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烏克蘭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在受到教育界長達三年的圍剿之後，於心力交瘁中去世。

在著作中，他留下了這樣一段話：

沒有對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仁愛精神。

愛全人類容易，愛一個人難。去幫助一個人，比宣稱“我愛人民”要困難得多。

（《帕夫雷什中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242頁）

英國17世紀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輝格黨領袖沙夫茨伯裡則說：

我可以愛單個的人，卻無法喜歡一個種類

，那可是太神秘的一件事情，對我來說是一個形而上學的深奧難題。簡短而言，假如我無法擁有某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的形象，那我是無法產生任何一種形式的愛的。

（《人、風俗、意見與時代之特徵：沙夫茨伯裡選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第271頁）

霍姆林斯基說“愛全人類容易，愛一個人難”，沙夫茨伯裡說“我可以愛單個的人，卻無法喜歡一個種類”，看似相反的表述，其實指向的是同一件事情：

只有愛具體的人，才談得上愛人群

(組織、民族、祖國乃至全人類)

。

1935年自莫斯科訪問歸來的羅曼。羅蘭，對“愛全人類”和“愛一個人”之間的區別，也有著非常深切的體會。他寫道：

現代最大的罪惡，是抽象的人類之愛--在遙遠某處的非人格之愛。

愛不認識的人，愛絕不會碰面的人，其實是很簡單的，不僅沒有任何犧牲的必要，同時還可以完全滿足自己良心的虛榮！這就是良心嗎？不！不是這樣，而是

應該去愛鄰人，愛與我們共同生活且為我們帶來麻煩的人。

（

《羅曼。羅蘭如是說》，中國友誼出版社，1993，第18頁

）

更早一些時候，1920年，還只有22歲的朱自清，竟也覺察到了“愛抽象的人類”與“愛具體的人”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

有些入魔的朋友將“人類底愛”當作只是一個概念。

儘管嘴裡叫得響，卻一些愛底表現沒有;

甚至原來愛著的人也不愛了。

這班人只是愛了抽象的人類，又算什麼呢？

（

《＜越聲＞發刊辭》，1920年11月28日

）

“愛抽象的人類”而“不愛具體的人”，帶來的必然是巨大的災難。英國思想家埃德蒙·柏克，在人生晚年耳聞目睹了法國大革命的種種暴力與恐怖。面對“腦袋如板岩似地紛紛落地”的現實，柏克悲傷地寫道：

法圍的那幫理論家對人類有著深深的愛，但是對具體的人卻很不耐煩，更糟糕的是，索性把他們給忘掉了。

（《自由與傳統》，商務印書館，2001，第8頁。）

古今中外的秦制統治術的一大要義，正是以各種抽象的宏大詞彙，來掩蓋乃至取代對具體的個人應負的責任、應盡的義務、應有的關懷。對此，美國學者C。J。H。Hayes說得非常直白：

凡愛抽象的人類，而侮辱具體的個人者，或出口便是對人類應負的責任，而無暇為其鄰居服務者，這類的人，我們有充足的理由不能相信他。

（

《族國主義論叢》，新月書店，1930，第322頁

）

總而言之，要當心那些愛抽象的人群、卻不愛具體之人者。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