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復旦大學執教四十年（1982-2022），期間擔任過教育部高等學校新聞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2006-2012），這使我有更多機會造訪國內幾乎所有著名的高校。每每我第一次去該校訪問，好客的主人總會派人陪我遊覽他們的校園。北京大學的未名湖，武漢大學的櫻花，中山大學的珠江河畔，廈門大學的海灘……各大學的著名景點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遊覽完畢，陪我的老師總會順便問一句：“復旦大學也很美嗎？”這話充滿著對自己學校美景的自豪。

我也會自豪地回答：“復旦大學當然很美。”

“那最美的景點是什麼？”

“課堂！”

“啊，什麼地方？”

我提高聲音，拉長聲調再說一遍：“課堂！

左圖：青年時代的李良榮老師；右圖：2012年，李良榮老師在學術交流時發言。作者 供圖我讀過徐志摩寫的《我所知道的康橋》，以詩人的筆觸把劍橋大學寫得美輪美奐。但無論是徐志摩筆下的劍橋大學，還是國內著名學府的景點，都只是自然美景、建築景觀，復旦的課堂才是我心中最美的風景。

復旦大學邯鄲路大學本部共有6幢公共教學樓，我都聽過課、講過課。而最難以忘懷的是一教和三教，它對我的人生轉折具有標誌性意義。

我1963年考入新聞系，秋季入學第一堂課是在一教的101室。一教，老復旦人都稱為“老教學樓”，是在復旦大學創辦時就建立起來的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築。這第一堂課由歷史系一名老師上黨史課。這課讓我很新奇，倒不是有什麼新知識點，而是老師提出問題讓我們討論，鼓勵同學發表不同觀點並展開爭論。她也不評判誰對誰錯，而是開出幾篇文章讓我們課後去閱讀。我感到很新奇：大學的課原來是這麼上的！這堂課開啟了我5年的大學生涯，也讓我對大學生活充滿憧憬。但我的憧憬很快破滅。5年大學，只上了1年課，其間還有3個月報社實習，幾乎沒有聽到多少課。

11年後的1979年秋，我考上研究生，再次進入復旦大學，而我的研究生生涯卻是從笑話中開始的。入學第一堂課是英語，在一教102室，由外文系張增健老師執教。張老師黑黑瘦瘦，中上個子，一開口就自我介紹是外語系66級的（即1966年畢業）：“我的年齡和在座許多人差不多，臺上是師生，臺下是朋友。”很親切，一下子拉近了關係。接下來，張老師讓我們開啟課本，要求同學每人讀一小段。大家都讀得很流暢，張老師不斷點贊“好”。最後一個輪到我讀，我有點尷尬地對老師說：“英文字母都認識，但不會讀，讀不出來。”他瞪大眼睛問：“怎麼不會讀？”我回答：“我高中、大學都學的是俄語，英語自學8個月參加研究生考試，勉強及格。”張老師似笑非笑：“自學8個月，考研究生過關，厲害。我要聽聽自學8個月的英語水平。”我只好說：“老師的話必須聽，我讀，只是請老師別笑我。”

於是，我開始讀，還沒有讀到一半，全班同學都笑翻了。我結結巴巴，一個詞一個詞地蹦出來，無法連貫讀，還讀錯了。張老師回到講臺，一聲咳嗽，全班安靜，他笑眯眯地看著我，緩緩地說：“我教了10來年英語，你讀的是哪門子外語？”再次把大家笑翻。我假裝生氣，回懟他：“張老師，我們約定，你不能笑話我。現在你這麼譏笑我，打擊了我學習積極性。”張老師笑起來了，說：“抗議有理。”下課後，走出課堂，張老師把我叫住，居然遞根菸給我：“有空多讀讀，不清楚隨時問。”從此，張老師再也不曾為難過我。

一學年，張老師每星期給我們上兩次課，每堂課，除了講課本上文章，還穿插英美等國的故事、各類笑話，興致來時還會背誦雪萊的詩、莎士比亞的名句，時不時拿學生的作業錯誤開涮，課堂裡總是笑聲不斷。他全英文講課，我似懂非懂，課後借同學的筆記才能基本搞懂。張增健，一位有趣的老師。

過後幾年，我和張老師成了好朋友，去過他家幾次，滿屋的書櫃，書櫃裡滿是英文原版書、各類詞典，張老師太太半埋怨、半讚揚：“一大半工資都在書上了，不靠我工資，家裡喝西北風。”我這才明白，張老師平平常常的一節課，確是多年的積累。

一教更讓我難忘的是我陪著我的導師王中老師給新聞系77屆學生上課。王中老師上課，沒有任何講稿，語調不緊不慢，娓娓道來。有些話，學生聽不清，我寫在黑板上；有些引文，他記不清，我補充幾句。記得王中老師最後一次給77屆學生上課是1981年春末。

在上課快結束時，他問我：“昨天鄭北渭老師來，講到報紙的功能時，他怎麼說的？”我回答：“鄭老師說，美國新聞界有句流行語說，報紙是國家的看門狗。”“對，就是這句。”他轉身對學生們說了最後一段話：“國家看門狗，要保護國家利益，保護人民利益。做一隻看門狗，要看清真實情況才報警，不能一犬吠影，百犬吠聲，捕風捉影，人云亦云。當記者，必須向人民報告真實情況，有些事不能公開說，可以沉默，但絕不能說假話，報道虛假新聞，誤導公眾。這是我最後一堂課，留給你們最後的話。”

當時，整個教室鴉雀無聲，我看到許多同學眼含眼淚。過了一、二分鐘，掌聲響起，然後全體同學起立。在陣陣掌聲中，王中老師緩緩起身，向同學們揮一下手，在兩名學生攙扶下走出教室，走出一教，我陪他回家。但走了一段路，王中老師又轉過身凝視了一教，似乎自言自語，似乎又在告誡我：“青年還應該有新聞理想的。”“新聞理想”，這是我終身難忘的一個詞。

如果說我的兩次學生生涯從一教開始，那麼我的教學生涯是從三教開始。1982年秋，我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到1983年秋，我正式登上講臺，接過王中老師的教鞭，給新一屆學生上《新聞學概論》。過去了四十年，這一堂課的場景還歷歷在目，宛如昨天。那不僅僅是因為這堂課正式開啟我的教學生涯，而是走進教室的那一瞬間。

儘管我為上好這第一課做了種種準備，預設了許多可能發生的狀況，但當上課鈴聲響起，我踏進三教202室，剛剛還窸窸窣窣的低語聲，一下子靜下來，教室鴉雀無聲，同學們齊刷刷抬起頭望著我走上講臺。我向臺下巡視，同學們都仰著頭，睜著明亮亮的眼睛，那是青春靈動的眼光，那是渴望求知的眼光。我不知是慌亂還是激動，腦子一片空白，想好的開場白全忘了，只好實話實說：“這是我當教師的第一堂課，也是你們進入大學的第一堂專業課，對我，對大家，都是難忘的。”突然間，掌聲響起。這掌聲給了我勇氣，我放開膽開始講課，伴隨著下課鈴聲，同學們再次給我掌聲，這是我渴望得到的。留校任教並非我的本意，因為我理論功底差，外語水平低，一口寧波國語，很沒自信。是學生的鼓勵，給了我當名好老師的自信。

“齊刷刷抬起頭，閃動著渴望求知的眼光。”這成了習慣性的場景。這樣的場景仍然一次次使我感動，激勵我當名好老師，不要讓學生失望。我知道面對我的學生都是全國學習尖子，未來將成為各媒體的骨幹、頂樑柱，甚至領軍人物，支撐中國新聞界的未來。

那時，我喜歡聽劉蘭芳說書，她說的楊門女將故事家喻戶曉，但我還是喜歡聽劉蘭芳繪聲繪色、激情四射的戲說。有一天突發奇想，如果上課也像劉蘭芳那樣，不更吸引學生嗎？自此以後，我聽劉蘭芳說書不僅僅是業餘享受，更是一種學習、模仿。漸漸地，我享受上課，踏進教室，面對學生，我什麼煩惱都沒有了，什麼病痛都消失了，只有全身心的投入。學生們喜歡聽我的課，甚至稱之為“陽光燦爛的日子。”

每學期教學評估，我長期是學生評分第一名。從教40年，我獲獎無數。最近一次獎是2021年，我寫的《新聞學概論》（第六版）獲得教育部全國教材建設獎二等獎，同時獲得首屆復旦大學教材建設特等獎、首屆復旦大學教材建設特別貢獻獎。但我最看重的卻是2007年我同時獲得“我心目中的好老師”“我心目中的好導師”的稱號，這是復旦大學第一次由本科生、研究生海選出來的。

我對來上課的學生是很放縱的。開學第一課我就告訴學生：“我的課是必修課，但我不會點名，只有兩個要求：不要遲到，不要發出噪音，不影響要聽課的同學。如果有事不能來上課，不必向我請假。如果我課上得不好，你們不喜歡，可以不來；來了可以不聽，大大方方看其他書，寫詩寫情書都可以，只要期末參加考試。”但我基本沒有發現無故不來上課的學生，也極少發現在課堂上做其他事的學生。

我明白，我尊重學生，學生們同樣給我足夠的尊重。給研究生上課時（教室在新聞學院教學樓），看到學生為了不遲到，都一路飛奔而來，很多學生肯定來不及吃早飯，一個上午往往四節課要餓肚子，對學生身體極其不利。為此，我向全班同學宣佈：“允許你們上課帶早餐來課堂吃，但不許出聲，掉在桌面上、地上的渣渣，都必須收拾乾淨，能做到嗎？”全體學生拍著桌子都喊：“能！”

自此，課堂上，半數左右學生尤其女學生都是邊吃早餐邊聽課，奶香、蔥香、餅香，滿教室飄香。有一次，一名女學生把脆餅咬得嘎嘣響，我停下課，責問她：“你知罪嗎？”那名女生戰戰兢兢站起來：“我發了聲響，犯了規。”我數落她：“你咬得嘎嘣響，很爽，有些同學沒吃早飯，我聽到他們肚子咕咕叫了。”引起一陣鬨笑。

在三教，有一間在全國高校聞名的教室：3108室。3108室並不大，可以容納一百來號人，沒有特別裝潢，和三教其他教室一樣。不知從何時開始，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到新世紀前10年，長達20年的時間裡，都是復旦大學具有標誌性的學術殿堂。

那時老復旦人都流行一個說法：在相輝堂演講是最高的政治禮儀，在3108室演講是最高的學術敬意。國內一批知名學者一聽說安排在3108室演講，都會誠惶誠恐，一再表示感謝。那時候，學校大門口的佈告欄貼滿了各場演講廣告，有一次，我數了一下，那天的演講多達12場，中國與外國的，歷史與現實的，文科理科，各類題材都在佈告欄裡交匯，榮譽加身的年長學者和初出茅廬的博士生、著名的企業家、各級政府官員、聲譽全國的藝術家，都同時在佈告欄上亮相。

復旦大學作為全國著名學府，請人來演講不難，但吸引學生來聽演講卻很難。如果偌大一個教室只有十幾位聽眾，主辦者有多尷尬？所以，老師們都會把自己的研究生叫去聽課撐場面。但3108室的演講，聽眾都是裡三層外三層，主持老師都會讓研究生早點去會場維持秩序。2001年春，一位來自北京名校的教授在3108室講“世界文明的程序”。7點鐘開講，我6：30左右趕到現場，發現教室裡早已擠滿了人，教室外的視窗都站滿了。我擠不過學生，只好回家。

我在3108室聽過的一次課是歷史系姜義華老師講“中國現代化之路”，姜老師是我的師長，他從中國歷史的維度來研究中國現代化，我十分敬重。那天，7：00開講，我6：15到3108室，總算在後排找到一個座位。很多學生面前都攤開電腦或筆記本，但坐在我右邊的幾名學生什麼都沒帶。我有些好奇問他們是什麼系的？身旁的那名學生指著旁邊幾名同學回答我：“我們幾個都是化學系的。”我更好奇：“你們理科生怎麼對文科感興趣？”那名學生又答：“我們都一個宿舍的，在這裡聽過很多次課，回去還討論到深更半夜。”姜老師講課到9點，提問環節，齊刷刷舉起手來，問答到10點，主持人不得不宣佈結束。課上完了，一大批人還把姜老師圍在講臺上問個不休。

很幸運，我應邀在3108室講過一次課，那是2007年期末，講的是中國傳媒業改革。現場人山人海，連講臺的四周都坐滿人。那次演講，我的一句話曾在復旦很轟動：“年輕人，少談政治，多談戀愛。”這話是學生提問時我隨口蹦出來的。正式演講結束後，到提問環節，一名學生大聲問我：“李老師，有一個問題在我們班級中爭論很久：大學生該不該關心政治？”這個問題可能切中要害，全場肅靜，聽我怎麼回答。對於這樣的敏感話題，我可以搪塞過去，但我的性格是不迴避學生的任何尖銳問題。

我這樣回答：“這不是yes or no的問題。我認為，不同學科會有不同要求，比如我們新聞傳播學專業，將來去當記者，不關心政治，會犯政治錯誤；而其他學科尤其理工科學生，對關心政治的要求沒有這麼高。不同歷史時期會有不同要求，當國家在存亡之秋，大學生當然應該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命運。現在我們國家政治清明，政通人和，你們只需要瞭解一下國家大事就夠了，要那麼關心政治幹什麼？《在希望的田野上》唱的是老年人舉杯，孩子們歡笑，小夥兒彈琴，姑娘唱歌。那歌裡沒有中年人，中年人就是幹事業的，政治就是中年人的事。對大多數大學生來說，把書讀好，把自己事做好，將來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報效祖國。有時間有精力就多去談談戀愛。年輕朋友們，少談政治，多談戀愛。”想不到，全場起立，長時間鼓掌。“少談政治，多談戀愛。”一時傳遍復旦校園。聽說，有人告到校領導那裡，有名副校長為我辯護：“大學生談什麼政治？空談誤國。”

復旦的課堂，白天學生們在課堂進進出出，像人潮，潮漲潮落。到了夜晚，整個教學樓都燈火通明，教室裡座無虛席，同學們都在埋頭看書、做作業、做筆記，一、二百號人的教室幾乎都鴉雀無聲。望著整個教學樓通明的燈火，看著同學如飢似渴地學習，我總會由衷地感嘆：世界上還有比這更美的風景嗎？

這就是復旦的課堂。教師們在課堂上揮灑著汗水和熱情，寄託他們的理想和追求，無論是個性張揚、神采飛揚的演講，還是細聲慢語、娓娓道來的講解，平平常常一堂課，都是教師們精心準備，把幾年、十幾年、幾十年的研究積累傳輸給學生。“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教師就是課堂上的源頭活水，把知識，把智慧像泉水一樣源源不斷注入學生腦海。一代又一代的教師，薪火相傳，在課堂上奉獻青春，度過中年，慢慢老去，無怨無悔。

這就是復旦的課堂。古今中外的知識，人文社科、理工醫科的知識，在課堂上交融，各種觀念、觀點，各種思想、思潮，在課堂上交流、交鋒，擴充套件學生的視野，啟迪學生的思考，理清學生的思路，引導學生去探索。復旦大學的校訓“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就在課堂上實踐。

“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復旦的課堂鑄就復旦人的品格：自由而無用的靈魂。

課堂，復旦最美的風景。

我永遠眷戀著復旦的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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