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演講發表於“21世紀的控制論”系列講座暨論壇，2022年10月28日，活動由廣東時代美術館媒介實驗室與器道哲學與技術研究網路主辦，漢雅精舍聯合主辦，許煜擔任學術主持，吳建儒策劃。講座主頁：https：//medialab。timesmuseum。org/en/lectures

控制論是1940年代開發的一門科學。1948年，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將其定義為通訊和控制科學，它綜合了資訊、數字計算和反饋等知識門類。此後，這些領域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發展。在本次演講中，我將探討控制論在英國的主要發展，因此“英國的控制論”是我此次演講的主題。

我將以獨特的世界觀或本體論為出發點，因為它們刻畫了英國控制論的特徵並涉及一些和權力與控制相關的問題。然後我會談談英國控制論早期，專注於大腦以及機器人和精神病學的研究，我還將嘗試區分控制論和主流人工智慧之間的區別。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談談控制論擴充套件到社會科學和藝術等領域的問題。我的大部分例子都是基於史實的，但在最後一部分，我將討論一些有關新控制論的研究，它是關於人與環境關係的研究，涉及到了人類世的問題。最後，我會將英國控制論的故事與許煜的提出的概念“宇宙技術”聯絡起來。

本體論

瞭解英國控制論特別之處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談論它的本體論，我指的是它對世界的總體看法。這取決於可知性和不可知性的問題。物理學等傳統科學理所當然地認為世界是可知的，我們遲早會發現它是由什麼構成的——夸克、黑洞、DNA。這就是現代科學和西方常識的本體論或世界觀，我們可以把它看成一種關於可知性的本體論。這是一種普遍的觀點。而控制論的發展則與此相悖。1956年，斯塔福德·比爾（Stafford Beer）將控制論定義為極其複雜系統的科學，這意味著要麼系統過於複雜，我們永遠無法完全理解它們，要麼系統十分活躍且總是在不斷變化，因此我們永遠無法確定它們。關鍵在於，與傳統科學不同，控制論的目的不是產生關於世界的實證知識。相反，我們可以說，它是關於如何與一個不可知和不可控的宇宙相處。更通俗地說，它是一種自適應系統——這類系統能夠以某種方式與不可預測的事物達成妥協。

從這個角度來看，控制論幾乎是神奇的——我們如何在一個不可知的世界中運作？聽起來這是不可能的。但控制論者透過一系列出人意料且多樣化的專案將這一願景付諸實踐。這些專案的多樣性也是我想強調的內容之一。在我們開始舉例之前，我想先提出兩個重要的觀點。

首先，在強調極其複雜的系統時，控制論突出“作為”的概念——即人們的行動——而不是知識，它關乎表現出了什麼而不是瞭解了什麼。因此，控制論專案的一個關鍵特徵就是我所說的“運作實驗”（注：講者認為科學社會學［SSK］不應只關注表徵，更應把科學看作是一種實踐運作過程）——試圖找出世界如何對事物反應，然後據此作出反應——一種被我稱為“能動性之舞”（人與物的能動性之間的相互作用）的迴圈和螺旋式的反覆。這種迴圈運動有多種不同的進行方式，我們將在接下來的示例中看到。

其次，我想思考對控制論的政治批判。自從諾伯特·維納稱控制論為一門控制科學以來，批評者就一直關注“控制”這個詞。我們需要控制科學嗎？我們控制得還不夠嗎？就維納的控制論觀點而言，這些問題問得很有道理，它源於諸如家用恆溫器之類的工程控制機制，它確實試圖控制並實現恆溫，無論外界條件如何變化。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這種控制在極其複雜的系統中是不可能的。正如我剛才所講的，我們永遠不能，對它們發號施令，我們永遠無法掌控它們。面對這樣的系統，我們能做的充其量就是與它們相處，希望在一個非層次性的過程中讓它們參與到我們的活動中，另一位控制論者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認為可以將這一過程稱為對話。英國控制論中的控制是類似對話的意思。控制論的批評者應該對英國控制論很感興趣，因為它是一個獨特的分支，作為一種闡述該領域最有價值的特徵且不會沒有助長專制結構的方式。

大腦

我希望大家都能看到這張照片。這是一張1950年代初的照片，照片註釋為“控制論四先驅”。這四位先驅之一，就是數學家諾伯特·維納。維納是右邊戴眼鏡的那位。但其他三位都是腦科學家。其中一位是美國人，沃倫·麥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左二，他是著名的梅西會議的主席。另外兩位腦科學家是在精神病院工作的英國人——右邊第二個是格雷·沃爾特（Grey Walter），最左邊的是羅斯·阿什比（Ross Ashby）。所以，英國控制論最初是一門關於大腦的科學，這是我現在想要討論的問題。

關鍵在於，儘管控制論是關於大腦的科學，但它對大腦是什麼卻有著不同尋常的理解。我們通常認為大腦是認知和再現的器官——理解——大腦理解事物，這就是主流人工智慧的主導思想，從1950年代中期的計算機程式到今天的神經網路一直都是這樣。因此強調控制論在對大腦的理解方面與傳統AI截然相反非常重要。正如阿什比在1948年所說，“大腦不是一個思考機器，它是一個行動機器；它獲取資訊，然後對其進行處理。”英國控制論的最初目標正是將大腦理解為一臺行動機器——它會為大腦建立電機模型。模型之於控制論就相當於傳統人工智慧中的程式設計。根據不可知性的非傳統本體論，控制論大腦的主要功能被理解為探索和適應未知，阿什比和沃爾特都就此製造出了相應的裝置。

格雷·沃爾特和他的妻子的照片，他們的寶寶，還有右下角的機械龜，這幅照片的標題是“這對父母有兩個孩子：一個是電子的。”

首先，我來談談格雷·沃爾特。他以他在1948年製造的機器而聞名，因為機器的外形，它們通常被稱為“烏龜”。烏龜是沃爾特1953年著作的核心，書名為《活的大腦》（The Living Brain），這就是他設計的機械大腦的樣子。

這是烏龜大腦的電路圖這些烏龜是小型移動機器人，它使用光電管來定位和追蹤亮光，同時進行來回運動以繞過遇到的任何障礙物。

這是烏龜的內部結構，穿過前輪的軸頂部裝有光電管。

烏龜的內部結構，穿過前輪的軸頂部裝有光電管。這是一張延時照片，記錄了烏龜生命中的兩分鐘，亮線是它從底部向上的移動路線。它在中間跳過了一些東西，這是試驗區內設定的一個障礙。這些烏龜所表明的關鍵點是它們體現了控制論關注行動而非知識。它們沒有像傳統的人工智慧機器人一樣嘗試繪製和理解它們的環境。作為替代，它們實時探索了由燈光和障礙物組成的世界，並對實時出現的任何事物做出反應。因此，烏龜的“智慧”依賴於來自世界的反饋和一種在世界上進行的具象化的迴圈，而不是內部計算。在我們結束談論這些烏龜之前，值得一提的是，烏龜啟發了一項非常成功且廣為人知的發明，即情境機器人，它是由羅德尼·布魯克斯（Rodney Brooks）於1980年代在麻省理工學院重新發明的。

從長遠來看，對英國控制論的發展更重要的是羅斯·阿什比的模型大腦，他將其稱為穩態，並在他1952年的著作《大腦設計》（Design for a Brain）中進行了介紹。

這個圖片上實際上有四個穩態器，這裡的每個盒子都是一個穩態器。這是穩態器的接線圖，也可以叫穩態大腦。每個盒子裡面都有這個簡單的電路。

像烏龜一樣，穩態器也探索了它的世界，雖然它是靠電流而不是物理的方式進行的探索，但它在重新配置自己的內部運作方面更進了一步，以響應它在探索中發現的東西——這裡我需要解釋一下它的操作步驟。

這個穩態器是一種電機裝置，可將電輸入（從左側輸入）轉換為輸出（該型別是從右側輸出的）。孤立地看，其中每一個盒子都是一個內穩態系統，它是惰性的，它什麼也沒做。但是阿什比嘗試了多種穩態器的組合，其中一個穩態器可以被認為是大腦，其他的可以被認為是大腦的環境。當幾個穩態器像這樣連線在一起時，就會建立反饋迴路，並且穩態器的組合可能會變得穩定起來——這意味著它們內部的電流趨於零——或不穩定，電流趨於增長。如果設定不穩定，則每個穩定器內的步進開關（該圖右側的F框）將移動到下一個位置，隨機改變電路引數，該過程將持續進行，直到達到穩定平衡。因此，穩態器就是阿什比所說的超級穩定機——無論初始條件如何，它都會與環境達到平衡的狀態。

這說明了什麼呢？我認為這些多穩態設定就是本體論劇場，是我一開始描述的控制論世界觀的物質模型。在認知意義上，“穩態大腦”對它的世界一無所知。取而代之的是，它透過其電流輸出以實踐行為探索世界，並對返回給它的輸入做出適應性反應。所以，如果你想掌握控制論的本體論，只要把世界想象成一堆穩態器，就像這張圖片裡的一樣，你就有了大致的概念。之後英國的控制論歷史可以看作是對這種穩態本體的變化和闡述——我將在後面作進一步的闡釋。穩態和類穩態耦合的核心是英國控制論與其他地區的控制論之間最明顯的區別。

要繼續談英國控制論的故事，我們還得接著看大腦。阿什比建立了一個自適應系統，即穩態，他稱它為大腦，他自己的模型大腦。十年後，另外兩位控制論學家斯塔福德·比爾（Stafford Beer）和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將此邏輯顛倒了過來，認為自然界中發現的任何適應性系統在某種意義上都已經是大腦。比爾最喜歡的例子是一個池塘，一個盛滿水的池塘。他的觀點是池塘的生態系統是適應性的，由於池塘中的各物種間的平衡對其環境的變化做出了積極地反應，就像重新配置穩態一樣。這個想法實質上就是比爾和帕斯克非常富有想象力的“生物計算專案”（biological computing project）的起源，該專案的目標正是利用自然界中發現的生命系統作為人類組織的控制器——例如，工廠裡的經理。他們想要引入池塘從而擺脫人類管理者，這是一個很妙的想法！

）中，插入了一張照片來闡述這個想法，這是一張池塘或沼澤的照片，左上角的標籤上寫著“現實生活中的模組化處理器？”遺憾的是，這個“生物計算專案”在1960年代初期以失敗告終——當時它一無所獲，但不是因為任何原則問題，而是因為實際操作上的困難，要獲得像池塘一樣的生態系統來處理工廠的關鍵變數是無法實現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阿什比的穩態大腦形象啟發了一種治療精神病學的激進方法，這是另一個話題了。在治療精神病方面，與生物學和精神分析方法不同，在1950年代，另一位英國控制論學家格雷戈裡·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將精神分裂症與他著名的“雙重束縛”理論聯絡了起來。在雙重束縛的情況下，孩子和父母無法找到令人滿意的方式一起繼續相處，貝特森將其類比為穩態器被鎖定在一種病態振盪中，貝特森認為這會最終導致一個人變得瘋狂。1960年代，羅納德·萊恩（Ronald Laing）和他的同事在倫敦的金斯利院對這類精神病進行了實踐研究，該研究院僱傭精神病醫生和精神病人同吃同住在一個屋簷下。

金斯利院由萊恩領導的反精神病學運動，正如人們對這個運動的稱呼，是為了廢除像電擊和藥物這樣的正統療法。取而代之的是，精神科醫生會窮盡一切手段和方法走進那些原本不善交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內心——例如，利用打鬥和咬人的動物行為，以期打破雙重束縛並找到新的平衡。就像穩態器一樣，在內部相互重新配置自己，這樣精神病學家和精神病人會在這個開放式實驗的過程中做出改變，成為新的自我——用萊恩的話說，就是精神病人教理智的人如何發瘋。同樣，就像生物計算一樣，這是一個極具想象力的專案，用新的方法處理舊的事物。

所以，腦科學作為新的人工智慧、機器人學、精神病學、生物計算——大家應該能從我試圖展示的這些內容中大致感受到英國控制論的範圍和多樣性。現在我們可以談一下大腦之外的科學，先來看看社會科學領域吧。

大腦之外：組織與管理

1960年代中期的斯塔福德·比爾，一個成功的英國商人的形象

從1960年代起，斯塔福德·比爾率先將控制論擴充套件到理解和設計社會組織的領域。生物計算是設計社會組織的第一步，但比爾後來的研究集中在被他稱為可行性系統模型（VSM）上，這在今天仍然是一種重要的管理方法。以人類神經系統為模型，VSM將組織分為五個層次，從生產到計劃再到更高的管理，所有層次都透過反饋迴圈聯絡起來。

螢幕左邊是一個VSM圖表，可以看到五個不同的層級在與環境互動，環境就是左邊那個不規則的形狀。它類比了人類中樞神經系統，就是右邊的那張圖表。VSM組織管理理論最引人注目的實踐是1970年代初期，該模型被用於阿連德政權下管理智利經濟體的工具，但這個嘗試在1973年的皮諾切特政變中不幸夭折。另外一位演講嘉賓會在本系列講座中介紹賽博協同控制工程，所以我在此就不細說了。但我要強調的一點是，VSM各個級別之間的聯絡（以及與組織環境的聯絡）應該是類似穩態的，各個級別之間反覆進行輸出和接收，直到達成某種共識的平衡（這種輸出和接收由這個VSM圖右側的上下箭頭所表示）——這是一個被比爾稱為“互惠否決”（reciprocal vetoing）的過程，也被稱作來回控制，就像由阿什比的穩態器建模。例如，在第4層管理層可以向第3層計劃層提出生產方法的變更，但計劃者隨後可以評估這些變更並將不同的變更建議返回給第4層的管理層等等，這些都是圍繞反饋反覆進行的迴圈，正如大家在圖中所看到的那樣。

這是著名的賽博協同控制工程的控制室照片，智利把該專案命名為賽博協同控制工程

我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它與我一開始提到的權力和控制問題有關。智利的賽博協同控制工程專案被批評為技術官僚主義，但上述提到的這些穩態耦合實際上是為了在整個組織的各個層面對稱地分散權力和決策。它與傳統管理的自上而下的結構形成了對比，在傳統管理結構中，命令向下流動，箭頭向下，沒有任何反饋，沒有任何自下而上的返回箭頭——例如，在今天的英國大學中，大家對等級管理已經非常熟悉。正如比爾所說，與傳統管理相比，VSM旨在最大化組織自由。

此後直到比爾2002年去世，他一直專注於組織VSM中各個級別之間的這些穩態相互作用的方法。他先是邀請經理和工會領導人在週五下午下班後到他的辦公室喝威士忌，希望酒精會緩和氣氛，促進各方在變革轉型中對穩態持開放的態度。後來，他設計了一個他稱之為“協同整合”（Syntegration）的協商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決策者被分配擔任概念幾何圖形的一條邊，實際上是一個二十面體，並且協助其頂點之間進行幾天的交替討論，就像一個穩態器的星群不斷試探彼此的狀態已趨達到平衡態一樣。

賽博協同專案失敗後的斯塔福德·比爾

二十面體的協同整合模型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圖形和人的排列，是完全對稱的，沒有特權中心。每個節點和每條邊都等價於任何其他的節點和邊。比爾因此認為協同整合是一種完美的民主形式。這很有趣，不像傳統的有主席和固定議程的委員會，或諸如那類的組織。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協同整合指向了一個關鍵的控制論變數，即多樣性。多樣性是衡量系統可以處於多少不同狀態的指標。因此，我們剛才看到的阿什比標準配置的四個穩態器的多樣性相對較低，並且可以在短時間內達到平衡。但阿什比在1950年代表明，隨著多樣性的增加，達到平衡的時間呈指數增長，很快就超過了宇宙的年齡。這一直是激進民主實驗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眾所周知，1960年代歐美組織完全民主機構的嘗試因無法達成絕對的集體性決定而失敗，每次都以參與者筋疲力盡、打瞌睡或回家這樣無疾而終，最近的佔領運動又重蹈了這一覆轍。讓每個人一直與其他人爭論是行不通的。它從實踐上就不可行。協同整合的偉大成就是將多樣性減少到實用的水平，並透過其幾何排列解決了這個問題，而不強加任何等級。它與傳統的等級政治安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例如選舉。

藝術

迄今為止，控制論發展的另一條線索是在藝術領域。另一位英國控制論家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是這裡的關鍵人物，藝術領域的控制論就是從1950年代初期帕斯克的“音彩”機開始的。

戈登·帕斯克

右上角左邊的就是“音彩”（Musicolour）機。右下角是該樂器正在進行表演。音樂家進行即興的音樂表演，表演作為訊號輸入“音彩”機，然後機器根據輸入來實時調製燈光秀，打造出燈光和聲音混合的多媒體場景。在1960年代，這麼做非常酷。“音彩”機的主要特點是，它在斯塔福德·比爾的術語中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系統。它的內部引數在任何表演過程中都會發生變化，因此無法從認知上掌握它。你不知道它接下來會做什麼。與聲音輸入和光輸出之間的線性關係不同，機器會適應每一場實時表演，最終它會像帕斯克所說的那樣“感到無聊”。它會停止響應重複的輸入，從而鼓勵人類表演者（音樂家）反過來適應機器並嘗試創作新的表演。然後機器會再次感到無聊，依此類推，人和機器之間相互影響。

這便形成了一個多穩態設定的版本，人類表演者開放式地探索並適應不可知的機器，反之亦然，機器也在適應表演者。現在，作為一件藝術品，雖然大家可能覺得有點奇怪，但我們可以再次將“音彩”機視為本體論劇場，它向我們展示瞭如何將控制論的本體論運用於實踐，它類似穩態的系統，在執行互動中適應彼此。我經常將控制論藝術作品視為本體論的教學法，以非語言的方式教我們關於不可知性的本體論。

“音彩”機向我們展示了被應用於實踐的本體論。控制論藝術的整個傳統已經發展起來，尤其是自1960年代以來。接著來看帕斯克，他設計了一個互動劇場，觀眾可以在其中與表演者合作，實時構建戲劇的發展，1968年，帕斯克展出了一組名為“運動的對話”（Colloquy of Mobiles）的動態雕塑，展出地點是著名的1968年倫敦展覽“控制論的意外發現”（Cybernetic Serendipity）。該展品展示了五個互動機器人，它們透過光和聲音像多個穩態器一樣進行交流。

這就是互動劇院的邏輯圖，觀眾與演員交流，不斷地影響著戲劇的發展走向。這是前幾年，保羅·潘加羅對“運動的對話”的重製。

帕斯克還為互動式建築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1960年代初期為倫敦設計了一個名為“遊樂宮”（Fun Palace）的建築。雖然它從未真正建成，但遊樂宮所設想的是一個公共建築，在使用中可重新配置，響應不同的使用模式，但也像音彩機一樣，它會感到無聊，從而鼓勵人們不斷尋找新的用途和活動、新的方式。

帶有各種移動元素的遊樂宮的示意圖，頂部有大型起重機來移動相應的部件。

遊樂宮頂部透視建築圖

遊樂宮建築圖紙

環境

到目前為止，我舉的例子都是在回顧歷史，所以在結束之前，我想談點更接近當下並且可能對未來很重要的東西。我最近一直在寫關於環境的新控制論方法——關於洪水、農業和野火，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話題——我將就此談一談。

在1960年代後期，格雷戈裡·貝特森——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治療精神分裂症的醫生，開始非常關注環境危機。他的基本想法很簡單——環境本身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系統，我們永遠無法完全理解或掌握。根據貝特森的說法，這意味著有針對性的蓄意對環境進行干預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奏效，但也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不良後果，這是因為我們不理解這樣做對環境意味著什麼。在1960年代，人們會想到雷切爾·卡森的名著《寂靜的春天》，該書於1962年出版，書中講述了農藥確實可以殺死農作物害蟲，但結果也毒害了所有的鳴禽，因此聽不到鳥叫的春天變得無比寂靜。今天，我們可能會更廣泛地思考人類世——例如，燃燒化石燃料確實可以發電，但也會導致氣候變化和全球變暖這一不受歡迎的副產品。

這就是貝特森發現的問題。他的解決方案很簡單，就是我們應該學會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我們應該放棄想要掌控自然的幻想。但我認為控制論使我們能夠走得更遠，想出不同的行動和思考的模式這涉及將來回反覆實驗運用於環境研究上，這個實驗我們之前講過，即在阿什比的穩態器模型上尋找集體平衡態，我可以舉個例子來對此操作進行說明。1963年，巨型的格倫大峽谷大壩於在美國科羅拉多河上落成，用於控制水流和河流發電。

大壩是圖中右邊的巨大結構，圖片左邊大壩後面的是鮑威爾湖。但建造這座大壩的意外後果是破壞了大壩右側的河流下游生態系統，該生態系統中包括非常著名的景點大峽谷。沙洲開始消失，當地物種瀕臨滅絕。但問題是，人們對此感到一無所措。直到1983年，人們終於找到了點解決問題的眉目，當時大壩上方的鮑威爾湖有洪水氾濫的危險。無奈之下，工程師們透過大壩釋放了大量的水，實際上就是在河流上製造了一場人工洪水，而這場洪水竟然產生了不可思議的良好收效，它重建了沙洲及其相關的生態系統。

然而這種積極的影響只是暫時的——沙洲很快又開始被侵蝕——於是人們建立了格倫大峽谷適應性管理計劃（AMP），該計劃一直延續至今。AMP包括定期在河流上製造人工洪水，研究下游生態系統的反應，並據此調整後來的人造洪水——大壩管理者與河流以及生態系統之間的另一次“能動性之舞”的過程。

那是正在進行的人工洪水的圖片，現在圖片左側的大壩正在釋放大量的水。關於這個適應性管理計劃，我想提出兩點。首先，它很明顯是一種控制論。不同於貝特森所批評的命令和控制立場，我們取而代之地發現了多穩態模型，大壩管理者和河流、大壩溪流生態系統一起，尋找開放式的、執行性的集體平衡。其次，AMP以一種有意思的方式奏效了。

AMP並不是抵制環境惡化的永久性解決方案。在沒有洪水的時候，沙洲仍然會被侵蝕。但事實證明，如果科羅拉多河的人工洪水與大壩下方連線科羅拉多河的另外兩條河流的天然洪水同步發生，那麼沙洲生態系統就會或多或少得以維護。訣竅在於，人工洪水攜帶著自然洪水帶來的沉積物，使沙洲生態系統得以維持。令我震驚的是，這種同步將人類大壩管理者的行動與河流緊密結合到一起，彷彿經過一場我前面提到的概念“能動性編舞”——人類和非人類之間能動性和諧互動的過程被規範化了。

這種編排讓我很感興趣，因為它是一種與環境互動的不同方式，我們沒有一個合適的名字來命名這種方式，它是一種與自然共同行動的方式，我們適應並順從自然，這與我們一貫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自1960年代和人類世以來，一直如此，我們以往的所作所為招致了很多麻煩。我認為這種對自然和環境的穩態調整指出了控制論發展的重要途徑。

宇宙技術

我一直在回顧英國控制論的歷史，從機器人和精神分裂症到自適應架構，再到現在的科羅拉多河，並以穩態和不可知本體論作為主線。最後，我想從另一個角度進行總結，透過思考許煜所提出來的宇宙技術的概念。我認為，宇宙技術這個詞的意義在於表明技術不是一種普遍的事物。這並不是說人們在任何時間和地點都找不到可以稱為“技術”的東西，而是說不同形式的技術（技能、工藝）與不同的宇宙論或本體論聯絡在一起本體論是我一直在使用的一種說法。不同的本體論將引入不同的技術正規化，反之亦然。例如，偉大的中國科學文明史學家李約瑟就區分了儒家和道家的行事風格。後者試圖以某種方式順勢而為，道法自然，而這種道教行事風格體現在了中國岷江上古老的都江堰大壩，它會根據水流量的不同而採取相應的對策、措施。根據李約瑟的說法，儒家的行事風格與道家相反，它試圖透過人們所熟知的行動策略例如建造堤壩等，來控制河流。

我想說，控制論很好地說明了宇宙技術內在的技術和本體之間的聯絡，實際上它支援李約瑟所提出的道教方式。我們可以說，控制論及其不可知性本體論是宇宙技術正規化的一部分，它與現代科學和工程中的命令和控制正規化及其可知性和可控性本體論截然不同。

這種技術正規化差異的最明顯例子是控制論生物計算專案，正如我所說，該專案旨在借鑑生物系統的活力，並將它們引入人類管理世界。這與傳統計算機處理技術形成鮮明對比，傳統計算機處理技術不依賴於物質的活力，而是相反：將矽晶片歸化改良到原子水平，然後編寫計算機程式來指導它們精確地做什麼，併發揮什麼作用。因此，這兩種正規化在硬體層面存在很大差異：池塘與矽晶片。可以說反精神病學和主流精神病學之間的對比也是大致相同，反精神病學倡導完全不使用硬體，而主流精神病學主張使用手術刀、電擊機和精神藥物等手段。

但是，讓反差取決於硬體會產生一個問題，因為我的其他控制論示例實際上使用的硬體與構建現代對應物的硬體大致相同。例如，控制論機器人使用了許多與人工智慧機器人相同的元件。科羅拉多大峽谷的適應性管理依賴於透過格倫峽谷大壩的水流，而這大壩正是造成生態問題的罪魁禍首。這說明了什麼呢？

關鍵是，在考慮宇宙技術時，我們不應該只關注硬體，還應該關注硬體的佈局配置方式。我們可以說，相同硬體的不同佈局會讓人聯想到不同的世界和本體。人工智慧機器人的感測器和制動器被配置並響應已知世界，而控制論機器人中的相同元件則用於探索和響應未知世界，只是因為配置不同。因此，我們需要在這裡考慮一種前景/背景格式塔，其中一種本體論脫穎而出，因為它對技術組合進行了巧妙的設計。即使在材料技術相同的情況下，這也是思考宇宙技術的方式。

關於宇宙學的最後一個想法。我一直在談論不可知性的控制論本體論，並將其與可知性的科學本體論進行對比。但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這種對比之外，控制論本體論與非現代、非西方和神秘的宇宙論有許多積極的聯絡。這是值得注意的。我剛才提到了控制論與道教的關係，英國控制論者也對此進行了很多類比。例如，在貝特森關於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中，他與艾倫·瓦茨（Alan Watts）進行合作，瓦茨是一位在西方世界普及佛教的人，而瓦茨在解釋佛教概念時反過來借鑑了控制論。不可知性的概念與無限的神秘體驗直接相關，斯塔福德·比爾以此為依據來論證上帝的存在。比爾同樣對九點陣規圖十分著迷。他發現它在“協同整合”圖表中重複出現了很多次。他也對印度哲學著迷，除了擔任管理顧問外，他還學習和教授密宗瑜伽。

九點陣規圖

最後的最後，思考宇宙技術可以在很多領域對我們有所幫助，從英國控制論的實踐專案和藝術作品到明顯非英國式的宇宙學、世界觀和宗教。對我來說，這展示了英國控制論是一個多麼奇特而美妙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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