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朝鮮與女真族的邊市貿易架起了遼東地區與朝鮮半島貿易的橋樑——嘉靖時期，明朝的“羈縻統治”與朝鮮的“恩威制御之術”等招撫政策下的賞賜均無法滿足女真社會發展的需要。

嘉靖時期，朝鮮北邊防衛力量空虛，六鎮四郡等防線上只有一些重點區域設兵駐防。

朝鮮邊民盡擴為兵亦無法保證戍守力量，邊鎮有時僅四五家而已。這些邊城很難發揮關卡作用，

“外人出入自如，道路迂直，靡不周知”。

女真部落活動區域的擴張

嘉靖初期，女真部落活動區域已越江拓至閭延、茂昌、三水、甲山地區從事漁獵與農耕生產。

“土地肥厚，水草甘美，耕稼有利，漁獵有得”的區域對女真族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女真族分佈區域隨著朝鮮邊防線虛實而出現贏縮，但始終有人口於邊地以藩籬的身份與朝鮮邊民雜居而處。例如六鎮一帶，金珠成哈部先來定居，而後年年有建州、海西衛人口移居到此。嘉靖二年（

1523

）十一月，兵曹參議韓亨允認為邊境閭延、茂昌等地有大量女真

“興販買賣者”。

嘉靖四年（1525），承旨金克愷奏請：“鍾城囚百姓鄭孝禮、雲鶴等潛賣牛隻、鐵物於彼人罪”，被判絞刑。

嘉靖七年（

1528

），平安道兵使李之芳指出：

“兩界之民，非徒流入，彼人皆居於城底。”朝鮮邊民食不果腹，遂多為胡家所僱。雙方買賣更是平常。

簡言之，嘉靖初期朝鮮關防疏漏，女真越邊相對自由，近邊各族相通僅一息之程。圖們江兩岸女真與朝鮮人口互相越邊謀求漁獵等生計。

夏季，女真人常闔族而來於滿浦、高山裡鎮地界造屋耕作。上土、慈城近處女真與朝鮮邊民雜處畋漁。朝鮮六鎮、鍾城等處軍民亦往江北砍伐材木。兩邊人口居處相近，相通買賣不能禁防。

同時，女真社會內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大部落吞併小部落後重新整合，不斷提升族群的經濟軍事實力。

嘉靖五年（

1526

），五鎮城底居住阿乙加茂進告咸鏡北道兵使柳繼宗上報邊境女真人情況。近年七月間，穩城鎮所管美錢城底都酋長曰：

“河伊亂水洞住長哈居處並聚時，五鎮諸部虧吾郎哈及吾都裡等，或破毀農器、鼎器中，隨所得每戶出持，而貧戶則並五戶牛一首，有實戶則並三戶牛一首，各持來。

其鐵物則許給和親虧知哈、尼麻車、南訥巨、節都骨、五姓虧知介等使打造甲冑、箭鏃，牛隻則其徒贈給

”大族“以萬倍之眾，欲求鐵物、牛隻，非一再則其可當乎？”

今年納一物明年納一物，遲早因無物可納而被吞併。

阿乙加茂等

“藩胡”密告資訊重大，兵使柳繼宗厚饋酒食，又別贈鹽醬。女真大部落透過和親、掠奪的方式吞併小部落，鐵物、耕牛部落發展壯大的基本物資。

朝鮮邊民很少因自身生活需要用農資與女真人貿易物品，多因無法

上繳國家

貢賦攤派而不得不行殺雞取卵的行徑。

如嘉靖十八年（

1539

），特進官潘、碩枰言：

“閭延、茂昌，土地肥饒，禾穀盈實，胡人之所以樂居者以此也，且邊將之接待彼人自有定規，而今則務為豐侈，不計民弊矣。彼人宴享每於會寧府為之。

監司、兵使前設大卓床，虞候、府使、都事、評事床次之，中樞、僉知等處皆以四注床排設，而其他魚肉供饋之物稱是，且宴時所用之酒，以鬥粟散於民間，

而計人口各徵一瓶，故窮民輾轉貿納，又督豬於民間，故民或以牛隻潛易於彼人而納之。

非徒會寧，各鎮莫不皆然，此弊不可不革也。

”

邊地的皮毛貿易

地緣關係以及朝鮮王朝的賦役制度強化了邊地貿易中以貂皮易牛隻等剛需交換。女真人多積匹緞、貂皮等財物，並以此為資本赴朝鮮貿換米穀或牛隻。

女真商團每次買賣規模約有二馱，在朝停留三兩日可完成達成貿易目標。

朝鮮廷臣亦言

“

北道

人民，饑荒太甚，求鹽海邊，以牛隻反賣於野人，憚官吏禁止，必乘夜以往，因為野人所擄，轉賣於深處野人云。”

皮毛貿易使女真人獲益頗多，不僅獲得了牛、鐵器等農業生產資料，而且還吸引大量的“飢寒切身”的朝鮮人流入己境。

朝鮮燕山君時代，貂鼠皮等物以賦稅的方式多從平安道、咸鏡道等北地徵收。中宗時代，“江界判官禹賜範，以貂鼠皮，分徵於民，民弊甚。”

貂皮的課稅數量遠超過邊氓的正常收入，遂以牛隻等農耕物資與邊

地

女真人進行麋鹿、貂鼠等皮毛交易。朝鮮貢納額度不變，咸鏡南道甚至北道罕尋貂鼠痕跡，邊民貿易

“土產”越急，貂皮價值越高。

從成宗朝至中宗、明宗時代此種貿易的逆差現象日益明顯。北道邊民以農器、耕牛貿易皮物不可勝計。

嘉靖十九年（朝鮮中宗三十五年，

1540

），咸鏡道節度使閔齊仁指出：

“臣在行營，聞甲山、三水兩邑，人物不得安接，日漸逃移。非徒風土荒薄，晩耕早霜”，產出全耗於毛物進上之用。

嘉靖四十二年（明宗十八年，1563）咸鏡道六鎮，人民失農，以胡地為樂土而投之。邊將也積極參與牛隻——貂皮貿易活動。

中宗朝雖數度重申禁貿法令，嚴格管理邊市貿易，但仍徵貂鼠皮物如常。咸鏡道甲山邑在籍戶首

347

名，保人

1045

名；三水邑在籍戶首

273

名，保人

420

名。甲山與山水地區的貂皮貢賦各有一百多張，鼠皮二三百張。

相對中宗初期在籍人口，三十多年之後（嘉靖十九年，

1540

））甲山戶首逃亡近四成，保人逃亡過半，而

“此數少人民，許多毛物，每年分定，勢固難支”。

朝鮮王廷諭令沿邊守令遂採取禁貿措施的同時，恐激起朝鮮民眾及女真部族的激烈反抗，政策實施過程中

“內緊外鬆”。

朝鮮政府對女真購買方及特權售賣者幾乎無懲處手段，朝鮮邊民大量破產逃亡“胡地”，所以私貿“禁之愈嚴，而犯之愈多”。

隨著女真社會農業化程度加深，對農耕物品需求增大，朝鮮邊民為延續生活被迫捨去農用物資換取女真人手中的貂皮等貢物。女真與朝鮮貿易的主體一般分為三類：其一，為各部落酋長；其二，為專門從事跨境買賣的個體職業商人；其三，經常發生私貿行為的普通女真人。

欒凡在《明代女真社會的

“商人”群體》與《

15-17

世紀東北地區女真商人的社會角色》等文中指出：在朝貢體系下，女真受冊封的衛所長官憑藉進京資格廣泛從事貿易活動，迅速積聚鉅額財富、擴充手中權柄，並命名為

“貢使商人”。

在遼東、朝鮮近邊居住的女真人透過轉貿邊內農耕產品與遠邊“野人”，這些部落和家庭逐漸演變成專職買賣的“個體商人”。

普通民眾間的貿易額不敵前兩者，但為女真貿易的基礎形態，在歷史長河中湍流不息。

十六世紀初，女真社會仍處於

“屋居耕食，不專涉獵”的生活狀態，社會階層雖出現分化，但生產分工並不清晰。

女真族的貿易迅速擴大

嘉靖中後期，相對於農業、手工業、畜牧業等部門，女真族的首領以及專事買賣的商人

透過對明朝和朝鮮的互市貿易以及走私貿易迅速提升實力。

商人出身於首領家族內或取得首領的支援十分必要，進而形成強有力的政治集團。女真富豪酋長極力庇佑屬下人口從事商業買賣。嘉靖七年（

1528

），建州衛都督同知散喇都上告滿浦鎮守宰相大人，雲：

“知有我百姓人，到汝城中欲買賣，而遇有賊人（至）汝地方上作賊，故將我好人拘留，未知有無。”

嘉靖後期，建州女真透過朝貢與邊貿迅速壯大，富裕部族的經濟形態日益接近，但爭鬥也更加激烈。

但直至萬曆時期努爾哈赤崛起前，女真社會發展仍處於積蓄財富階段，還未形成扭轉傳統華夷秩序的統一力量。女真與朝鮮集中貿易的地點主要為滿浦邊市。

平安道滿浦鎮邊官多私開邊市，允許邊民持牛馬、鐵器等物與三衛女真進行貿易。燕山君十年（

1504

）年

“開市”之後，咸鏡、平安道的軍官以及朝鮮商人積極參與貂皮貿易，邊鎮居民及城底女真人與“三衛野人”相通，各方均被捲入到貿易大潮之中。

結語

總的來說，當時朝鮮政府為控制邊境統治秩序，將滿浦鎮定為唯一合法對外貿易場所。女真需持平安道節度使簽署的身份名牌方能進行買賣等事。這些舉措刺激了私貿更加盛行。慶源、會寧仍為重要的貂皮等貿易地點。會寧府趙賢範曾用官儲米穀貿換女真皮物以賄朝中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