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朝時期，諸王幕府中的文章都有哪些區分和特徵？——首先，我們要知道，南朝諸王幕府中的文士代諸王所作的公文，主要是寫給皇帝的章、表，還有就是戰爭時期創作的檄文和書。幕府文士寫給諸王的日常公文主要是啟、箋和疏。此外，幕府文士還會寫作書信、誄、行狀、碑銘、賦等各體文章，這些文章創作反映了文士在諸王幕府中工作與交際的具體情況。

南朝諸王幕府文士的代筆公文

南朝出鎮的宗室諸王或年在幼衝，或不學無術，幕府文士作為諸王的幕僚，在藩府中主要的職事就是為諸王撰寫公文。

在日常公文中，由幕府中的文人代筆的主要是謝恩之章、陳情之表，此外諸王向州郡釋出的教，亦常由文士代寫。

而在國家動亂、諸王起兵之際，藩府中釋出的檄文以及一些勸降的書信亦多為文士代寫。

章、表、教

秦代以前，向王上進言，統稱為上書，秦代才改書為奏。秦漢之時的奏這種文體，其應用是十分廣泛的，所謂

“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總謂之奏。”漢

代的時候又細化為章、奏、表、議四種文體

，並且這四種文體，各有所用，章是用來謝恩的，奏是用來彈劾臣子的，表是用來陳述事情的，議是用來討論事情的。

南朝諸王幕府中，奏和議這兩種文體是很少見的。奏自漢朝以後多是用來彈劾臣子的，如沈約的《奏彈王源》，周弘正的《奏記晉安王》，徐君敷的

《奏劾南康王方泰》《奏劾武陵王伯禮》，藩王幕僚很少去彈劾大臣，這在他們的許可權之外。議是對不同的主張進行討論，江邃的《太廟送神議》，王儉的《釋奠釋菜議》《皇孫南郡王冠議》，多是朝廷中宗廟禮儀的大事，也很少由藩王幕僚去議論。

據筆者統計，由諸王幕僚代筆的謝恩之章有謝莊的《為北中郎新安王拜司徒章》《又為北中郎謝兼司徒章》，新安王即劉子鸞，大明七年

秋十月兼司徒一職；江淹的《始安王拜徵虜將軍、丹陽尹章》《始安王拜徵虜將軍南袞州刺史章》《建平王拜右衛將軍、荊州刺史章》，始安王即劉子真，永光元年

為徵虜將軍、丹陽尹，江淹此時在始安王幕中教授五經。

沈約有《為晉安王謝南兗州章》《又為安陸王謝荊州章》，晉安王即蕭子懋，永明五年

正月任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即蕭子敬，永明五年任荊州刺史；庾肩吾《為武陵王謝拜儀同章》，

武陵王即蕭紀，大同九年冬十一月，武陵王蕭紀進號徵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此外，還有一些恭賀皇帝皇后太后登祚正位的章，如江淹《建平王慶少帝登祚章》《建平王慶王太后正位章》《建平王慶江皇后正位章》，少帝即宋後廢帝劉昱，王太后即王貞風，是宋明帝劉彧皇后，江皇后即江簡珪，是宋後廢帝劉昱皇后。

為南朝諸王所作的陳情之表中，有一大部分都是辭讓官職的，如大明七年

十月，東海王劉禕加任司空，謝莊作《為東海王讓司空表》；泰始七年

二月，建平王劉景素任荊州刺史，江淹作《建平王讓右將軍、荊州刺史表》；天監十一年

正月，臨川王蕭宏進位為太尉，王僧孺作《為臨川王讓太尉表》；

天監十七年十一月，南平王蕭偉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孺作《為南平王讓儀同表》。

天監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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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王蕭偉知司徒事，吳均作《揚州建安王讓加司徒表》；劉孝綽《為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劉潛《為臨川王解司空表》《為臨川王解揚州表》《為安成王讓江州表》《為南平王讓徐州表》《為晉安王讓丹陽尹表》；庾肩吾《為南康王讓丹陽尹表》；徐陵《為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

表的功能還有很多，如慶賀皇家誕育之表，如鮑照《皇孫誕育上表》

《徵北世子誕育上表》，陸倕《為豫章王慶太子出宮表》；有謝賜官賞物之表，如鮑照《解褐謝侍郎表》和謝莊《謝賜貂裘表》；有辭闕留任之表，如江淹《建平王之南徐州刺史辭闕表》；劉潛《為雍州柳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

此外還有一種文體也常由幕僚代筆，即“教”這種文體。

所謂“教者，效也，出言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沈邵為安成相，作《贈王孚孝廉板教》，陸倕為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作《將至潯陽郡教》，丘遲為永嘉太守，作

《永嘉郡教》。王僧孺為南海太守，作《至南海郡求士教》，南朝諸王自作之教有岳陽王蕭詧為雍州刺史時所作的《臨雍川下教》。

諸王中有文士代筆的教有：江淹《為宋建平王聘隱逸教》《建平王散五刑教》；任昉《為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教》；陸倕《豫章王拜後赦教》。

公牘文一般都有固定的程式，幕府文士為諸王代寫的章、表、教千篇一律，難脫前人窠臼

，又因是代諸王所言，也沒有文士真情實感的流露，但是這類公牘文在形式和文辭上講求隸事、對仗工整嚴謹，辭藻華美，顯示了南朝公牘文的駢化程序。

略舉幾例，如劉潛的《為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

“臣大邦維屏，既慚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庾肩吾的《為南康王讓丹陽尹表》：“臣聞斂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縑圖五嶽，寧識崇朝之雲。”徐陵的《為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誠復居藩體國，應思馬駿之功，論地惟親，宜慕曹彰之勇。”

都是以四字六字與四字六字相對，對仗工整。同時這三句也都講求用典，如劉潛用了《詩經·大雅·板》中的“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以及《詩經·魯頌·泮水》中的“思樂泮水，薄採其芹”的典故，表明鄱陽王作為宗室為國之藩籬的昭昭忠心。

徐陵用了西晉扶風王司馬駿鎮守關中平定禿髮樹機能之功和曹魏任城王曹彰威震塞外之勇，表達了始興王對於前代宗室俊才的思慕之情

，這些典故都恰如其分地表達了諸王效忠皇室的心跡。

檄與書

檄文是古代用於徵召，曉諭的政府公告或聲討、揭發罪行等的文書。南朝之前，著名的檄文有隗囂《討王莽檄》，司馬相如赴任《喻巴蜀檄》，陳琳的《為袁紹檄豫州文》，鍾會的《檄蜀文》，桓溫的《檄胡文》。爰及南朝，幕府文士所作的檄文有顏竣《為世祖檄京邑》。此外還有劉義欣的《檄司兗二州》，劉子勳的《傳檄京師》，劉休若《移檄東土討孔覬等》。

《宋書

·鄧琬傳》記載：“使記室參軍荀道林造檄文，馳告遠近。”義嘉之亂，晉安王劉子勳，其時年十一歲，荀道林為劉子勳記室參軍，此檄當是荀道林所作，只過不是借用劉子勳的名號。

關於檄文的寫作特點，劉勰《文心雕龍

·檄移》雲：“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故其植義揚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眾，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

李扶九《古文筆法百篇》雲：“凡檄文體，申明大義，歷數其罪而討之。四六體裁，詞貴宏

整。

”

諸王幕府中的檄文多是征討性檄文，這類檄文通常先是敘述敵方的苛虐與講明己方的休明。

如顏竣《為世祖檄京邑》痛斥劉劭和劉浚的罪行，荀道林代劉子勳所作的《傳檄京師》斥責宋明帝劉彧，接著都講述己方將帥的休明，顏竣《為世祖檄京邑》敘述劉駿方將帥

“凡此諸帥，皆英果權奇，智略深贍，名震中土，勳暢遐疆”，荀道林《傳檄京師》稱讚劉子勳方將帥“凡諸將帥，皆忠無匿情，智無遺計，果乾剛鷙，譎略多奇。”

其次就是渲染己方勢力之強大，天時地利人和都在己方。最後則是強調與叛逆為伍不會有好下場。

顏竣《為世祖檄京邑》雲：“如有守迷遂往，黨一兇類，刑茲無赦，戮及五宗。賞罰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福，無貽後悔。”荀道林《傳檄京師》雲：“紀季入齊，陳平歸漢，身尊譽遠，明誓是褒，成範全規，殷監匪遠。若玩咎惟休，告舍罔悟，則誅及五族，有殄無遺。”

檄文在行文中常會用誇飾的手法。如顏竣《為世祖檄京邑》列舉柳元景、馬文恭等統勁卒三萬；宗愨等勒甲楯二萬，沈慶之等領壯勇五萬，劉駿親統精悍十餘萬，又吹噓：

“荊、雍百萬，稍次近塗，蜀、漢之卒，續已出境。”

事實上劉駿討伐二兇之亂之時不可能有這麼多兵馬，檄文只是為了增強己方的氣勢，以一種氣吞萬里如虎的氣勢壓倒敵方。檄文是幕府文士的職事，文事雖佳，仍然要靠武略濟之，最後的成敗主要還是決于軍事力量。

結語

總的來說，南朝諸王幕府文士代諸王

所作之

書，有一部分能勸降誘叛的作用。

南朝宋末年的義嘉之亂和桂陽王劉休範之亂中，不少勸降地方將領的書信都是出自幕府文士之手，如桂陽王劉休範幕府的檄書全出自吳邁遠之手。這類書信有晉平王劉休祐的《與殷琰書》，尋陽王劉子房的《與吳喜書》，桂陽王劉休範的《與袁粲褚淵劉秉書》。文士在幕府所作的勸降書信，最著名的當為丘遲在臨川王蕭宏幕府所作的《與陳伯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