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是個什麼的人

原創

葉克飛

歐洲價值

昨天

結婚還是不結婚？讓我們看看達爾文的意見：

“達爾文並不是執意要和某個人結婚，他只是在考慮婚姻這種狀態——對於一個男人來說，婚姻是人生大事，生命裡重要的一步。結婚是他應該做的事情嗎？也許倫納德·霍納的女兒們因為太過聰慧活潑，沒有吸引到他。他也沒有特意提到過任何青睞的物件，但是結婚一事在他腦海裡一直揮之不去，或許是因為和另一件大事——錢密切相關。長遠來看，他要如何承擔開銷？要吃飯，要買書，他還想再次旅行（要用一種比擠在海軍軍艦上舒適得多的方式）。他目前所得的補助大概可以支付上述這些費用，但是不夠贍養妻兒。在這點上，達爾文沒有意識到威嚴的父親擁有多麼巨大的財富，也沒有意識到父親的慷慨之心。他認為結婚意味著他不得不找個拿薪水的固定工作。做什麼工作呢？他沒有接受過完整的醫學訓練，鑑於信念和信念之外的想法，當然也無法掩藏真正的自己去做一名牧師。他考慮在劍橋謀一個教職，或許可以當一名地質學教授。達爾文對待婚姻問題有點兒書呆子氣，一板一眼，還易焦慮。他把想法寫在筆記上，努力在婚姻和金錢上尋求解決之道，就像努力探索物種演變理論一樣。達爾文對待時間和精力非常節約，對紙張也是一樣——他在給倫納德·霍納信件的空白處寫了對婚姻的想法。或許這也是他拒絕霍納女兒們的方式。”

最好玩的是，他還列舉了不結婚和結婚的優缺點。

如果不結婚，那麼“可以去歐洲旅行；可以去美洲，在美國或者墨西哥做地質考察；可以在倫敦擁有一所更好的房子，靠近攝政公園，以便進行物種研究；可以養匹馬；夏天可以出去度假；可以成為某些動物物種的收藏家，研究它們的親緣關係。這些聽起來還不錯。”

可是如果結婚呢？達爾文顯然不太願意，所以他列舉的都是婚姻的缺點，比如“有義務賺錢養家”，又比如“沒有夏日旅行，也不能去鄉間放風，更沒有豐富的動物收藏和書籍。”

當然，在《不稱職的英雄：達爾文與難產的<物種起源>》中，作者認為達爾文“在婚姻選擇中表現出來的認命態度暗暗影射出他非常想要一個妻子。”

以達爾文、拉瓦錫和哥白尼為主角的《反英雄史》套裝，並不同於一般傳記，而是以有趣文風描述一個“做了大事的普通人”的形象。具體到達爾文身上，可不僅僅呈現於對婚姻的思前想後。

書名：《反英雄史》

（含《不稱職的英雄：達爾文與難產的<物種起源>》《死於理性：拉瓦錫與法國大革命》《地心說的隕落：哥白尼與<天球執行論>》三冊）

作者：大衛•奎曼、麥迪遜·貝爾、威廉·T。 沃爾曼

譯者：郝舒敏、張英傑、李雪梅

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1年4月

在科學史上，達爾文的“一代宗師”地位毋庸置疑，他的《物種起源》是一種顛覆性觀點，堪比哥白尼“日心說”對“上帝論”的顛覆。

不過，達爾文很顯然是一個“不稱職的英雄”。他讓“達爾文拖延”成為專有名詞，因為他從28歲開始構思《物種起源》，35歲完成稿子，15年後才發表。

這首先跟他不愁生計有關。因為出身好，一輩子沒為錢發過愁，所以達爾文壓根不需要透過發表觀點來換取社會地位和經濟利益，反而可以用所有時間潛心於愛好。達爾文一生沒有工作，沒有擔任任何職位，但他也沒休息過，始終為愛好而努力。換言之，他有資本完全脫離整個社會，因為他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認同。對於那些不得不為稻粱謀的後來者來說，估計要高呼一聲“這樣的不稱職，請給我來一打！”

不過，這並非“達爾文拖延”的主要原因，達爾文之所以成為“不稱職的英雄”，在於他的對手。沒錯，以他的經濟條件和優渥生活，確實不需要任何人的認同，但在進化論的問題上，他的對手並不是人，而是上帝。

所以，達爾文並不是一個迎難而上的英雄，書中的他，有著怯懦和自私的一面。即使他寫出了《物種起源》，卻仍然在神學主導下的倫敦科學界左右逢源。

甚至可以說，達爾文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竭力避免自己的進化論問世，為此不惜暴露自己渺小的一面。

相比傳統“高大全”的英雄史，《反英雄史》顯然更貼近人的本性和真實。畢竟英雄也是人，有各種弱點甚至暗面，但相比其他普通人，他們仍然在艱難中改變世界。

哥白尼的情況也類似，他結束了“人類社會最漫長的專制”，但他的日心說並非原創，而他用來推演群星圍繞太陽旋轉軌跡的“天球”“本輪”“均輪”等概念，實際上並不存在。由於缺乏觀測手段，他只能依靠假設和超大量計算，在星空中畫滿輔助線。換言之，他將天文學變成了幾何學。

弔詭的是，在過程錯誤百出的狀態下，他居然得出了正確結論。在《地心說的隕落：哥白尼與<天球執行論>》中，作者以《天球執行論》為基礎，逐章鋪陳理論與現實的碰撞，復原“地日”交戰的歷史現場。

在這次漫長戰爭中，哥白尼並沒有突破自己的時代，也沒有突破自己，但他仍然是偉大的。

相比達爾文和哥白尼，我更感興趣的是拉瓦錫。

在科學史上，拉瓦錫創造了一個個奇蹟。是當之無愧的現代化學之父。可這樣一位偉大科學家，卻在1794年被法國革命政府推上斷頭臺，年僅51歲。

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指他曾請求法庭寬限幾天再執行死刑，以便整理其化學實驗結果，還有人為他求情，卻都遭到粗暴拒絕，革命法庭副庭長科芬納爾的迴應是“共和國不需要學者”。當然，學界還有一種聲音，認為“共和國不需要學者”這句話純屬捏造。但不管怎樣，這位十八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就這樣身首異處。

拉瓦錫出身貴族家庭，擁有鉅額財產，本可養尊處優，或者如家人所希望的那樣，在取得法律學學士學位和律師證書後執業。但他卻熱愛科學，24歲時便成為了法國皇家科學院最年輕的院士。他的《燃燒概論》系統闡述了燃燒的氧化學說，使得化學與傳統的鍊金術就此區別開來，步入科學領域，開創了定量化學時代。他還提出了元素說，他的《化學概要》是化學的奠基性著作。

在法國大革命中，他未能獨善其身，一來與當時革命的極端傾向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他的經歷有關。他出身富貴，但因為他在化學研究上從不吝惜，耗資巨大，為了維持開支，他選擇了當包稅人，以50萬法郎投資了路易十六直接管轄的稅務機構。當時的法國法律規定，如果包稅人所收稅款在交給國王后還有剩餘，可自行支配，因此包稅人往往腰纏萬貫，同時也被市民所仇視。拉瓦錫將多餘稅款大多用於購買儀器，同時也做過許多公益事業，比如在自己的農場裡進行實驗，希望增加農產品的產量以減低高稅收的影響，同時還修築城牆防止走私。但在革命群眾眼中，他們只看重“包稅人”這個萬惡的身份。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馬拉之死”是標誌性事件，也成為經典名畫的素材。馬拉死去時，拉瓦錫尚在人間。但很多人都說，拉瓦錫之死與馬拉脫不開干係。

馬拉也曾熱衷科學，1779年，他曾在法國皇家科學院進行過光學實驗，還寫出《火焰論》一說，認為火是物體所含的火焰粒子。這一觀點被拉瓦錫猛烈抨擊，認為不值一提，二人就此結怨。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之際，已經成為民眾領袖的馬拉在《人民之友》雜誌上寫了大量文章，煽動民眾打倒貴族集團。在他筆下，擔任稅務官的拉瓦錫就是十惡不赦的貴族，還提出要“埋葬這個人民公敵的偽學者”。他指責拉瓦錫為防止走私而修築的城牆汙染空氣，同時還向菸草上灑水加重，以增加稅收。馬拉的原文深得“階級鬥爭”之精髓，他是這樣寫的：“法蘭西公民們，我向你們揭露大騙子拉瓦錫先生，土地掠奪者的兒子，化學學徒，股票跑腿，收稅員，火藥會長，銀行頭子，皇帝的書記，法國院士，瓦維葉的密友，巴黎食品委員會的瀆職官，當代最大的陰謀家。這個年進40000磅的紳士為了收稅，竟然耗用我們貧苦人民三千三百萬銀兩修建城牆，把巴黎變成空氣不通的牢城。他在7月12日和13日的夜晚，把國家火藥庫搬進了巴士底獄。他還要使用惡毒的伎倆妄圖進入巴黎市管會！”

其實，馬拉指控拉瓦錫的兩項罪名都非常荒唐，“城牆使得空氣不流通”毫無邏輯可言，至於菸草上灑水，拉瓦錫的本意是為了防止乾燥，而且稱重都是在灑水前完成。可惜的是，巴黎市民選擇了相信謠言。在馬拉死後，拉瓦錫的命運並未扭轉，處境反而越來越糟，儘管他曾積極投身新政府的各項改革，設計了城市照明，在火藥製造和礦業開採上建樹良多，還主持了度量衡的改革，確立了“克”和“米”這兩個計量單位。諷刺的是，他被捕時的一項罪名，就是“在人民的菸草中加水”。最終，他被推上斷頭臺。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深刻揭示了革命何以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認為追求自由的意義遠大於追求平等，如果平等高於自由，那就會形成“民主的專制”。

至於拉瓦錫，他最大的錯誤就是太過理性，為了自己的科學研究，去謀求包稅人職務，卻也引來殺身之禍。

如果他選擇做一個花天酒地的貴族，命運又會如何？也許仍然無法逃過大革命的殺戮，但這輩子或許會輕鬆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