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是文化傳承的載體

而經過時間的洗禮

許多古籍早已變得“面目全非”

如何將其“翻新”，還原本來面貌

必須說起一項傳統技藝——修書

而談到修書

就不得不提京城的一家百年老字號

肄（yì）雅堂

由店主丁夢松創建於清光緒年間，原址在琉璃廠沙土園。它以經營古書為主，同時裝裱修復碑帖、書籍和字畫。

民國初年，

琉璃廠成為北京古舊書店集中之所，肄雅堂的裝裱技藝在琉璃廠最富盛名。

北京琉璃廠

1958年公私合營後，中國書店合併了包括肄雅堂在內的111傢俬營古舊書店，許多擅長古籍裝訂、修補技藝的老師傅彙集於此。52歲的汪學軍，是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案“肄雅堂古籍修復技藝”的代表性傳承人。

本期非遺時光

文旅君和您一起探訪

傳統技藝之

肄雅堂古籍修復技藝——

“妙手回春”修書人

走進琉璃廠中國書店的大門，街市的喧囂漸漸褪去，一股靜謐書香撲面而來。上樓，沿著蜿蜒的過道奔南走，眼前出現了幾間簡陋的工作室。毛筆、刷子、泛黃的書頁雜亂地散落在工作臺上，幾位“古書醫生”正在動手“醫治”古籍。

古籍修復的困境

歷史上，“修書”曾經是個繁榮的行業。嗜書如命的文人雅士也大多會學幾手裝裱、修補技術。讀書藏書之外，修書也是種樂趣。魯迅先生就是典範。在魯迅博物館裡，陳列著鋼針、砂紙等簡單的修書工具，他在日記中也屢次提到去琉璃廠淘書、修補古籍的經歷。在不少人眼裡，

那時的修書人既是工匠又是專家

，未必學識豐富，卻個個目光如炬，一眼就能辨認書籍的年代和真偽；那時的文人對修書人分外敬重，有著愛屋及烏的惜書之心。

時光荏苒，琉璃廠鱗次櫛比的古舊書店早已不見蹤影，線裝書越來越少，古籍修復也成了一項冷門技藝。琉璃廠街頭依然人頭攢動，卻很難再見到嗜書如命的淘書人。藏書人少，不願意多花錢；修書人也少，工作費時費力，生意越來越不景氣。這就造成了古籍修復的困境。

中國書店琉璃廠店經理劉易臣介紹，如今，自己花錢來修書的人的確不多。“首先，

現在擁有古籍的總體人數就比較少

。另外，古籍的經濟價值跟修復價格是不對等的。有時一套古籍價值1000元，修復需要5000元，很多人就不願意修了。而且很多民間藏家沒有修復古籍的意識，破損就破損了，不會想到要對這部書修一下加以保護。”

30多年的修書生涯裡，汪學軍接觸過形形色色的私人藏書家。許多人把修書師傅看做裱糊匠，壓低工費，不在乎採取什麼修補方式，只要把舊書裝飾一新，來日賣個好價錢，就達成了目的。汪學軍說，

即便藏書人不在乎古籍修復方式，可修書人不能不在乎。

不負責任的修補其實是對古籍的破壞，後人想要挽回也無能為力。

“我也經手過很多被‘修壞’的書。之前修書人可能只是粗糙地貼上，把他修復的揭下來一看，四周有好多字都是窩在半拉，粘得皺皺巴巴的，用的漿又多。還有的為了圖省事，把書裁得都幾乎沒了，這對書的損壞非常大。”

修書人的匠心

汪學軍介紹，

中國古籍製作向來都是“留有餘地”

，如果不留餘地，大半的修復恐怕難以完成。“古代書籍所做的樣式，和現在的印刷不同。古書是一張紙對摺變成一頁，而不是一張紙兩面印。這種裝幀方式，留下了相當大的修復空間。”

汪學軍祖上三代都在琉璃廠，都和古書打交道，從小耳濡目染。汪學軍說，學修書兩三年即可出師，真正學懂卻需要十幾年。工序是程式化的，但是怎麼給一本“生病”的書制定最好的“療救”方案，卻得依靠幾十年的經驗積累。

時間不僅帶來了技藝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修書人的脾性。

中國書店古籍修復工作室裡掛著幾幅照片，其中一幅是一頁古書，密密麻麻滿是蟲眼，像是撒了一把芝麻在上面。這些蟲眼，汪學軍一個一個地打了補丁。汪學軍說，

一頁蟲眼修補下來，眼睛都快花了。

剛開始修書時，性子比較急，有時熬不住。但是幾十年下來，急性子早就磨沒了。“哪兒修得不好，我會花心思去把它改正，哪怕都裝訂好了，我再給拆了重新做一遍。”對待古籍要耐心、盡心，這不僅僅是老師傅們教導的職業倫理，也是江學軍對自己工作意義的理解。

“

修書人要對得起自己修復的每一頁書。

因為修書的過程，儲存的是書的價值。要幹這活，就要對得起它。哪怕今天我只修一頁書，也要給它完完整整地修好，不能糊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