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信神的人

大家好很高興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小編為大家介紹的內容是關於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宗教寬容與對待猶太人相關問題。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一位開明的宗教寬容者。在普魯士這個新教國度，所有新舊教教派和教徒都獲得安全的地位。原因不僅僅在於霍亨索倫家族君主有這樣的傳統，更重要的還在於弗里德里希二世本人是個不信神的人，他不是教徒，他認為自己是凌駕於所有教派之上的世俗君主。就憑這一點當時就已經夠驚世駭俗的了。而從弗里德里希二世看來，“宗教寬容”無非是一個給普魯士國家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世俗問題”，而不再是什麼“宗教問題”。

1740年6月22日，在他即位不久，他的大臣請示，是否為信仰羅馬天主教計程車兵的孩子在柏林建立學校？這在當時是一種“不合習俗的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請示上批道：“宗教必須完全寬容。財政官員必須看到，這樣做不會損及任何人，在我們這裡每個人都可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升入天國。”29年後的1769年，這位具有“寬容”思想的國王很有意思地表達了他的觀點，即“宗教權屬國民”，當然只能有利國家：“按農村學校的意圖，必須設法讓農民和村民的子女接受宗教課使他們更加通情達理，教他們正確地理解他們的義務。”

在“弗裡茨時代”，“宗教寬容”確實主要是一個世俗的經濟問題，一個爭取移民的問題。在一種受到國家鼓勵的和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國家有利的移民（難民）遷居中，普魯士政府並不過問來人的國籍和教派，它只是考慮，它能得到什麼利益。普魯士的移民（難民），幾乎來自歐洲所有國家和地區：一小部分來自俄國和烏克蘭、波蘭和立陶宛、波羅的海沿岸、瑞典和芬蘭分裂出來的教派；有一部分不知國籍的人，匈牙利人，義大利人；到處都有為數眾多的胡格諾教徒和瓦隆人，他們來自法國和西南德意志蘭；還有一些瑞士人和列支敦斯登人、盧森堡人、荷蘭人、丹麥人、英國人，加上不少南德意志人。當時的南德意志蘭，還處在天主教的“不寬容”統治之下。總計在“弗裡茨時代”，約有30萬人遷入普魯士，其中10萬人在庫爾馬克（即勃蘭登堡馬克選侯領），約2萬人在馬格德堡地區，1。5萬人在東普魯士，1。2萬人在西普魯士，約2。5萬人在波美拉尼亞、諾伊馬克以及西部省份，還有6萬多人遷入新獲得的省份西里西亞。

在首都柏林，有大量外國移民和移民區，其中法國移民最多，也得到“崇法者”弗里德里希二世最多的優待，他們越來越被“同化”為“地道的柏林人”。法國的文化和語言不僅影響而且部分融入柏林的文化和語言。弗里德里希二世優先選擇法國人或法國難民的後裔作同伴、朋友、顧問和大臣，他實際上經常處在法國人的包圍之中。柏林移民中佔第二位的是猶太人，到1786年弗里德里希去世時，柏林猶太人已有4000多，他們在語言、衣著、風俗習慣方面也受到了“同化”，然而由於猶太教徒同基督教徒之間禁止通婚，猶太人改宗為基督徒的尚屬少見，雙方之間仍有著相當大的宗教成見，還談不上同柏林市民之間的融合。

猶太人對普魯士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都作出不小的貢獻。但弗里德里希二世統治時期對猶太人的“宗教寬容”，同對法國人或佔柏林移民第三位的波希米亞人不盡相同，存在一些限制，例如禁止就業，向猶太人徵收苛刻的“特別稅”，不安排一個孩子以上的猶太家庭的居留許可（這意味著第二個以上孩子成長後因無居留權而不得不離開，或者交納大量的錢，買居留的特許）。顯然這些限制涉及的均為“錢”的問題。弗里德里希二世就是要猶太人為他“創造”錢。當七年戰爭期間國庫資金枯竭時，他毫不猶豫地同居留柏林的猶太銀行家尼埃爾·伊齊希和猶太富商莫塞斯·古姆佩茨合作，共同鑄造普魯士錢幣。他們因鑄造含金量低的“弗里德里希金幣”而大發橫財。

1757年弗里德里希二世把薩克森的德累斯頓和萊比錫的制幣廠出租給猶太金業主法伊特·海納·埃大賴姆和伊齊希，這兩人奉國王之命鑄造新幣，價值降低40%。這筆生意在1757年給弗里德里希二世帶來了200-300萬塔勒的收入。1759年埃夫賴姆和伊齊希又租了勃蘭登堡的場所，製成的錢幣價值下降50%。在波蘭、匈牙利大約蒐羅了價值5000萬的優質幣，然後在普魯士改鑄成劣質幣。國王稱這種行當為“工業”，利用這種“工業”在七年戰爭後期每年贏利600-700萬塔勒。他總是要求農民們付優質幣，而自己卻用猶太人的“弗里德里希金幣”，迫使臣民們以及外國的貿易伙伴按錢幣的字面價接受這種劣質錢。國王在戰後繼續同埃夫賴姆（柏林最高階的私人宮室的擁有者）和伊齊希做交易，他在普魯士和柏林只限制猶太窮人，而不反對猶太富人。

猶太富人從國王處獲得總特許：他們自己，他們的後代，女婿輩，姐妹輩，統統得到長期居留權，享受同基督徒商人一樣的同等權利。埃夫賴姆的兒子本傑明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繼承人時被任命為王家樞密委員會成員；伊齊希的兒子伊塞克成了宮廷建設顧問。他的學識豐富、談吐詼諧的女婿達維德·弗裡德蘭德後來成了第一個猶太人柏林市顧問，1778年他在克羅斯特大街成立了猶太人露天學校，既向猶太學生也向基督教學生開放，獲得了好名聲。猶太銀行家裡普曼·邁耶·沃爾夫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治下是王家普魯士分期抽籤債券的承包人。另一些柏林的猶太人，大多是富有的“維也納人”（上個世紀被奧地利逐出的維也納猶太人家庭）的後代，擔任藥物顧問，宮廷銀行家，郵車、驛站經營人，宮廷珠寶商和手工工場企業主。絲綢工場主伯恩哈德1743年收錄了由德騷漫遊到柏林來的年方14歲的猶太少年莫塞斯·孟德爾松，後來把他提拔為商務合夥人，要是沒有伯恩哈德，窮苦的莫塞斯·孟德爾松就會被逐出柏林。

莫塞斯·孟德爾松，是萊辛的朋友和萊辛筆下《智者納旦》中納旦的原型，猶太啟蒙運動哲學家，也算得上是傑出的猶太藝術家、科學家和企業領導人，爭取“猶太人解放”的先導者。他要求猶太人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要求所有職業向猶太人開放（軍官、法官、騎士莊園主除外）。同時他警告柏林猶太人要注意自己的宗教褊狹性，認為“解放運動”也包括解放自己的偏見和特權。他要求柏林猶太人講純粹的、地道的德語（當時普魯士宮廷只重視法語）和習慣於接受德意志文化。確實後來柏林猶太人比其他基督教市民有更好的德語和德意志文化教養。

約在1770年前後，在柏林出現第一批資產階級沙龍和文學團體，無一例外地都設在猶太人家中，聞名遐邇。作家亨利希·克里斯提安·波，格廷根《詩歌年刊》的合撰人，在他的日記中注意到，他隨時隨地都能碰到猶太人的會社團體。人們在其中富有哲理地、很有鑑賞力地談論德意志文學，很少有官方的那種僵硬教條和強制性。1778年，柏林猶太醫生馬爾庫斯·赫爾茨在其住宅辦講授班，講授哲學和實驗物理學。他的妻子亨利埃特的沙龍款待社會不同等級的“精神生活感興者”，包括國王的弟弟，名噪一時。然而聲名播於國內外的莫塞斯·孟德爾松，他的居留柏林的要求，卻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所拒絕。在整個18世紀直到19世紀初，普魯士猶太人還沒有公民權。好的，今天的內容就到此結束了，歡迎大家訂閱我們，和我們一起了解更多好玩有趣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