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40年來，債務危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幽靈”。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0年的日本泡沫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金融危機，都是債務危機。為什麼債務危機頻發？債務危機是如何產生的？是怎麼爆發的？根本問題是什麼？如何解決債務危機的“幽靈”？

01

危機的根源

如何解釋危機？這個問題困擾了經濟學界近兩百年。

19世紀上半葉，英國頻繁發生經濟危機，其主要特徵是產能過剩，因此被定義為過剩危機。但是，為什麼會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呢？

除了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脈動，最重要的原因是銀行過度擴張信貸。當時英國沒有中央銀行，大小銀行可以發行自己的金本位銀行券，很快取代黃金成為支付貨幣。而銀行發行銀行券並不實行100%的黃金儲備，通常銀行的黃金儲備只有銀行券發行量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更少。

1825年英國爆發了一場經濟危機。四年來，英國大規模輸出產能，英國紡織貿易商在中南美洲的投資激增。從1821年到1825年，倫敦證券交易所共向歐洲和中南美洲國家發行了4897萬英鎊的債券。英格蘭銀行減少了國內私人貸款，將更多信貸分配給南美市場。然而，1825年下半年，中南美洲投資泡沫破滅，3000多家企業倒閉，紡織機械價格下降80%。這場危機蔓延到了英國的金融體系和製造業。

危機爆發後，大量投資者和儲戶擠兌銀行，將銀行券兌換成黃金。將近一百家銀行破產了。結果，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備直線下降，從1824年底的1070萬英鎊下降到1825年底的120萬英鎊。

1837年，英國爆發了系統性的經濟危機，波及整個行業。此時，鐵路開始興起，大量英國資本投資於鐵路及相關冶金、煤炭、機車製造和交通運輸，刺激英國經濟連續12年增長。

但是，沒有足夠儲蓄的投資擴張是危險的，沒有足夠黃金儲備的信貸擴張也是危險的。1837年，鐵路投資崩潰引發系統性經濟危機，銀行系統再次爆發擠兌風險。這一次，為了防止黃金流失，英格蘭銀行實際上關閉了黃金兌換視窗，導致了嚴重的貨幣和信用危機。

英國民眾和政客對銀行的不誠信極為不滿，開始討論改變和廢除現行的銀行體系和貨幣發行體系。英國議會“眾議院發行銀行委員會”展開聽證會，英格蘭銀行主席諾曼在證詞中使用了“貨幣”和“銀行”的名稱，後來被稱為“貨幣學派”和“銀行學派”。兩個學派的觀點是相反的。諾曼和皮埃爾是貨幣學派的代表。他們認為銀行可以發行銀行券，但必須有足夠的黃金儲備。過度發行會誘發金融危機。塔克、富拉頓、威爾遜等。代表銀行學校。他們反對全黃金儲備制度，認為銀行會根據市場的需要供給信貸，不可能隨意增加銀行券的發行。

最後，貨幣主義學派贏了。1844年，貨幣主義者皮埃爾出任首相，推動英國議會透過“皮爾條例”［1］。這一規定是貨幣銀行史上的轉折點，也改變了人類經濟的程序。

第一，貨幣發行權集中。這一規定廢除了銀行券由大多數私人銀行發行的制度，授權英格蘭銀行集中發行。當時英國共有279傢俬人銀行擁有貨幣發行權。如果銀行倒閉，發行額度自然失效，其額度將轉移到英格蘭銀行。

第二，全額準備金用於發行貨幣。這一規定規定只能發行1400萬英鎊由政府貸款擔保的銀行券，超過這一限額的發行必須有100%的黃金擔保。

第三，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分離。該條例重組了英格蘭銀行，並將其分為發行部和銀行部。發行部門履行中央銀行職能，負責發行硬幣、管理國債、保管黃金和外匯；銀行相當於商業銀行，無權發行貨幣，負責發放信貸。

皮爾的條例實際上確認了英格蘭銀行的中央銀行地位和英格蘭銀行紙幣的法定補償貨幣地位。這是貨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近代第一個中央銀行和第一種法定貨幣的誕生。

然而，受到限制的私人銀行也不滿，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質疑英國的貨幣壟斷。為了平衡利益，英國政府向私人銀行承諾，如果它們遭遇擠兌危機，英格蘭銀行需要向它們提供緊急貸款。英國經濟學家沃爾特·沃爾特·白芝浩是皮爾法規的支持者。在朗伯德街，他將這一承諾概括為“最後貸款人”原則：“在金融危機中，銀行應該慷慨放貸，但只貸給那些管理完善、抵押品質量高的公司，它們應該以足夠高的利率放貸，以嚇跑那些不急需用錢的人。【2】“

至此，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最後貸款人原則的法定貨幣體系成為全球貨幣銀行體系的標準版本。然而，這恰恰是所有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根源。現在，如果我們要追溯危機的源頭，那麼這個源頭就是《剝離條例》。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意識到世界貨幣和銀行體系存在問題。奧地利經濟學家赫蘇斯·韋爾塔·德索托（jesus Huerta de Soto）教授在《貨幣、銀行信貸和經濟週期》一書中將問題追溯到皮埃爾的監管。

但是，在這個規定之前，英國不是也發生過經濟危機嗎？

監管前的英國經濟危機是信用危機，但歸根結底是法律監管的缺失。為什麼這麼說？許多銀行違背了承諾，減少了黃金儲備，發行了銀行券。擠兌危機之後，像英格蘭銀行一樣關閉黃金交易所視窗。這些行為都是欺詐，只是政府監管不嚴。銀行家逃脫了法律制裁，反而鼓勵他們承擔更多風險。信貸市場已經成為一個混亂的市場，欺詐行為猖獗，劣幣驅逐良幣。

美國自由銀行和中央銀行的鬥爭持續了一百年。在自由的銀行市場，監管薄弱，銀行野蠻生長。1810年，美國只有88家州銀行。到1860年，州銀行的數量增加到1562家。據估計，市場上流通的由私人銀行發行的貨幣超過10，000種。這些國家銀行的註冊門檻極低。這些紙幣大部分被稱為金本位，但其中許多是“空頭支票”，缺乏足夠的抵押品。為了避免客戶拿著銀行憑證去兌換金銀幣，很多銀行都刻意設在偏遠地區。這種擅長“捉迷藏”的銀行，被戲稱為“野貓銀行”。除了監管不力，美國政府實行的是保護性質的單一制銀行（不允許跨州經營）。這種限制性制度加速了國有銀行的擴張和破產。州銀行不能跨州經營，降低了其融資和信貸供給效率。

然而，通常當監管的問題與市場的問題發生衝突時，結果是淘汰市場而不是改善監管。因為政府同時是監管者和“仲裁者”。仲裁人不太可能承認自己的問題，所以結果一定是市場的問題。

監管不力和政策不當導致欺詐猖獗、信貸氾濫和銀行擠兌。最終，解決的辦法不是改善監管，而是試圖透過消除市場來消除危機。然而結果是問題更嚴重了。

德索托教授認為，皮爾條例的問題在於沒有將全額準備金制度擴充套件到商業銀行。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沒有足夠的真實儲蓄，導致信貸擴張氾濫。德索托教授把調控前後的所有問題都歸結為儲備和實際儲蓄不足下的信貸氾濫。當然，他也反對貨幣計劃體系。

在這個問題上，我的觀點和德索托教授不同。德索托教授似乎傾向於讓全額準備金儲蓄業務迴歸保險箱業務。我認為德索托教授可能對銀行有錯誤的理解。其實，全額準備金制度並不是問題的本質。問題的實質是英國首相皮埃爾採取了淘汰市場的方法，而不是法律監管。這次調控前後的經濟危機性質完全不同。皮爾條例之後的經濟危機，本質上是貨幣壟斷、貨幣規劃和貨幣控制的危機。然而，貨幣管制危機的“鍋”往往由商業銀行來背。為什麼？

因為在現行的法定貨幣和銀行體系下，商業銀行必然會陷入擴張的悖論。從理論上講，商業銀行應該大規模擴張業務，但如果銀行這樣做，最後就會出現問題。比如市場上只有100元，商業銀行把這100元作為存款吸收，記為負債；同時將全部借給李（假設準備金為零，房產抵押），記為資產。李用這100元從王那裡買了一本書。王存入這100元，銀行記為負債。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王和李同時取款，會出現擠兌危機；第二，李沒有多餘的錢還貸，會出現違約。

有人認為這裡的問題是準備金不足，所以要提高準備金率。其實這不是問題的根源。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表面上，負債（存款）等同於資產（貸款），沒有風險。其實這是個偽命題。因為存貸款的流動性是完全不對等的，活期存款的使用者可以隨時取錢，但貸款的抵押資產卻不能隨時變現。有借款合同及銀行李的抵押資產，但不能折成貨幣。李也有資產（賬本）但不能換錢。這裡的問題是貨幣過度稀缺，流動性受到抑制。在銀行，流動性等於生命。銀行越擴張，貨幣乘數增加越多，存款的流動性越大，而貸款的流動性不變，銀行最終會倒閉。這就是商業銀行擴張的悖論。

為什麼商業銀行的貸款流動性受到抑制？根本原因是央行剝奪了商業銀行的貨幣發行權，商業銀行無法自主擴張貨幣，降低了貨幣乘數和流動性風險。比如一個猛男打斷了一個年輕人的右腿。這個年輕人試圖正常行走，但摔倒了。然後猛男和所有人都嘲笑他：“走太快殺了你”。但是，肇事者是個大反派。

貨幣科學的一個普遍觀點是，貨幣總量取決於商業銀行和廣義貨幣，而不是央行和基礎貨幣。事實上，中央銀行下屬的商業銀行只具有貨幣分配的職能。央行被貨幣發行權卡住，商業銀行就像右腿被打斷的年輕人。他們跑得越多，就越危險。

因此，貨幣規則是所有經濟危機的根源。

02

危機的演變

在中央銀行下，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必然導致銀行危機。中央銀行對貨幣的控制和商業銀行的擴張之間的悖論必將導致貨幣錯配和信貸氾濫。

在《貨幣、銀行信貸與經濟週期》一書中，德索托教授運用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業週期理論，“闡述了六種不可避免的自發微觀經濟效應，以扭轉銀行信貸持續強勁擴張造成的虛假繁榮”［3］。米塞斯、哈耶克和德索托可以更詳細地解釋信貸擴張是如何導致危機的。他們的邏輯是追加信貸增加，導致消費品和資本品價格波動，誤導企業家擴大迂迴生產週期，增加長期消費投資。信貸緊張，利率提高，長期投資專案開始虧損，導致資金鍊斷裂的麻煩，債務危機。

但是，現在更多的危機不是“長期”和“近期”投資的失衡，而是實物投資和金融投資的失衡。在這裡，我對德索托教授的邏輯做了一些改進。

銀行擴大信貸，利率下降，刺激企業家增加貸款。貸款成本降低，預期利潤率提高。企業會加大投資，購買生產要素，原材料、大宗商品、勞動力價格都會上漲。這個時候，關鍵是消費品市場價格是否上漲。

勞動力價格上漲，居民收入增加，消費增加，推高消費品價格。此外，銀行擴大信貸，刺激消費信貸增長和消費擴張，也促進消費品價格上漲。然而，消費的擴張很快就會停止。因為家庭收入增加，增加的只是名義收入，因為物價上漲，實際收入並沒有增加。信貸擴張不是建立在真實收入和儲蓄的基礎上，因此難以持續，甚至可能陷入消費者債務的困境。

消費品價格上漲，但家庭實際收入和儲蓄沒有增加，消費無法繼續擴大，不會刺激企業繼續擴大生產。企業家意識到，原材料、商品和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削減了利潤空間，並將停止產能擴張，更不用說增加長期投資和技術投資了。

有兩種更糟糕的結果：

一是勞動力工資上漲，消費品價格上漲。但由於收入分配和邊際消費傾向的問題，實際勞動工資實際上有所下降，通貨膨脹實際上削弱了低收入者的財富。這時，李嘉圖-哈耶克效應就會適得其反。企業家會增加廉價勞動力的就業，減少資本（機器）的投入，直到勞動力和資本的邊際價格趨同。這不利於實體經濟的技術進步。

二是制度不健全的國家，普通家庭儲蓄嚴重不足，消費能力弱，勞動力價格上漲緩慢，消費品價格低廉。此時企業會受到兩頭擠壓：上游原材料、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下游消費者價格低迷，利潤下降，甚至陷入虧損。這樣企業就會減少產能擴張和對實體經濟的投資。

創業者大量的信貸資源都投在哪裡？

將大量企業家資本投入金融市場，推高包括房地產在內的金融資產價格。原因有四：第一，實體市場是普通人的市場，而金融市場是購買力充足的“富人俱樂部”。二是央行透過購買債券直接向金融市場注資，推動了資產價格的上漲，存在巨大的套利空間。第三，央行的資產是債券，與金融市場高度繫結，誘發道德風險。市場認為央行是最終的“買家”，是金融市場的唯一買家。第四，與長期實物投資相比，金融市場流動性高，週期短，可以降低現金流風險。

2008年後，世界經濟分為兩個層次，實體經濟低迷，金融市場擴張。過去十幾年，美國實體經濟低迷，企業家和金融家向金融市場配置了大量信貸。與此同時，美聯儲已經直接將資金投入金融市場，美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已經擴大。

在中國，更多的錢進入了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專案是一種金融專案。開發商採用高週轉模式，拿出一筆錢拍賣土地，用土地抵押貸款，然後開工建設。半年後上市銷售，購房者用按揭貸款購房。在資金回籠的同時，我們會進入下一個專案。在房地產專案中，銀行佔據核心地位，開發商的關係融資能力是核心競爭力。碧桂園和恆大都是高週轉模式的代表。

在快速擴張的過程中，恆大還向汽車、網路、物業等領域擴張。恆大對新能源汽車的投資不是長期投資，也不是技術投資，而是財務投資。恆大量產上市前在港股市場獲得數百億融資，市值超過母公司恆大。

然而，沒有真實收入和儲蓄支援的信貸擴張終將停止。過去，在金融市場上漲之前，大量信貸進入實體經濟，實體經濟爆發滯脹危機（既有通脹也有蕭條），這標誌著信貸擴張的結束。現在信貸資金進入金融市場，金融資產價格反覆崩盤，央行反覆救市，導致金融市場信貸貨幣持續氾濫。這真是一個糟糕的故事。

如何結束？

如今，央行的資產與金融資產高度捆綁，央行為商業銀行、金融企業和金融市場提供“最後貸款人”擔保。金融資產價格的崩潰不僅會結束貨幣擴張，還會促使央行增加貨幣供給。這種惡性迴圈不能靠經濟危機來結束，只能靠社會危機或政治危機來結束。

央行的一再幹預，實體經濟的通貨緊縮，金融市場的膨脹，加劇了貧富差距和不公平，可能引發政治上的憂慮。這迫使政治行為改變，市場的政策風險將大大增加。有時候，政治干預可能並不理性合法，但它試圖打斷原有的金錢傳遞和利益格局。

一旦政策風險出現，流動性可能馬上收縮，市場很容易陷入債務螺旋。

對債務螺旋的最早解釋屬於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在1929年大危機之前，費希爾是當時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1929年10月，他的股票市值一度超過1000萬美元，費希爾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經濟學家。然而，在大蕭條時期，他陷入了債務螺旋，損失了800-1000萬美元的財富，再也沒有恢復，最後死於債務和疾病。

然而，在大蕭條時期，費希爾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學術遺產，包括債務螺旋理論。在最困難的1932年，費雪出版了《繁榮與蕭條》，他在書中提出了債務-通縮理論［4］，描述了信用崩潰的惡性迴圈。費希爾指出，當資產價格崩潰時，債務、貨幣數量、價格水平、淨值、利潤、生產、心理、貨幣週轉率和利率等九個因素相互作用，促使債務人或社會系統陷入加速向下的債務螺旋。

比如，面對經濟下滑、現金流緊張，負債累累的企業試圖出售資產或存貨來還債；發生了什麼事？資產或存貨出售導致資產或商品價格下跌，銀行信貸額度下降；價格下降導致利潤下降，信用額度下降導致銀行抽貸，甚至導致供應商和合作夥伴的不信任，進一步加劇債務危機……如此惡性迴圈。可見，債務螺旋是一種去槓桿越多，槓桿率越高的現象——但債務螺旋不是市場失靈（容易被凱恩斯主義者誤解）。

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監管部門開始限制信貸進入房地產市場。尤其是“三條紅線”出臺後，部分房地產企業融資規模受到限制。恆大踩了“三條紅線”，有息負債規模不能再增加。後來一條紅線變綠了，但有息負債年增長率不得超過5%。

為了解決現金流問題，恆大將於2021年上半年在全國打折出售物業。然而，這導致債務螺旋風險。“三條紅線”疊加恆大打折出售樓盤，向市場釋放了債務風險訊號。一些地方政府限制恆大低價銷售，一些供應商釋出公告催債，一些銀行降低恆大信貸額度。廣發銀行“提前跑了”，向法院申請訴前財產保全，要求凍結恆大銀行存款1。32億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財產。資產出售越多，資產價格越低。恆大股價從2020年7月最高的27。1港元跌至2021年8月的5。3港元；恆大從2021年2月的72港元跌至2021年8月的12港元；總市值大幅縮水。與此同時，恆大地產的信用債也大幅下跌，國際評級機構中國恆大及恆大系相關公司信用評級下調至CCC負面評級。恆大在債市融資的難度已經接近極限。

全國各地賣房都不能“解渴”，恆大開始尋求整體出售資產。2021年8月初，恆大出售恆騰網路股權，回籠32。5億港元現金。8月10日，恆大發布公告稱，正在接觸潛在獨立第三方投資者，商討出售包括但不限於恆大汽車和恆大地產在內的部分權益。如果資產整體出售不順利，可能會進一步導致資產整體下滑。

這是可怕的債務螺旋。

03

危機的結束

米塞斯、哈耶克、德索托的理論解釋的是“高樓如何崛起”，費雪的債務螺旋理論解釋的是“高樓如何倒塌”。然而，費希爾的債務螺旋很容易被誤解。啟發了凱恩斯和卡恩的乘數理論，以及在此基礎上漢森和薩繆爾森的乘數-加速原理和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假說。這些理論不可靠。他們錯誤地認為金融市場天生脆弱，銀行危機是內生的。其實金融危機是外生的，是錯誤的貨幣規則和銀行體系造成的。

因此，結束危機的根本途徑是重塑全球貨幣和銀行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廢除貨幣主導的經濟和法定貨幣制度，重新建立自由的貨幣市場。

1844年《皮爾條例》誕生時，英國自由主義被精英階層廣泛接受。為什麼還會出現貨幣管制？這可能與當時流行的“金錢面紗論”有關。休謨、斯密和薩伊都奉行這一錯誤理論，而正處於學術研究巔峰的穆勒是這一理論的集大成者。“貨幣面紗論”認為貨幣本身沒有價值，是外生的。它只是一種方便的交換媒介，對經濟的實際產出沒有影響。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將貨幣排除在經濟體系之外，對貨幣體系並不謹慎。

因此，1837年英國爆發經濟危機後，英國政治家認為銀行過量發行銀行券引發了危機。在這場政治博弈中，以貨幣主義學派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剝奪了銀行的貨幣發行權，銀行只負責操作信貸市場，提高貨幣配置效率。同時，他們對金錢的處理是粗暴的，至少是不審慎的。由於貨幣是外生的，皮埃爾總理直接採用中央計劃的方法發行貨幣。

直到1898年，瑞典經濟學家克努特·維克塞爾發表了《利息與價格》，提出了累積過程理論，才第一次打破了貨幣面紗理論［5］。此後，米塞斯、哈耶克、凱恩斯等一些經濟學家認識到，貨幣不是外生的東西，而是對投資、消費和經濟產出有實際影響。

然而，經濟學家錯過了改變錯誤貨幣體系的機會。一戰後，凱恩斯意識到貨幣的重要性，提出用貨幣金融擴張的手段干預經濟。大蕭條之後，凱恩斯的思想逐漸被接受，政府意識到貨幣是比稅收更便捷的方式。這樣，中央銀行和法定貨幣系統反而被政治家控制和加強了。所以從1898年開始，幾乎所有的貨幣理論都是法幣理論，都是在維護貨幣的計劃經濟。然而，任何接觸過經濟學原理的人都可以證明，貨幣計劃經濟是低效的。唯一能真正拯救經濟的是免費的錢。

第二，央行發揮監管作用，將貨幣發行權下放給商業銀行。

早期芝加哥學派有兩種學術傳統，認為金錢和價格很重要。弗裡德曼在芝加哥大學教授的貨幣理論和價格理論很好地發展了這兩個傳統。當然，弗裡德曼的貨幣理論也是法定貨幣理論，但它是最自由的法定貨幣理論。

弗裡德曼主張貨幣自由化，包括利率自由化、匯率自由化、資本自由流通和金融全球化。但是，弗裡德曼留下了一條尾巴，那就是央行仍然掌握著貨幣發行權，以及調控貨幣供應量、干預利率和物價的權力。為了控制中央銀行的手，弗裡德曼主張單一規則，採用了最愚蠢的方法，即按固定比例發行基礎貨幣。但是，政治家不能自陷。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徹底廢除。從立法的角度來說，應該剝奪央行的貨幣發行權，把貨幣發行權還給商業銀行，把貨幣供給交給自由市場。為什麼向自由市場發行貨幣是可行的？正如斯潘塞所質疑的，我們認為將麵包等所有商品交給市場是最有效的。當錢被交給自由市場時，我們為什麼不相信它？在邏輯上，哈耶克的資訊分散理論和弗裡德曼的價格理論可以說明，只有以價格為核心的自由市場，才能組織分散的資訊，滿足每個人的貨幣需求，調節每個銀行和貨幣供給者的貨幣供給。

在現有的貨幣銀行體系中，商業銀行經常陷入擴張悖論。但是商業銀行做錯了什麼？商業銀行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反而問題出在央行和監管不當。商業銀行擴張悖論的根本原因是商業銀行只有經營信貸的權力，沒有發行貨幣的權力，很難用資產（貸款和自有資產）替代貨幣，釋放流動性。同時，商業銀行的資產（貸款）變現受到嚴格控制。授予商業銀行貨幣發行權，商業銀行可以用自有資產和貸款資產替代貨幣，增加資產的流動性，降低貨幣乘數和流動性風險。

總之，擁有鑄幣權的銀行為了追求利率和控制風險，會比央行更加珍惜貨幣信用，能夠更好地控制貨幣發行。

中央銀行已經轉變為一個純粹的監管部門，取消了“最後貸款人原則”，只負責建立貨幣體系，控制貨幣發行規則和監督商業銀行。注意，適當的監管是極其重要的，自由銀行時代的問題是監管不當。

更接近這種模式的是香港的銀行體系。在沒有香港中央銀行的情況下，香港金融管理局扮演監管角色。它不負責發行貨幣，而是決定發行貨幣的規則。香港金融管理局採用100%外匯儲備發行機制。匯豐、渣打、中銀（香港）三家商業銀行，必須向金融管理局繳納一定數額的美元，換取等值的港元“負債證明書”，才能增發港元現金。當然，HKMA也會以公開市場操作的方式干預市場，但目的不是控制匯率或貨幣發行，而是確保匯率固定在7。80港元兌1美元。

第三，打破法定貨幣壟斷，匯率和資本管制，國家貨幣和私人貨幣在國際市場上自由公平競爭。

有必要建立全額準備金嗎？德索托繼承了米塞斯的金本位思想，認為儲蓄市場應該覆蓋全部黃金儲備。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了解，什麼是儲備？

貨幣的本質不是交易的流動性解決方案，而是自由交易的信用解決方案。信用解決方案可以是人為設計的信用體系，也可以是市場自發形成的秩序，但後者更為根本。在沒有錢的市場裡，所有的交易者都會自發地尋求可靠可信的“有價值”的交易，或香菸，或大米，或黃金。金本位貨幣和信用貨幣是自發的市場秩序和設計好的信用體系的結合。其中，金本位貨幣和信用貨幣的儲備，即儲備資產，屬於市場自發、自選的貨幣。

在自由貨幣市場中，商業銀行和私人貨幣發行者自由、公平地競爭。他們可以選擇自己的可靠儲備資產，如黃金，美元，國債和房地產債券，或建立和披露自己的準備金率。他們的資產和準備金率是否可靠，貨幣是否值錢，完全取決於市場能否認可。當然，在科學論證的前提下，法律可以規定最低準備金率標準。

只有思想才能戰勝思想，一切從改變貨幣管制的觀念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