薊縣獨樂寺求什麼最靈

話接上一篇《

獨樂寺考察：投身學術的梁思成，想要寫一部中國人自己的建築史

》，我們繼續聊聊獨樂寺的考察故事。

實地調查欲寫就中國建築史

梁思成在《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開篇就提到了建築史的科學研究方法，要重視實物與證據。這與中國傳統的文獻考據大不相同。中國古代關於建築的資料，多是華麗的詞藻，或是簡單記錄尺寸與位置，建築史家難以從中獲得對建築的全面瞭解。「故研究古建築，非作遺物之實地調查測繪不可。 」

這與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啟鈐定的目標相一致，也是當時國內歷史考古現代化的路徑，即從傳統的乾嘉考據轉向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對建築史的研究來說，就是要多考察實物遺存。

1930 年代初，中國境內發現的古建築還很少。與日本相比，雖然中國歷史文化更悠久，但建築遺存卻落後甚遠。日本奈良法隆寺的建築，建造時期相當於我國的隋代，而當時國內尚未發現唐代木構。因此薊縣獨樂寺的山門與觀音閣，作為當時國內最古老的木構，極其珍貴。梁思成描述為：「上承唐代遺風，下啟宋式營造，實研究我國建築蛻變上重要資料，罕有之寶物也。」

獨樂寺觀音閣（圖：Mickey）

梁思成一行人對獨樂寺進行了細緻的考察與測繪。憑藉之前對清工部工程做法和宋營造法式的研究，梁思成將這兩座遼代建築的結構細節與不同時代的建築制度進行對比，試圖在將其安放在中國建築變遷的大背景之中，這背後浮現的正是他欲書寫一部完整中國建築史的理想。

而且這部中國建築史是全新的，梁思成欲運用新的框架，超越之前外國學者的研究。在第一章《總論》中，我們便可清楚地看到這種想法。

梁思成的創見：斗栱與柱式

獨樂寺建築的形制，與敦煌壁畫中所見的唐代建築頗為相似。其建造年代距唐亡不遠，很可能仍保留了大部分唐代北方建築的制度。

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體量巨大的斗栱。這群見慣了明清小斗栱的年輕人，來到獨樂寺山門和觀音閣的簷下，想必大受震撼。

在《總論》中，對斗栱的論述佔據了較大篇幅，梁思成將其功用與地位等同於西方希臘羅馬建築的柱式（Order）。這是一個相當有創見的想法。

斗栱者，中國建築所特有之結構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與柱間之過渡及聯絡，蓋以結構部分而富有裝飾性者。其在中國建築上所佔之地位，猶 Order 之於希臘羅馬建築；斗栱之變化，謂為中國建築制度之變化，亦未嘗不可，猶 Order 之影響歐洲建築，至為重大。

圓柱在希臘羅馬建築中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由此形成了一套柱式體系。這個體系除圓柱本身外，還包括柱上的門楣。整個體系，乃至建築的整體結構，都以圓柱的直徑為模數。也就是說，柱間距離、柱的高度、門楣的尺寸等等，都以圓柱直徑為基本單位來確定。由此整座建築的設計依據各種嚴格的比例而定，達成和諧的視覺效果，即古羅馬建築學家維特魯威所謂的均衡（symmetria）。

希臘羅馬神廟中柱式體系的模數關係

梁思成將斗栱比為柱式，正是發現了中國古建築中的模數關係，這種關係就蘊藏在斗栱的尺寸中，即《營造法式》中提及的材分°制。

除此之外，斗栱本身的結構作用也被這些學者所稱道。獨樂寺山門的斗栱，雄大壯碩，高度約有柱高的一半以上，擔當了承託屋簷、聯絡梁枋的功能。對比唐宋與清代的斗栱，梁思成的偏好很明顯：

唐宋建築之斗栱以結構為主要功用，雄大堅實，莊嚴不苟。明清以後，斗栱漸失其原來功用，日趨弱小纖巧，每每數十攢排列簷下，幾成純粹裝飾品，其退化程度，已陷井底，不復能下矣。

這種對比也見於更早研究中國建築的外國學者。瑞典藝術史家喜龍仁（Osvald Sirén）曾於 1929 年寫了一本《中國古代藝術史》，在論及中國建築的斗栱時，就指出宋、元建築中的斗栱尚存結構機能，而到了明、清則日趨退化。

在北京考察城牆與城門的喜龍仁

但無論是喜龍仁，還是對東亞建築研究更深的日本學者伊東忠太、關野貞，都沒有在中西建築對比的層面上，將斗栱和柱式並置在一起。

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都不如本土學者重視《營造法式》等專著的研究；另一方面梁思成這種提法也是為了將中國建築從單純對美學的謳歌中納入結構的視野，從結構合理性切入，賦予其與西方建築同等的地位。

這是一種將中國建築史科學化的取向，由於當時的主流學術方法皆來自西方，故而他們也得運用西方建築史研究中的的觀念。

尋找中國建築的結構合理性

梁思成在賓大求學時，西方流行的建築史觀點主要來自英國建築史家弗格森（James Fergusson）和弗萊徹（Banister Fletcher）。對於中國建築，他們只注重色彩和裝飾，同時將其看成固定的風格，是「非歷史的建築」。年輕的梁思成顯然不同意這一點，在當時就動了要重構中國建築史的念頭。

弗萊徹的「建築之樹」，中國建築位於邊緣

而更早的伊東忠太也不同意，他曾一路由東往西，從中國踏查至地中海，欲尋找日本建築的根源，最終發現其與中國建築有千絲萬縷的聯絡。

經過多年考察與研究，伊東忠太對中國建築及藝術的評價非常之高：

綿延至於今日，仍儲存中國古代之特色，而放異彩於世界之建築界，殊堪驚歎……東洋三大藝術中，仍能保持生命，雄視世界之一隅者，中國藝術也。

他深知需要構築一部東亞建築史，尤其是中國建築史，來打破西方狹隘的眼光。

伊東忠太（1867 - 1954）

獨樂寺的考察成果，意味著中國學者已接過接力棒。梁思成這種對結構合理性的強調，在林徽因 1932 年發表的《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中已有顯現。這篇文章也可視作獨樂寺考察的準備之一。

林徽因在文中提到了結構原則的重要性：

中國建築的美觀方面，現時可以說，已被一般人無條件地承認了。但是這建築的優點，絕不是在那淺現的色彩和雕飾，或特殊之式樣上面，卻是深藏在那基本的，產生這美觀的結構原則裡，及中國人的絕對了解控制雕飾的原理上。我們如果要讚揚我們本國光榮的建築藝術，則應該就它的結構原則，和基本技藝設施方面稍事探討。

接下來她對屋頂的分析尤為精彩，點明瞭作為中國建築特色的大屋頂乃是結構與美觀的完美結合。之後寫到斗栱，也強調了結構功用，並對斗栱的退化表示惋惜。

在此基礎上，梁思成見過獨樂寺之後，敏銳捕捉到斗栱與柱式之間的關聯，也就順理成章了。

梁、林在美國接受了現代學術訓練，又在中國古代建築文獻中與老工匠身上收穫頗豐。在他們眼中，無論是平面佈局、曲面屋頂，還是各色斗栱，都有其結構上的合理性，而不單單只是文化習俗或是裝飾美學的凝結。

梁思成留美時的建築速寫作業

我們可以看看梁思成如何看待獨樂寺觀音閣的斗栱。觀音閣共有二十四種斗栱，變化多端，各盡其用。梁思成總結為「其結構實為一種有機的（Organic），有理的（Logical）的結合」，明顯體現了將美觀納入結構合理性的思路。

中國建築風格的演變

此外，為了駁斥中國建築沒有風格演變的西方主流觀點，梁思成也在著力捕捉不同時代中國建築間的差異。

除斗栱演變外，在論及梁枋橫斷面高寬比時，梁思成指出獨樂寺山門及觀音閣的皆為 2：1，比宋營造法式規定的 3：2 在力學上更為科學，遠優於清式的 5：4、6：5。另外他將早期的材分°制與清式的鬥口制進行對比，對古制讚不絕口。

這種對早期建築的偏好，也反映在梁思成後來在中國建築的分期中：唐遼為豪勁時期，宋金元為醇和時期，明清則為羈直時期。

但建築技術的發展，不可能完全是退步。明清建築由於磚石技術的發展，斗栱和梁枋不再像之前的建築那樣需要承擔關鍵的結構功能，這使得其表面上產生了退化，但整體建築並未退化。

梁思成與同輩學者之所以如此強調過去的輝煌，也與當時的思想背景有一定關係。他們在建築層面上將古代的宏偉與近代的纖弱進行對比並不是復古，而是要借古代的輝煌來振興積貧積弱的當下。這與百廢待興、強敵環伺之下勃興的民族主義息息相關，也是那一代學人的典型特徵。

無論如何，這些新的眼光，為中國建築史的研究帶來了新鮮的氣息。本土學者終於登上了現代學術的大舞臺。

參考資料：

《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 梁思成

《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 林徽因

《梁思成與他的時代》 朱濤

《發現獨樂寺》 丁垚

《中國建築史》 伊東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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