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巴利亞多利德辯論儘管在1551年4月中旬落下帷幕，

但其涉及的主題爭論遠未結束

，即使是唱主角的拉斯卡薩斯和塞普爾維達也沒有就此偃旗息鼓，而是繼續以其在神學界和社會上的影響力宣揚與傳播各自的觀點。

拉斯卡薩斯在辯論之後出版了《西印度歷史》和《道歉史》，前者早就開始撰寫，以三卷本成書，揭露了西班牙征服者和殖民者對印第安人的非人道暴行；後者運用人類學理論將印第安人與希臘人和羅馬人進行比較，以此

進一步論證美洲土著人富有理性和其他特性。

塞普爾維達於1552年出版了《魯莽的、可恥的和異端的命題》，對拉斯卡薩斯的觀點大張撻伐，為美洲的征服活動尋找合法依據。這場辯論沒有絕對的贏家，從短期效果來看，拉斯卡薩斯的觀點似乎佔據了上風，當時在學界頗負盛名的薩拉曼卡大學明確站在拉斯卡薩斯一邊，在“西班牙人對他們征服美洲的合法性難以確定時，薩拉曼卡大學給出了自己的意見：征服是不合法的”。

正是面對著來自社會和學界的壓力，西班牙王室承認了印第安人具有“精神”

，但仍是需要被基督教化的野蠻人。如果按照拉斯卡薩斯的邏輯推理，既然印第安人具有“精神”或“理性”，那麼在上帝的眼中屠殺和奴役他們便是邪惡之舉。其實，現實遠非拉斯卡薩斯想象得那樣簡單。

西班牙學者拉斐爾·阿爾維拉等人認為

，拉斯卡薩斯是個“理想主義者，無疑也是一個寬宏大量之人，缺乏政治家的實際智慧，他的腦海中更多的是理想，而不是理念”。言下之意，拉斯卡薩斯的解決方案在理論上可能無可挑剔，但卻與現實狀況相距甚遠。

征服和殖民化美洲是西班牙王室的一個既定目標

，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中勢必涉及很多按照既有法律條文規定的不公正之事，如殖民化必須要佔據印第安人所擁有的土地，印第安人是殖民者擁有的大莊園的主要勞動力來源，殖民者要剝奪印第安人世代所擁有的土地所有權，強迫他們為奴，使他們失去人身自由。

要想讓諸如此類的不公正之事具有合法性

，西班牙殖民者就必須構建印第安人與自然法相悖的野蠻形象。只有這樣，那些“文明人”做出的不公正之舉施加到印第安人身上時才能堂而皇之地變成公正與合法。

從長遠來看，塞普爾維達的觀點更加符合西班牙王室的利益，他是站在征服者和殖民者的立場上來陳述辯詞的，其對印第安人野蠻低劣的看法對歐洲人認知美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拉斯卡薩斯和塞普爾維達之間的辯論涉及西班牙神學界、知識界和社會所關注的現實問題，但他們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主要侷限於理論上的論證或推理。

拉斯卡薩斯在新大陸生活了多年

，他的支持者多是與印第安人沒有實際接觸的國內文人，包括西班牙王室的一些皇親貴族在內。他們受到過良好的人文主義薰陶，對異教徒皈依抱有極大的熱情，很多人嫻熟於法律條文，痛恨濫殺無辜的殘暴行為。

他們關注美洲事務，實際上又不太瞭解真相

。當拉斯卡薩斯把西班牙征服者和殖民者的殘暴行徑揭露出來之後，他們感到非常震驚，並強烈呼籲停止征服活動。西班牙王室在處理美洲事務上能夠做出妥協，主要是迫於這些群體的壓力。

塞普爾維達一生未踏上美洲的土地，更無與印第安人實際接觸的經歷

，他的支持者主要是被王室派往美洲的征服者和殖民者。1553年4月23日，墨西哥城的議員魯伊·貢薩雷斯致信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對拉斯卡薩斯的看法進行了抨擊，宣稱他們來到這裡所做的一切是“服務於上帝和陛下，目的是幫助並實現這些地方無數靈魂的皈依與拯救，讓撒旦的權力在這裡喪失殆盡”。

因此，拉斯卡薩斯“對征服者行為的攻擊也是對西班牙君主統治美洲及其居民的最高權力提出質疑”。在這封信中，貢薩雷斯談到征服的合法性：一是征服美洲是經過國王陛下批准的；二是墨西哥皇帝蒙特祖瑪一世統治具有非法性，征服戰爭具有把其居民從苦海中拯救出來的意義；三是強迫當地居民追隨文明的生活，繼而皈依基督教；四是消除印第安人諸如偶像崇拜、活人祭祀和吃人肉的野蠻習俗。

這幾個理由幾乎是對塞普爾維達相關看法的重複

。火燒阿茲特克神廟事件是拉斯卡薩斯譴責征服者對印第安人暴行的主要例證，而征服者迪亞斯強調，阿茲特克神廟的活人祭祀有悖於人性，征服者的行為有助於拯救無辜受害者，毫無疑問具有正當性。

美國學者羅蓮娜·阿多諾的研究表明

，塞普爾維達關於征服美洲戰爭正當化的辯詞在征服者和殖民者中間引起了強烈反響，諸如迪亞斯和貢薩雷斯等征服者在宣稱他們已贏得了這場所謂“正義戰爭”時，曾求助於塞普爾維達詳細闡述的正義戰爭理論原則。

無論是迪亞斯還是貢薩雷斯，

都不可能對征服倫理的哲學問題進行深刻思考

，而塞普爾維達關於西印度群島正義戰爭的短文為普通人提供了違反自然法（如活人祭祀、食人、獸姦）將會產生何種後果的範例，“在早期征服者參與的辯論中成為有用的工具”。

顯而易見

，這些來到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和殖民者從塞普爾維達的相關闡述中獲得了啟發，為他們針對印第安人的殘暴行為進行開脫，將之描述為一場公正的戰爭。他們的狡辯或謊言遭到拉斯卡薩斯等人的強烈反駁。

凡此種種顯然是巴利亞多利德辯論的繼續

。然而，西班牙王室十分忌諱征服者和殖民者對印第安人的殘暴行為在社會上傳播，也不希望征服者和殖民者對之進行辯解，以免混淆視聽，對王室實現在美洲的既定目標產生不利影響。

因此，自1556年以來，西班牙國王費利佩二世釋出敕令，明文規定控制關於美洲的所有作品出版，禁止國內討論美洲征服等問題。1571年，西印度委員會主席胡安·德·奧萬多下令，將已故的拉斯卡薩斯的所有作品封存，就連迪亞斯試圖出版西印度編年史同樣未得到官方許可。

與此同時，費利佩二世頒佈了新法令，以“和解”術語取代了“征服”術語。稱謂的改變將西班牙官方對這場針對印第安人戰爭的態度大白於天下，其實是“換湯不換藥”或“舊瓶裝新酒”。“征服”活動雖然停止，但絕非意味著殖民者與印第安人“和解”。

迪亞斯說過一句經典之言

，即“我們來到這裡既服務於上帝和國王，也要發財致富”。而實現這些目標無不是以剝奪印第安人土地和人身自由為前提。因此，巴利亞多利德辯論所涉及的爭論主題遠未失去時效，依然以不同的形式展開。

貢薩雷斯在致查理五世的信中稱，西班牙王室發動的征服美洲戰爭之所以正當，一個衡量的標準是“大批的人由此被皈依到真正的信仰”。貢薩雷斯所見是否屬實姑且不論，但其表明了把印第安人皈依為基督教徒是確立西班牙王室在美洲統治的主要目的之一。

當時神學界有一些人不主張對印第安人傳播基督教

，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印第安人對基督教信仰反覆無常”；二是“他們過著烏七八糟的汙濁生活，因為印第安人像豬一樣，基督教徒不應該對牛彈琴”；三是“聖經的聖言文字不應該展示給此類人”。

一些在美洲生活的神父也持類似觀點

。

牛津大學研究歐洲人早期美洲觀的著名學者約翰·埃利奧特把這種關於印第安人的看法稱為“最為極端的獸性觀”，因為其“否認了印第安人享有人的名義下的所有權利。如果印第安人不是人類，那麼他們就不能接受信仰”。

在巴利亞多利德辯論中

，這種針對印第安人的“獸性觀”儘管在塞普爾維達的辯詞中體現出來，但卻沒有成為印第安人不可能皈依基督教的理由，只是表明了針對他們進行戰爭的正當性，以便與西班牙王室所宣稱的目標保持一致。塞普爾維達認為，印第安人最終能夠被基督教化，不過在此之前首先要根除掉他們身上的“獸性”，逐漸地以“人性”取而代之。

在“人性”取代“獸性”的過程中

，印第安人不會甘願放棄已經習慣的“邪惡”生活，勢必會起而抵抗，這樣基督徒對他們使用武力就變得必要和正當化。因此，對印第安人“開戰是正當的，因為戰爭打開了基督教傳播之路，使傳教士更容易完成使命”。

塞普爾維達的觀點得到很多人的贊成，就連竭力維護印第安人權利的著名人士弗蘭西斯科·德·維多利亞在論述西班牙在新大陸傳播基督教的正當性時也認為，如果土著人進行抵制，西班牙王室對他們的征服和鎮壓從法理角度上說便屬於正當的行為，原因在於西班牙人是在履行羅馬教皇使土著人皈依的責任。

塞普爾維達把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作為西班牙人在美洲要實現的最終目的

，在此過程中必須根除掉他們身上與“人性”背道而馳的邪惡。這樣，他自然會對這些“邪惡”行為進行誇張性的描述。

對歐洲人來說，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是個遙遠的目標，

而塞普爾維達等人對他們“邪惡”本性的展現似乎是現實的存在，必定會對歐洲人關於印第安人的認知產生影響，印第安人與“文明”對立的“野蠻”形象在歐洲人的腦海中由此根深蒂固。從長遠來看，這也是塞普爾維達把印第安人的“邪惡”予以理論化能夠產生廣泛影響的主要原因。

在巴利亞多利德辯論中，拉斯卡薩斯和塞普爾維達圍繞針對印第安人的戰爭是否具有公正性展開辯論，雙方在神學框架下陳述各自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在辯論落下帷幕之後，對這場征服戰爭的性質並沒有明確答案。

西班牙王室儘管頒佈法令停止了在征服美洲過程中對印第安人的殘暴行為

，但並未由此讓殖民者與印第安人和諧相處，“不公正的戰爭繼續在美洲進行，並且被類似於塞普爾韋達所宣稱的原則證明是合理的”。

戰爭是否具有公正性是一個古老的話題

，公正戰爭理論早就得到一些神學家如聖奧古斯丁等人的系統闡述。塞普爾維達和拉斯卡薩斯所持有的相關論據“幾乎是重複表達了關於公正理論的長期學術討論的傳統”。

其實，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

對印第安人來說，針對他們的戰爭永遠不可能是公正的，對於戰爭公正與否的討論完全排斥了來自印第安人的聲音，而是由發動戰爭的西班牙一方一錘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