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直以為，商丘相對於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泱泱歷史，相對於她已知的文化遺存和已知卻依然封存在歷史文獻中的史料符號，她仍是一個謎。她的神秘仍將驅使史學界、考古界、文化界心懷虔誠、心嚮往之地探索、發現、揭秘。

而古城作為商丘的地域靈魂，更是一個謎面中的謎面。當初，在陳道山向世界公佈了他的驚人發現——“商丘古城是一座世界文化遺產標誌城”後，不少業內專家紛紛表示，陳的發現相對於商丘古城深厚的文化內涵，仍不過冰山一角。那麼，這樣一座古城池的“冰山全貌”何時能徹底地浮出歷史的水面，供世人高山仰止呢？

不過，我們現在已能清醒地看到，作為一筆建築財富，她如此價值豐饒；作為一筆文化財富，她如此波瀾壯闊；作為一筆精神財富，她如此影響深遠；作為一筆經濟財富，她如此商機無限。

可之於她的一次“國家際遇”什麼時候會腳步鏗鏘而來呢？

如果說藉助歷史，可以創造新的歷史。但歷史揹負久了，是不是也會成為沉痛的包袱？柳宗元寫過一種小蟲子叫蝂蝜，特別喜愛背東西，爬行時遇到東西就抓過來背在身上。東西越背越重，堆上去不會散落。但如果有人可憐它，替它去掉背上的東西，而它如果還能爬行，就又把東西像原先一樣抓來背上，直到為自己沉重的揹負累死路上。

放下固有的東西，我們會不會輕裝前行？放下歷史包袱，我們會不會創造出新的歷史奇蹟？當初木蘭替父從軍，“女扮男裝”稱得上中國第一創意吧？在這樣一個創意、創新先行的年代，可不可以說商丘自古就是一座創意之城呢？“文化創意”是不是實現古城迅速、完美嬗變的一個最為準確的切口呢？

古城一次次建城、一次次文明起步、一次次華美轉身表明，她自身最不缺的，就是創意。而今天，如何將文化創意像當初“焦作現象”那樣絲絲扣扣地融進古城的開發和推介中呢？

發現者的發現

世界文化遺產標誌與商丘古城外圓內方形狀對比圖

之於歸德古城，陳道山是一位發現者。之於歸德古城的所有發現，陳道山的發現最為震驚世界。

2008年7月，鄭州牧業工程高等專科學校旅遊管理系講師陳道山向世人公佈了他的最新研究發現：商丘古城遺址衛星圖顯示“外圓內方”的外形，與世界文化遺產標誌驚人地相似。

“商丘古城的形狀與世界文化遺產標誌的圖形基本吻合，這是一個很獨特的巧合。”陳道山說。

陳道山對商丘古城的研究已有時日，隨著研究的深入，他發現商丘古城當中蘊含著許多獨特的文化價值還沒能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商丘古城外形與世界文化遺產標誌之間的相似關係，即是其中之一。他將這一發現撰成《商丘古城：“世界遺產標誌”城》一文發表在國內一家建築雜誌上。

標誌是表述事物本質的最頂尖級的詞兒，有表示在某個方面最具典型代表意義的功能。商丘古城能否擔當起世界遺產標誌城的角色？

陳道山的答案是肯定的。他在《商丘古城：“世界遺產標誌”城》一文中的闡釋鉅細而毋庸置疑。他以為，從表象符號的外在圖形來看，商丘古城外圓內方的“古銅錢幣”格局與世界遺產標誌如出一轍，都是人類古老文化中“天圓地方”哲理的應用或延伸。這是出於巧合？還是淵源一致？他以為，“天圓地方”觀念是人類最自然的本性而催生的創造物，這個創造物實際上是人類內心世界的一種象徵，作為人類心靈最強大的精神力量，深深影響著人們的精神及行為方式。因此，象徵符號要想成為凝聚成員信賴、承載成員期望的象徵，只有當它的含義與組織的共同理念相一致時，也才能成為該組織的標誌。而世界遺產標誌作為一種在世界遺產範疇上規範且能被所有《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簽約國都認可的識別符號號，其必定是源於且與人類的文明淵源等相關領域有著特定的關係，這與商丘古城作為人類文明遺產的典範代表是一致的、是相匹配的，也可以說是標誌源出的共性地方之一。

其次，從表象符號產生的時間來看，商丘古城外圓內方的“古銅錢幣”格局出現於公元1540年，而世界遺產標誌出現的時間為1978年，也就是說商丘古城“古銅錢幣”格局的出現要比“世界遺產標誌”的出現早438年。從一般的認知邏輯來看，世界遺產標誌產生的濫觴有可能來源於商丘古城格局，而不是相反；但世界遺產標誌的設計創意是否真的來源於商丘古城格局，目前還沒誰敢這樣妄下斷言，畢竟該標誌的設計人米歇爾·奧利夫先生已作別人世，已不可親口考證。但從世界遺產委員會對世界遺產標誌的內涵始終如一的詮釋來看，可以斷言：米歇爾·奧利夫先生設計世界遺產標誌的創意絕對來自於古老的東方文明而非西方文明，來源於中國傳統的“天人協調、天人合一”思想。這些思想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莊周的“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齊一”的觀念，見《莊子·齊物論》。如此，商丘古城之於世界遺產標誌，便有了一種“家”的感覺。

最後，從表象符號的內在的文化淵源與文化內涵來看，商丘古城外圓內方的“古銅錢幣”格局與世界遺產的標誌同出一理，都是“天人協調、天人合一”思想的應用與體現。從人類的發展史來看，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像中國那樣把自然的地位放得如此重要，中國人自古崇尚自然，認為宇宙是無限的，但他們並不站在自然的對立面與之抗衡，而是投身自然，與自然融合為一，即所謂的“天人協調、天人合一”；從人類文明的源頭看，也正如日本學者岸根卓朗所言：“西方文明源於‘草場文明’，它是在破壞森林的基礎上產生的文明，而這又與如何經濟有效地榨取更多的自然資源和作物為目的的破壞自然、榨取自然、與自然對立如出一轍。與此相反，東方文明發端於‘森林文明’，這是一種在同自然共生的基礎上發育起來的自然再生、自然迴圈、與自然共處的文明，在人與自然這一點上，它和草場文明正相反。”

不言而喻，世界遺產標誌的濫觴只能為東方文明而非西方文明，而來源於東方文明顯然只可能來源於古老的中華文明，此觀點在世界範圍內已達共識。

巧合中的驚人吻合

巧合中的驚人吻合，只能告訴我們，年代可以不同，創意可以相似。這是經驗的啟迪，也是智慧的結晶。

世界遺產標誌作為全世界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遺產地所共同使用的標誌圖案，雖歷經了一個產生與發展的過程，也曾被或簡或繁地新增與組合，但世界遺產標誌的核心表象符號，一直未曾變更過，且始終如一地採用了米歇爾·奧利夫先生的設計。而且，世界遺產標誌內涵的官方解釋也始終如一：中央的正方形代表人類技藝與靈感的創造，外圍圓圈代表大自然的恩賜，兩者密切關聯，象徵所有的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的相互依存關係；這個標誌呈圓形，既象徵全世界，也象徵著要對全人類的遺產進行保護。同時，把遺產分為自然與文化遺產，也提醒人們，人類與自然的互動關係及其本質要求就是要維持兩者之間的協調與平衡。

商丘古城“外圓內方”的古錢幣格局，同樣是這一思想和理念的詮釋和應用。俯瞰商丘古城，外為土築的護城大堤，即城郭，呈圓形，象徵天；內為磚砌的城牆呈方形，象徵地。外陽而內陰，陰陽結合便是天地相生，如此整個城池便成為陰陽合一、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的象徵，商丘古城也便有了與日月同在的道理。古城的這種格局是對所處環境的精確把握，它生動地折射出古城設計與建造者對特定環境條件下人地關係的智慧創造，包含了古人積極應對天地關係的生存經驗及其理論的提升。

史載很確鑿地表明過，古城築城時選址於黃河與濟水之間的科學性。歷史上洪水、沙災等天災人禍綿延不斷，商丘古城的設計與建造者，慎重借鑑了古城先民在長期鬥爭與適應過程中積累起來的一系列應對災害的寶貴經驗，為古城的長久存在，選址很周全地考慮了黃河定期不定期的漫、溢、決口和改道的造訪。史載，僅城郭的選址與建造就反覆論證並不懈地實踐了30多年，直到公元1540年在城牆500米的圓周上築起新的城郭，現存商丘古城經典格局才正式出現。

似乎也只有如此，才使得一座古城得以歷經500載風雨而傳承至今。這是古城設計與建造者的智慧與創造，更是對中國傳統經典文化的融匯同時又寓地方文化於一體的偉大勝利。

我們堅信，古城會再一次雄起。如果需要我們耐心些，再耐心些，耐心等待好事多磨，那麼這個期限會是多久？而在這個令人無限期待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做什麼呢？

作者簡介

班琳麗，筆名班若，1973年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出版長篇小說兩部，詩集兩部，中短篇小說集一部。作品發表在《文藝報》《中國作家》《北京文學》《詩選刊》《星星》《綠風》等刊物。《一腔白菜》獲《中國作家》文學獎；《小日子》獲第一屆浩然文學獎等。現居商丘。

完

文章作者：班琳麗

總策劃：張鳳玲

統籌：周小琦

原標題：《商丘文史｜外圓內方：“世界文化遺產標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