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了四十裝洋芋買回一臺收音機

20世紀70年代城市小青年處物件，談得差不多要成家的時候，男方家庭最煩惱的就是怎樣配齊“三轉一響”。“三轉”，指的是縫紉機、手錶和腳踏車，都有輪子或指標旋轉。“一響”，指的是收音機，有悅耳的響聲。

在那個經濟匱乏的計劃經濟年代，買這“三轉一響”可真是不容易：一是要有“票子”買；二是要有“票”買。

經濟匱乏的20世紀70年代，縫紉機的三大品牌是上海牌、蝴蝶牌、飛人牌。這些牌子都是好貨，憑票買上海牌得200元，蝴蝶牌、飛人牌大約得180塊錢，這些都是持票證的價格，沒票證就算你有錢也買不到。20世紀70年最流行的一段話是：一裝蘿蔔的幹部。那個時期一個公社一般幹部一個月工資30來塊錢。到20世紀80年代初，虎頭牌、東方紅牌的縫紉機上市，供銷價格大約是170塊錢。按現在金融面額算不貴，那個年代上百元可不是小數目，所以說那時的縫紉機猶如今天買幾十萬的大樓房。買普通手錶猶如今天買幾十萬的名錶，20世紀70年代的腳踏車都是加重腳踏車，牌子有：永久牌、飛鴿、鳳凰牌，後來才有了紅旗牌的，再後來就有了二八型輕便大鏈合腳踏車和女式腳踏車（橫樑改成U型方便女士前上車的那種）這些腳踏車輕便出路快，一般都是城市上班一組擁有，農村都用加重的主要用途就是帶人帶東西。一臺腳踏車猶如今天買的路虎豪車。掙扎在溫飽線上的農民，根本沒有錢買“三轉一響”，只有在迫不得已——娶媳婦必備時才買。

在計劃經濟時期，物資匱乏，有錢也難買，還要票證。即便有錢去買，肥皂、白糖都要“票”，更別說“三轉一響”這些令人咂舌的大消費品。票證，買什麼的要什麼票，比如買腳踏車，飛鴿牌的、永久牌的，票證上標的一清二楚。那時候，“三轉一響”成為組建小家的重要條件。這“四大件”會讓上了年歲的人如數家珍。是它們伴隨著百姓走過了一段能讓人開懷大笑，也能使人潸然淚下的歷史，而他們一生中的某段人生經歷已經和這“四大件”產生了難以割捨的聯絡，在其頭腦中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因為一塊手錶曾經就是她的嫁妝，而一輛嶄新的“飛鴿”或“永久”也許使他當上了新郎。那時的“四大件”無疑是財富的象徵，以至於成了人們爭相炫耀的資本。那時，騎著一輛腳踏車在街上閒逛，其得意的勁頭和開輛“大奔”去市場買菜的心情，估計是一樣的。

好在於到了20世紀80年代，“票子”“票證”的問題都開始緩解。山溝溝開始實行“三轉一響”。它代表著一個家庭的收入水平，折射出人們的生活質量。直至1990年，甘谷驛油礦剛參加工作的工人工資才32塊錢。

20世紀80年代農村要想聽到外界聲音，要麼走出去，要麼就是公社廣播站在傳達通知任務時，在固定時間給每村每戶拉鐵絲的那種小廣播放一段音樂或者市縣重要簡報。無線電收音機在那個年代是稀罕物，它可以聽評書，聽新聞。村裡誰家有一臺收音機，那是村裡人誇口稱讚的話題，給介紹物件時都會說，看看人家的光景，都有一臺收音機哩，其它的家戶誰有了。可想而知，一臺收音機對於農村青年的重要性。

我哥1981年結婚時，這些配置置辦的齊齊全全的。對於一個剛剛包產到戶的農民家庭來說，已經是力盡汗幹了。對於一個14歲的我來說，也想要臺收音機。父親說，家裡給你哥問婆姨已經把所有的錢都花完了，沒錢，你要是愛的不行等秋後刨的洋芋，自己騎腳踏車帶到城裡賣去，賣下錢，你買可。

賣洋芋，20世紀的80年代還可以了，70年代市場管委會不讓賣，小自由是要受到沒收批判的。

得到父親的容許，我1981年秋開始賣洋芋（土豆），一直賣到1982年春。一線口袋大概能裝一百多斤吧。早上五點母親給我做的吃了飯，父親把一布袋洋芋給我綁在腳踏車後座上，幫我從家裡的坡上拽下來，在腳踏車後架上推過了河，我上了公路騎車開啟了八十華里的騎行進城賣洋芋之行。那時候我村到鄭崖是二十華里石子路，一路上過了張屯到元龍寺一個小坡，不算陡，再就是到了鄭崖快上柏油路那有個硬坡。騎上雙手使勁壓著把，因為前輕後重，要是手上不使勁，碎石子一擔，車頭就跳起失去平衡就得摔一跤。等騎的過了鄭崖就是柏油路了，腳踏車是好把握好騎了，可，一進入柏油路往楊家砭走這段就要上個慢坡，是騎不上去的 得壓著車把撅著屁股往上推，上了坡能輕鬆一下，下坡時騎上能喘口氣，一個大坬遛下來就把三分之一的楊家砭走過了，等騎到莊頭又要上個大坡硬推上去。然後下康家溝的大灣，過了橋又得吭哧吭哧的往上推車。再次騎上下坡遛下來就到姚店鑄鍋廠，糧站那塊了，過了姚店大橋，又有四十里鋪的平川得使勁蹬。快到周家灣這裡又一個慢上坡帶轉彎。過了李渠至崖裡坪有兩個小峁子，一上一下就騎到煙庫，轉過峁就是八一鐵廠。高峁灣到二十里鋪路還算平坦，到了二十里鋪就拐進機場跑道，沒車沒人，旁邊都是菜地，開始使勁蹬，那時候飛機少，當兵的除非來飛機，只有你不騎入主跑道，他們平時也不太管，到了橋溝中學，這新舊機場的分割線上，擋了一堆土，腳踏車要繞下路基再上老機場跑道是u字形。這下去容易，上來就難了，一是坡陡弧度大，騎到這裡已經是腿發軟手沒勁了，根本上不去，就在路旁等，等過來的路人央求人家給推上去，等騎到南門坡時，已經快中午了，剛趕上中午下班買菜的時間段，趕快把洋芋口袋解開倒地上讓人隨便挑，一斤賣0。05元，等到下午5點多差不多也就賣完了，剩下的就斷堆處理個三毛五毛錢，一口袋能賣個6。5元左右。賣完趕快到東關食堂買的吃一碗粉湯一盒餅乾（餅乾是下一次的中午飯，因要守攤，沒時間吃飯。）後，騎上腳踏車愣孫往回蹬。騎到姚店天已經黑了，還要過康家溝那個大灣子，那裡經常有騎車人因為下坡速度快而拐不過彎掉橋下摔死的了，所以到那裡騎上特別小心，天黑彎急，頭皮發緊。一趟來回80公里，要上坡過灣，起早貪黑的奔跑一天下來才能實落個3元左右，就這樣辛辛苦苦賣了好像是四十裝洋芋，在延安中心街國營一門市買了一臺雙喇叭收音機。

現在想起以前的公路都是依山傍水而修，忽上忽下，猶如蛇行，拐峁下灣，騎單車都累，可想而知負重前行是啥感覺。現在道路全部改造成又寬又平直的柏油路了展堂好走。公路經過幾次改道，把半坡上的隨彎就峁路都改道到沿河道旁，擴建的又低又平，無論你是開車，騎行都省事省勁了。那以前靠山坡修的大灣大坡都廢棄了。尤其是姚店康家溝的大灣，已經在石畔邊改低改平改直了。以前得半小時，現在開車一分鐘左右就過去了。

有了收音機，從此，每天都能聽新聞資訊、秦腔，評書，還有王木犢。記得他的開場白：

各位觀眾大家好，額叫王木犢兒、這是俺媳婦李么妹。額是西安人，她是四川來滴。是俺三舅他媳婦滴大唄家的二弟、同學的女朋友滴同學，給額介紹地……今兒來這兒滴目的——額要離婚為啥？她不讓額聽秦腔！

改革開放的春風颳進了山村，外界的聲音感召著我，我要走出農村，出去闖一闖的衝動悠然而生。

這些舊的電子產品，現在已經淘汰了，但這是中國經濟文化發展的一個側影，深深地打上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烙印，成了我們這一代美好的回憶。

李樹剛

2022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