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因其外形和特殊的社會功能而深受大多數民族的喜愛，歷史上許多民族的傳世繪畫作品都有馬的藝術形象出現。在璀璨的中國美術史發展中，更是逐步形成了獨立的

“鞍馬畫”科。關於歷朝歷代鞍馬畫科的發展，已有研究主要從藝術家個人因素、社會結構、時代背景等角度進行分析，較為缺乏從民族文化交融與重構的角度進行研究，故而不能更好地形塑民族文化交往頻繁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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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鞍馬畫發展。

在兩宋遼金時期，北方遊牧民族為鞍馬畫科的發展注入了新鮮力量，北宋畫家對北方少數民族番馬畫的理論研究、模仿學習，都共同促進了中國畫鞍馬畫科的發展，使鞍馬畫科上承盛唐之風下啟元人番馬畫，展現出特殊的時代風貌。

宋遼金時期的鞍馬畫不再是對馬的單純描繪，既包括了有馬在內的人的活動，又包括了人與馬所在的場景，極大地豐富了自唐以來的鞍馬畫科

“圖式”。

（一）遼代對鞍馬畫科的發展，

隨著遼代文化的發展，契丹族的畫家在表現遊牧民族社會生活方面取得了醒目的成就，逐漸形成了具有遊牧民族特色的

“北方草原畫派”。陳兆復先生指出契丹“在我國美術史上佔有自己特殊的位置”，其代表畫家有胡瓌、李贊華、胡虔等。他們的繪畫技法、文藝思想受唐朝、五代時期的中原文化影響，但又在此基礎上融入了對草原遊牧生活的表達，使該時期的鞍馬畫既上承唐風，又繼出新貌。

北宋蘇頌曾任北宋宰相，此文獻資料說明在北宋時期有許多漢族畫家學習、模仿胡瓌的畫作，並在他的畫作基礎上變形創新，但在蘇頌看來，都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比不上胡瓌的畫作。

北宋畫家對胡瓌的模仿雖取其形未得其神，或許與一些漢族畫家缺乏草原生活經驗有關。遊牧民族的自身生活經歷和生活環境的特殊性，比農耕民族更加了解水草放牧、遊獵追馳的草原生活。遊牧民族繪畫中撲面而來的草原生活氣息，是北宋畫家難以模仿的。

胡瓌是遼代極為出色的一位畫家，他非常擅於畫馬

，

主要傳世作品有《卓歇圖》、《出獵圖》、《回獵圖》等。

以胡瓌的《卓歇圖》為例，從畫面看，胡瓌確實如許多畫論記載的那樣，能精確地刻畫出遊牧民族的帳篷、氈幕、旗幟、弓箭等。這幅畫表現的主題是契丹族午休的場景，

“‘卓’是立的意思，‘卓歇’就是支起帳篷休息；或說‘卓’是卓午，是中午休息的意思”。

《卓歇圖》從左至右依次是：侍衛，休息用膳的契丹貴族及男僕女僕，跳舞的男舞者，照看馬的侍衛，休息的馬群。從技術層面上講，能構建和表現如此宏大場面的畫師，無疑對畫面擁有極強的掌控能力和高超的表現技術。

陳兆復先生認為《卓歇圖》尾端擁擠在一起的馬匹十分精彩，但拋開技術的層面，《卓歇圖》所營造的那種真實動人的草原生活氣息也十分動人。契丹貴族在遊獵途中稍適休息，鋪上地毯席地而坐，飲食喝酒閒談；忙碌的僕人端著各式各樣的飲具食盤，侍衛遠遠地站著保持著警惕，隨從照看著馬群，有的人也已經坐下來飲水吃食稍事休息。

胡瓌所描繪的塞外風情和北方遊牧的美好生活與中原畫家的作品迥然不同。他所傳達的北方遊牧民族社會生活氣息，已經超越了對具體事物的表現，上升到感受性的表達層面。胡瓌的畫作在許多畫論中被稱之為神品，可見他的畫作品質獲得了極高的認可度

。

《卓歇圖》中質樸而動人的生活氣息，對契丹族馬具、馬匹、人物服裝等細節的真實描繪來源於胡瓌對契丹族生活的瞭解。但他的技法、構圖形式、現實主義傾向則很可能是受到了漢唐繪畫的影響。胡瓌長期生活在漢人與胡人交流頻繁的燕雲地區，其藝術成就得益於各民族文化的頻繁交流。

以胡瓌為代表的北方遊牧民族藝術家同樣是在漢族繪畫的影響下，融入了對遊牧民族生活及特徵細緻而真實表現，逐漸形成了一種別具草原風情的蕃馬畫樣貌。這種具有濃烈草原生活氣息的畫作很快受到了中原畫家的歡迎，湧現出了一大批學習北方少數民族番馬畫的畫師，對中原畫家的番馬畫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遼代鞍馬畫在北方遊牧民族審美情趣的引導下，在中原繪畫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遼代蕃馬畫繪畫大師。這股浪潮不僅推動了中國畫鞍馬畫科的發展，其切實反映契丹族社會生活的畫作，對後世研究遼金等北方遊牧民族文藝發展、胡漢文化交融等問題都具有特殊意義，是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二）北宋對少數民族番馬畫的理論研究與學習，

從文化交往的角度看，雖然宋遼金在政治、經濟等方面摩擦不斷，但總得說來，對彼此文化的吸引和認可卻是時代的大體趨勢。宋代的繪畫理論家透過梳理、介紹、記載少數民族優秀畫家，對契丹族、女真族、黨夏族的優秀繪畫作品進行了高度評價。

正是這些理論研究將北方少數民族的優秀繪畫作品引入了北宋乃至後世的大眾視野之中，使後世畫家能尋古溯源。北宋的鞍馬畫理論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畫鞍馬畫科的發展。

1、理論研究，

宋朝不僅承認且推重少數民族優秀繪畫家，還鄭重而嚴謹得記錄了這些少數民族畫家的繪畫作品。為後世乃至當今的美術史工作、美術實踐活動提供了詳實的資料。

《宣和畫譜》中

“蕃族門”記錄和介紹了

5

位畫家及作品，其中

3

位都是少數民族畫家。雖然這樣的命名顯示出宋代畫論認識上的侷限性，但畫論依然用詳實客觀的描述展現出了對少數民族優秀畫家的承認和喜愛。

北宋的繪畫理論研究並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史料的搬運工。例如北宋劉道醇在介紹胡瓌時，對他生平事蹟粗略帶過，更多地將注意力放在畫面、技法的研究與評價中

，

可見宋代對少數民族美術繪畫理論研究側重點的不同。

郭若虛對少數民族美術的研究則更為具體、客觀

。

郭若虛指明瞭耶律倍繪畫中最常出現的題材即是契丹族民族權貴、契丹族服裝、馬匹等。從畫論看，郭若虛客觀地指出了李贊華畫面的

“不足之處”，例如顏色、人物比例等等。但認為郭若虛之所以會如此點評，原因之一便是從漢族的審美角度出發，而沒有站在契丹族的審美角度，具有一定的時代侷限性。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畫論對於畫師張戡的記載。將畫師張戡深受民族文化交流的影響凸顯了出來，指出由於他長期居住在燕山附近，與契丹人接觸較多，十分了解契丹族的社會生活，所以能將契丹族人的樣貌描繪得惟妙惟肖，也能將他們的鞍馬及生活用具如實表現。這說明在中國古代，繪畫理論工作者就已經意識到了民族文化交融在客觀上對於繪畫的促進作用。

兩宋時期的繪畫理論研究顯示出他們對民族文化交往持有積極肯定的態度。這些理論與研究不僅記錄了這些少數民族藝術家的風格、技法，還介紹了他們的生平背景及經歷，成為重要的史料研究資料，推動了中國鞍馬畫科的發展。

2、模仿學習，

民族文化交往常常需要建立在實際的物質接觸基礎上，藝術品的流通也是民族間文化交往的重要條件，它能更好地推動民族文化的相互學習從而推動文化發展。在兩宋時期，宋朝宮廷、民間以實際的收藏表達了對少數民族藝術的喜愛。

而這些藏品又成為了中原畫家一睹北方少數民族藝術佳作的契機，中原畫家透過傳移模寫胡瓌等少數民族藝術名家的畫作，提高和發展了描繪人馬畫的藝術水平。

不僅北宋宮廷喜愛少數民族的鞍馬畫作品，宋朝民間也十分受喜愛。而李贊華的作品更是千金難買，

他

的畫十分受京城達官貴人的喜愛，甚至緊俏到要用金帛來購買。

兩宋宮廷、民間的藝術品流通與收藏形成了中原畫家模仿學習北方少數民族繪畫藝術的現實基礎。一些現如今尚無影象留存的兩宋畫家都曾受益於民族文化的交往，師承黃宗道的南宋的陳居中，也曾臨摹國李贊華《東丹王出行圖》。值得一提的是，遼宋之間還有以畫為禮物互贈的情況。這也在客觀上搭建了民族文化交往的橋樑。

現今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秋林群鹿圖》、《丹楓呦鹿圖》就是遼興宗於慶曆中以

“御畫”題跋的五幅畫作中的兩張。它們的繪畫風格與韻味與中原繪畫迥然不同。從審美上看，紅色與黃色層層疊疊的樹葉十分具有北國風光的特色。從技法上看，對鹿的塑造方式有一種罩染的立體效果，與漢族的工筆畫法也有顯著不同。

遼興宗以之為禮物相贈宋仁宗，宋仁宗收到禮物後也十分重視。實際上，不僅少數民族優秀的繪畫作品在宋廷與民間是珍貴的藏品，漢族古代的優秀書畫作品也是遼金宮廷與民間收藏的熱門。可見，建立在實物接觸之上的模仿交流學習同樣是相互的。

在民族文化的交往過程中，接觸是其中的重要環節。兩宋對少數民族畫家的理論研究、宋遼金之間藝術品的流通都是研究該時期鞍馬畫科發展不可忽視的因素。宋遼金時期的鞍馬畫科發展是宋遼金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是在各民族間文化互動的情況下共同推動共同發展的成果。

（三）宋遼鞍馬畫發展對民族交往的啟示，

民族文化交往中一直存在一對矛盾，傳承本民族文化與借鑑學習其它民族文化。歷史上，因為沒有處理好此對關係而衍生悲劇的北魏孝文帝就是一面歷史的鏡子。在遼代初期，這對矛盾也非常尖銳，第一章的第二節曾詳細闡述了遼代

“開明派”與“保守派”的鬥爭，並且簡略提到了兩派鬥爭的犧牲品太子耶律倍。

遼代耶律倍是一位非常喜愛漢族文化並十分精通漢族文化的契丹貴族，他是遼太宗耶律阿保機的長子，曾被立為皇太子（

916

年－

927

年）。但在尖銳的政治鬥爭中，他最終沒有接任皇位而是遠走後唐，獲賜漢名李贊華，封東丹王。

一些研究文章認為耶律倍在契丹族皇位之爭中失利的原因之一便是因為他對漢文化的引借過度，例如於博《失意的皇子得意的畫家——讓國皇帝耶律倍的研究》中認為由於李贊華“漢儀為用”的理政方針不受母親述律平待見，其母述律平從狹隘的民族主義出發，認為耶律倍的做法會使國家全盤漢化傷及契丹族民族文化，致使耶律倍讓位甚至被逼出走後唐。無論耶律倍皇位之爭的失利是因為何種原因，耶律倍對漢族文化十分喜愛，所接觸和掌握的漢族文化知識也非常淵博。

例如他曾將《陰陽符》翻譯為契丹文；在他的建議下，遼太宗也興建孔子廟並按春、秋祭祀。而耶律倍本人也十分精通書畫，他的畫作以契丹族遊獵生活為主，在宋朝也十分受歡迎。

雖然，從耶律倍個人的角度看，如此有才華與抱負的一位皇子被迫遠走他國無疑是一個悲劇。但客觀而言，這或許形成了契丹族文化得到保護的契機。

遼太宗和述律後對漢文化截然不同的態度使遼對於民族文化交往與融合問題分裂為

“開明派”和“保守派”。與述律後想法一致的契丹權貴大有人在，他們在內心深處並不認可漢族文化，並帶有狹隘的民族偏見，固守契丹族傳統文化。雖然遼代“保守派”的政治觀點不利於民族間和諧相處，但“開明派”與“保守派”的抗衡還是對保護契丹族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兩股力量的抗爭反映在繪畫上便形成了既表現本民族社會生活，遵循本民族文化傳統與審美習慣，又學習其它民族先進的繪畫技術。這一思路也沿襲和反應在遼代社會生活的其它方面，但實際上，遼代都遵循著學習先進技術、先進思想，結合本民族實際情況、歷史傳統、人文風俗，改良弊端，推進發展，並沒有走上北魏孝文帝的老路。

結語

事物總是有矛盾的兩面，這是必須承認的客觀事實。但人的能動性決定了人可以在動態調整中使事物向更好的方向發展。遼代金代與兩宋的文化交往歷史，為當下的民族文化交往提供了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