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是我國古代北方具有重要影響的民族之一，契丹族的藝術是我國重要的文化史瑰寶，是我國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交流的產物，也是我國古代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體現。

唐朝是我國古代史上極具影響力的朝代，對周邊民族的文化藝術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我國北方自古以來孕育著諸多民族與特色的民族文化，從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到後來的東胡、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都創造了絢爛的文化藝術。

這些都是我們中華文明寶庫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契丹族是其中頗具神秘色彩的民族。

“契丹”一詞最早見於《魏書》意為鑌鐵，而鑌鐵常常用於鑄造刀劍。其族名足見其在北方草原由長期遊牧生活所養成的尚武精神，這對其文化的發展影響是很大的。

在北方草原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中他們逐漸形成相對固定的族群，在唐朝時形成了部族聯盟並歸附唐朝。

在這段時間中其深受唐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並逐漸強大起來，這是其後來能夠建立國家的基礎。

經過長期的文化交融形成了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是我國古代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交融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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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建國後影響力更加強大，其文化的發展更加顯示出北方民族與中原漢族文化相互影響的特點。

在發展中契丹文化不斷吸收漢族盛唐遺風，在契丹文化中出現了很多頗具漢族特色的文化形式。吸收唐朝文化的同時契丹族又結合本民族尚武、豪放等特色形成獨特的藝術形式。

對於契丹族藝術之所以能夠吸收來自唐代藝術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

首先，是當時有不少漢族人北上定居。這些北上定居的漢族人將中原地區的文化藝術帶入到了契丹族。

尤其是契丹族統治者對北上定居的漢族人安排合理，使這些人能夠在契丹族統治區域內傳播中原文化而不是為生計擔憂。

同時契丹族統治者也很嚮往以唐代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並向北上定居的漢族人請教，這為契丹族文化藝術吸收唐代文化藝術有很大的幫助。

其次，契丹族佔有燕雲十六州對契丹族吸收唐代文化遺產有很大幫助。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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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契丹族在幫助石敬瑭建立後晉之後雙方聯絡密切。

這就使得契丹族統治區域與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變得密切起來，有助於契丹族吸收中原文化。

938

年後晉將燕雲十六州獻給契丹作為耶律德光上尊號的賀禮，契丹將幽州定為南京。

此時的燕雲十六州經濟文化相對發達，併入契丹後成為契丹族學習中原文化的重要地方，對唐代藝術在契丹族的傳播有重要影響。

第三，

宋遼經濟文化交流對契丹族文化藝術發展也有很大影響。

宋遼兩國議和後相對和平的關係維持了很久，並且在邊界開設榷場進行貿易，契丹族與漢族的經濟文化交流變得密切有助於契丹族吸收漢族傳統文化。

第四，

契丹族教育的發展與漢化使得契丹藝術受唐代藝術影響加深。在契丹族立國之後便仿照中原模式興辦學校，並且教授漢族文化。

耶律阿保機統治時期便在都城設立國子監等教育機構招收學生，教授儒學。次候的歷代君主也不斷加強教育建設，後來還建立了專門教授契丹族貴族子弟的專門學校。

教育的發展推動了契丹族文學藝術的發展，同時也為吸收唐代的文化遺產創造了良好的人才儲備。

契丹族在其遊牧生活中便創造了其獨具特色的音樂。他們吹葉成曲，又以自己的語言搭配歌詞，在勞動生活中表達自己的情感，這就成為契丹族音樂的基礎。

契丹族作為北方草原民族其民族性格中粗獷、豪放、尚武的精神深刻影響著他們的音樂形式。

而唐代是音樂文化藝術極為發達的王朝，契丹八部結成了以大賀氏為首的聯盟，在與唐朝的相互交流過程中，唐朝音樂也對其音樂發展產生影響。

而契丹音樂在受到唐朝宮廷音樂文化的陶染下，形成契丹音樂文化的

“宗唐”現象。契丹的音樂定律也與唐代基本相同，所以在契丹族的宮廷音樂中承襲唐朝的地方很多。

例如，唐代音樂中專為皇帝演奏的黃鐘長九寸視為定律，而在契丹族的音樂中也有記載十二律尺九寸，可見在音樂理論和演奏規律上唐代音樂對契丹族的音樂是有很大影響的。

而契丹族在音樂演奏時使用的樂器大致分為八類也是沿襲了唐代對樂器的分類，其按照樂器材質分為金、石、土、木、絲、竹、匏、革八種。

其中的

“金”就是指用金屬材質製作而成的樂器譬如打擊樂器編鐘。

“石”並不僅僅是普通石材製成的樂器，玉質樂器也被歸類為“石”當時的磬就歸為此類。

“土”是使用陶燒製的樂器，比如吹奏用的壎和敲擊用的缶都歸為此類。

“革”即是鼓等使用動物皮革製作而成的樂器。

“絲”是琴、瑟這樣使用絲絃製作的彈奏樂器。

“竹”是篳篥、篪這類使用竹子製成的吹奏樂器；

“

匏”即使用葫蘆為材料製成的樂器笙、竽歸為此類。

“木”是使用木材製成的打擊樂器在雅樂中表示開始的柷和表示結束的敔都歸為此類。

在《新唐書》中對這種分類法分類的樂器是有詳細記載的，而《遼史》中是明確記載契丹族的樂器八音分類是承襲唐朝而來的。

《遼史》中記載契丹族當時的樂曲分為國樂、雅樂、大樂、散樂、鐃歌、橫吹樂明顯受到唐代音樂文化的影響，其中的

“雅樂”就是契丹族音樂受唐代音樂影響的代表。

契丹族雅樂是用於皇帝冊立尊號和冊封太后、太子時的音樂，是非常重要的宮廷音樂具有非常嚴格的演奏要求。

《遼史》記載建立遼國初期契丹族使用的雅樂“十二和”就是承襲唐朝而來。契丹族使用的大樂同樣深受唐代燕樂影響。

唐代的燕樂有《秦王破陣樂》《功成慶善樂》《景雲樂》。

在中國武周時期以後《秦王破陣樂》《功成慶善樂》逐漸消失，之有樂名留存，只有《景雲樂》留存，併成為契丹族使用的樂舞。

契丹族在大樂演奏時使用的樂器基本和唐代一致，只有部分不同。

契丹族大樂演奏中增減了一些演奏的人員並添加了一些樂器。增加的樂器如小琵琶、大箜篌、毛員鼓等樂器是唐代時期所沒有的減少了楷骨、桴鼓等樂器。

這說明在接受唐代音樂文化影響的同時，契丹族也融合進了一些自己對於音樂文化的想法。

這些改變應該源自於契丹族作為北方草原民族時常需要進行遷徙，他們比較喜愛一些方便在馬背上演奏的樂器，這是契丹族音樂文化與唐朝音樂文化交融的表現所在。

在大樂的音調上契丹族音調也是承襲唐代音調。

唐代的音調分為高般涉、般涉調、黃鐘羽、仙呂調、高平調、正平調、中呂調謂之七羽。越角、林鐘角、歇止角、小食角、雙角、高大食角、大食角謂之七角。

林鐘商調、歇指調、小食調、雙調、高大食調、大食調、越調謂之七商。

越角、林鐘角、歇止角、小食角、雙角、高大食角、大食角謂之七角。

林鐘商調、歇指調、小食調、雙調、高大食調、大食調、越調謂之七商。

黃鐘宮、仙呂宮、南呂宮、道調宮、中呂宮、高宮、正宮謂之七宮。

契丹族在使用時將其更名，七羽改為般涉旦、七角改為沙識旦、七商改為雞識旦、七宮改為娑陁力旦。

但也只是更改了名稱對於其內容並無變化故而此種變化應當是由契丹族語言的變化導致的。

在契丹族大樂的記譜方式為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的方式，這種記譜方式則完全是承襲了唐代燕樂中的半字譜。由此可見唐代的音樂文化對契丹族大樂的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

契丹民族尚武精神自古傳承，所以將唐代軍中所用音樂也延續下來，《遼史》中有明確記載在朝會時設

“熊羆十二案”。

這“熊羆十二案”便是契丹族沿襲唐代時期強化軍事訓練，鼓勵尚武精神時所用的“熊羆部”樂舞。

綜上所述，契丹族的音樂文化很大一部分繼承了唐代文化的相關內容，雖有變化但大體沒有超出原有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