政治”為主要形式。突發性、廣泛性、傳播性、聯動性和高度情緒化的大眾抗議運動和街頭政治在北非西亞眾多阿拉伯國家迅速蔓延。

其六，新媒體網路資訊科技的助動。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迅猛發展的新興社交媒體對中東地區原有的威權型政治體系有強大的解構能力，導致資訊傳播、社會政治運動的組織、動員方式和速度發生重大變化，明顯加劇了政府社會治理與管控的難度。

影響與走向

由於中東各國曆史與國情的不同，導致各國在中東變局中發生動盪的具體原因、動盪的性質也有所區別，各國未來的政治走向也不盡相同。

中東變局的性質最初體現為青年群體的民主訴求，他們對國家的政治窒息和社會腐敗深感不滿，希望國家能趕上全球化和現代化的發展列車。

但隨著中東變局的蔓延和發展，其性質開始發生變化，尤其是敘利亞危機爆發後，其逐漸偏離最初的變革訴求，轉變為域內外大國間的地緣政治博弈之爭和延宕至今的代理人戰爭，即使有些明顯帶有教派紛爭面貌的角逐，本質上也是在爭奪地區地緣政治的主導權。

從地區秩序的視角來審視，這場變局的發生在本質上宣告了戰後中東舊秩序的瓦解，中東地區主導性力量發生升降變化。以埃及、伊拉克、敘利亞為首的中東阿拉伯傳統強國的影響力大幅下降，導致戰後制約伊斯蘭因素的平衡性力量弱化，伊斯蘭力量凸顯，土耳其、伊朗、沙特、卡達和阿聯酋等國家力量和各種非國家行為體的影響和作用上升。同時，以色列的地位在這場變局中得以提升，庫爾德問題再次成為中東地區的熱點問題之一。

學者還判斷，在當前國際體系轉型和中東地區傳統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尚未確立的雙重不確定期，中東變局的影響和衝擊還將繼續，甚至會進一步激化。未來幾十年，衝突不斷的中東地區秩序還會陷入頻繁變動的陣營分化組合之中，其間，強人政治和伊斯蘭力量將日益凸顯。

欄目主編：楊立群

本文作者：上觀國際

文字編輯：楊立群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徐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