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高競爭、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促使大學生所面臨的壓力前所未有的增長，進而也激發了許多問題相繼出現。

因此，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也成為了社會各界持續關注的焦點和熱點。國內外有關研究表明，社交焦慮已成為大學生主要的心理問題之一。社交焦慮不但會造成社會關係的困難和不良的人際關係，並且對個體的身心健康會產生相應地威脅。

研究發現，中國大學生的社交焦慮症狀普遍存在，而且高社交焦慮的人數更多，焦慮的發生率為

38。52%

，且城鎮大學生更為突出。

在大學生存在心理問題中，社會交往問題首居其中，畢業生在找工作就業簽約時，近

70%

的學生均對自己的社交能力信心不足。

有關研究指出，存在社交焦慮的個人對其人際關係十分敏感，他們極力避免直接去面對面地與人來往在這個階段的大學生十分重視自己的人際交往，他們希望能夠依靠個人的魅力和自己的努力來擁有良好的人際交往關係。

正是因為過於看重社會交往，比如與陌生人交談會表現出羞怯臉紅；在個人生活、學習當中的困難也不願開口尋求幫助。

參與社交活動時不能夠及時融入大家，在一旁默默不語等等。這不但會給個人將來的學業、人際交往、就業、生活質量、婚戀等方面帶來各種負面影響。

因此，研究分析大學生的社交焦慮的相關成因，並提出有效的緩解方法和預防措施，對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成長是尤為迫切。

基於此，本研究將以大學生為被試，從情緒調節策略使用頻率的角度出發，討論家庭功能對大學生社交焦慮的影響途徑。

為從事心理教育的工作者提供資料支援和實踐依據，同時，為大學生社交焦慮情緒的調整提供了一定的啟發，降低由於社交焦慮給大學生學業和生活帶來的不便，從而更好地幫助他們建立和維持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

社交焦慮是由英國精神病學家

Mark

最早提出的。研究發現，社交焦慮患者在與別人交往時會不自覺的表現出不自在、緊張和擔心，他們害怕被別人否定，被人誤解和負面的評價，從而會產生迴避畏縮的行為。

郭曉薇把個體在人際關係處境表現出的過度擔憂、恐慌的情緒反應和逃避行為定義為社交焦慮。

綜上，社交焦慮可解釋為：在與人交往時，由於個人在社會角色與社會行為上沒有辦法滿足自身預設的期待目標時所產生的焦慮情緒，即通常所說的在人際交往時體驗到的不自在、恐慌、緊張和憂慮的各種負面情緒。

已有相關研究認為，家庭是影響大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的首位要素。家庭功能不但影響個人的身心發展，還會透過家庭成員之間相互的資訊溝通來傳遞確切的價值觀念和相應的行為標準，促進個人的社會化學習程序和角色認同。

不同的家庭會對個人的社會化、認知行為方式、情緒情感體驗、人格發展等產生各異的影響，其中，家庭功能更是從多方面影響著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本次研究中從家庭個體完成任務的角度出發，採用

Epstein

和

Skinner

對家庭功能的定義。

Epstein

等人的研究認為，家庭功能的表現結果會對個人的情緒和心理健康有直接影響，給家庭成員的生理、心理、社會性等各方面的健康發展提供一定的環境條件是家庭的基本功能。

家庭工作過程中如若未能完成家庭功能的各項基本任務就很容易致使家庭成員出現各種心理問題甚至是家庭危機的出現。

在研究中，我們以大學生為研究物件，探討了家庭功能和大學生社交焦慮的關係及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頻率在家庭功能和大學生社交焦慮之間的中介作用。

研究一中我們採用了家庭功能評定量表（包括問題解決、溝通、角色、情感反應、情感介入、行為控制和總的功能七個維度）、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和交往焦慮量表，探討了家庭功能和大學生社交焦慮之間的關係。

研究二中我們採用家庭功能評定量表、情緒調節策略問卷（包括認知重評策略和表達抑制策略）以及交往焦慮量表，並透過

AMOS23。0

軟體分別建立中介效應模型，探討了家庭功能、情緒調節策略和大學生社交焦慮三者間的關係。

透過研究一和研究二，我們都得到了大學生家庭功能各維度得分和社交焦慮的得分呈顯著正相關的結論，這說明，在日常生活中，大學生家庭功能越不健康，社交焦慮越嚴重。

對於長期在外求學的大學生而言，由於父母或大學生自身不能及時隨著家庭成員的變化調整溝通和情感表達模式，致使親子之間不和諧的溝通和情感反應，以及夫妻間對於孩子問題的不良溝通模式等，都會加劇大學生家庭功能不健全的程度。

研究一的結果還表明，大學生家庭功能對社交焦慮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這進一步說明了大學生社交焦慮的程度與其家庭功能有關。

之前有研究者發現，在形成人際關係的過程中，擁有良好的情緒調節能力、合理的情緒表達和體驗對個體的社交關係形成有重要作用。

因此研究二在研究一結論的基礎上，加入了對情緒調節策略使用頻率的探討，結果發現，認知重評策略的使用頻率和大學生社交焦慮呈顯著負相關，表達抑制策略的使用頻率和大學生社交焦慮呈顯著正相關。

這說明，在日常生活和人際交往中，當個體面臨讓人產生厭惡、焦慮、憤怒、悲傷等負性情緒的事件時，經常使用認知重評策略的大學生，更容易調整自己的心態，對負性事件重新進行積極的評估

。

而經常使用表達抑制策略的大學生，則更傾向於對負性情緒進行內化，壓制自己對負性事件的情緒行為。

因此，經常使用表達抑制策略的大學生與經常使用認知重評策略的大學生相比，前者比後者更容易出現社交焦慮。

另外，研究二還發現，家庭功能可以透過情緒調節策略中的認知重評策略來影響個體的社交焦慮，並且不健康的家庭功能會損害個體運用認知重評來調節自身情緒的能力，從而導致個體社交焦慮程度加重。

在現實的生活中，家庭成員間的溝通必然會存在一定的缺失，而個體會習得家庭的這種溝通模式，並體現在日後與他人的交往過程中。

然而交往技能的缺失會使成年個體在與他人交往中產生人際溝通障礙。所以，家庭功能對社交焦慮有很重要的影響作用。

由於大學生正處在求學的關鍵時期，無論是透過家庭情緒氛圍的感染，還是父母的榜樣示範和情緒指導等，父母對子女的傾聽、接納、關懷與支援都對個體的焦慮有預測作用。

另外，本研究還發現，表達抑制策略在大學生社交焦慮和家庭功能的情感反應和總的功能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這可能是由於高社交焦慮個體更傾向使用表達抑制策略，一般來說，高特質焦慮者喜歡採用迴避式的應對策略

。

而低特質焦慮者更傾向以問題解決的方式去選擇策略，且認知重評的效果會受到情緒強度的影響，如果大學生在人際交往中更多的使用表達抑制策略，可能會阻礙其社會功能的發展導致社交焦慮程度的增加。

反之，若能更多的使用健康、積極的情緒調節策略，如認知重評策略，則有助於個體轉變對事件的認知評價。

減少其不良的情緒體驗，以更加積極的方式進行合理的情緒表達，進而降低社交焦慮帶來的危害，發展出良好的環境適應能力和社會功能，促進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發展。

本研究還存在一定的侷限性。首先，本研究的研究物件都是健康群體，缺少對一些特殊群體（如社交焦慮障礙患者）的研究，今後的研究可考慮在特殊人群中展開。

其次，本研究採用的是橫向研究的方法，並沒有對被試進行家庭功能、情緒調節策略和社交焦慮方面的追蹤調查，今後的研究中可以採用縱橫交叉的研究方法，以期可以更加全面的反應大學生的情況。

最後，本研究為描述性研究，雖然研究結果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援，但沒有對以何種方法培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能力、以何種方法提高大學生使用認知重評策略的頻率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探索

。

因此在今後的研究中可以考慮加入一些干預研究，使研究的理論結果與實踐生活相結合，促進理論研究更好地服務於現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