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家們，將三星堆定名為文化，而不言其古蜀之屬性，是基於一貫的思維，即不將不能確指的地下遺存和朝代對應起來。由於三星堆出現大量風格迥異於同期商王朝的典型器物，不少學者將其上升到了文明的高度。關於其來歷和消失之謎，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總體來講，專家們根據魚鳧權杖以及突睛青銅人像，推認其為蠶叢和魚鳧們開創的古蜀文明。這一點，基本上是沒有異議的。

不過，關於三星堆文物的由來，有不少爭論。有的說是祭祀坑，但為何坑中器物在掩埋前，要遭受破壞和焚燒，並不能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若說是滅國，戰勝國完全可以將這些器物擄去。將其財貨棄之不用而燒砸掩埋掉，那麼發動一場滅他人之國的戰爭，又有什麼目的和意義呢？若說蜀人遷都了，可是遷都的話，完全可以將祖宗宗廟和象牙寶貨，一併遷往新居呀，為何又要就地燒砸掩埋呢？再說，新都地址至今並未勘察出來，大概也是沒有的吧。

根據公開資料，三星堆文明的起止時間大約在是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學者們普遍認為，其文化遺存的時代上限可追溯到新石器晚期，下限最晚也在周代的初期。認定其下限在周初的主要依據是《尚書》，周武王《牧誓》中，明確記載到“逹殷”之國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我在《金文裡的曾隨侯國》一文中指出，庸乃夏禹後裔剌曲之曾國的末裔，原封國在山東臨朐一帶。殷紂王時期，商滅曾，曾之殘餘逃去周邦而被封之於庸。於是，夏后氏之曾就做了姬周之“附庸”。這也是，湖北隨州文峰塔曾國墓地“伯遷上庸”之由來。管蔡之亂後，周王命曾侯由庸到渦、攸、隨三地屯田，此地就被稱作了“江夏”——江上之夏也。現在因為曾侯乙墓的出土，而廣為關注。曾國？抑或隨國？論證了很多年了。其實，隨是其地望，故古史多記；曾是其族屬，故私物廣鐫其名。而曾侯自稱“夏伯”的銘文，則是我洞開甲骨文“夏”字大門的鑰匙。

我的研究結論，雖然迥異於學界，但絕非杜撰和臆想，所有一切悉皆本於金文、甲骨文文字的準確釋讀而小心得出。其結論的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

個人認為，夏商周三代之歷史，甲骨文、金文是最可靠的校正證據。但基於錯誤文字釋讀而做出的研究，是沒有多少意義的。甲骨文不是沒有記載到“夏”，而是記載了至少三種不同寫法的“夏”，並明確寫道：“用師。。裁夏人於之不。”“之不”即“之罘”，今煙臺之“芝罘山”。夏人、夏都在何處不言可喻。這條文字，不正可驗證前些年“虞夏之都古青州”，確係夏都斟鄩之所在嗎？

其實，甲骨文金文的記載是零散卻又十分廣博的，非下破決之功、甘坐三年冷凳，是不能有所作為的。而光有吃苦任勞，若無創新方法，也是一切枉然。按照《說文》、按照《康熙字典》，是釋不出“夏”字的。原因只有一個，這些字都已經是死文字，《說文》並無收錄。對於這些未載之字，即便是運用大資料，也是莫可奈何的。執著於偏旁部首，訓為何，詁為何，並無意義，而憑空隸出新字，更是荒唐的膚淺遊戲。但是，一經跳出《說文》框架，迴歸語言詞彙本身，我們就可以將已經廢棄的文字對應出今字。此法不僅適用於金文，更適用於甲骨文。

釋讀發現，我們國家的傳統文化之深厚，實在是超乎人們的想象的。商王朝時期，就已經有了“選士、養卿”的制度；王呼籲多積貯，多造房；王行走四方，從事貨物貿易，求財。而王田、狩、獲之記錄，數不勝數，求山林田澤之利也。一句話，漢語詞語的很大來源，是四五千年以來，讀書識字的結果。懂得這個奧秘，就找到了釋讀的竅門。此法所釋出的卦辭，其實是對歷史進行準確還原，必將對今後的地面考古和研究，有巨大的匡扶和指導作用。

那種基於部分偏旁而做的種種釋文，基本上可以說是盲人摸象，距離真相十萬八千里。下面，我用我釋出三條關於三星堆的甲骨文來舉例，希望有助於古蜀歷史的建立。

卜辭截自《甲骨文字典》

關於蜀，歷史上第一個有名的說法，就是黃帝次子昌意娶於蜀山氏，生高陽。這說明，蜀國這個地方，其文明是很早就和華夏文明一體同步的。我們透過觀察

“掇

1。437

”之“蜀

”，其正象蜀人俯懷一山。於此文字，我們可窺“蜀山氏”名號之由來。

關於

“粹

1194

”

之

“蜀

”，郭沫若《殷契粹編考釋》雲，象人以手於火爐上取暖之形。徐中舒認為，可參。二老的看法，其實是不完全對的。這個字，說到底，應是蠟燭之燭的本字：燭。也就是說，蜀人是因為善於製造蠟燭而得名，而蠟燭之燭也因之從火從蜀。

“粹1195”的卦辭寫明，商人去討伐蜀，順便也伐了一下夏。這是有主次的關係。這個“夏

”，和上文“裁夏人於之不”之中的“夏”字是一樣，也和“曾侯夏伯”的“夏”字類似。那麼，綜合起來看，及至商代晚期，至少應該有兩處夏人的遺存。“伐蜀”而順帶被伐的“夏”，應該處蜀不遠。

蜀師的建立，說明商王朝是完全接管了當地政權的，但是，又沒有裁滅

“蜀、夏”，商王朝對蜀國王室是如何處置的呢？同時並存的嗎？答案其實就明確的寫在“粹1194”這條卦辭裡，“

其將蜀於

”

。

《尚書

·商書·湯誓》：“湯伐桀，“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其三朡，即三也。

《後漢

·郡國志》，“濟陰郡定陶有三鬷亭”。故“”地，在今定陶一帶，而非山西之“三嵕山”。

商代末期，地處黃河下游的定陶一帶，應是開化富饒之地，當時，在

“”是有駐軍“師”的。這個建制，一直到周初仍然保留，見《殷周金文整合》

02648。

《殷周金文整合》02648釋文：乙亥，子賜小子瞄。王賞，在師。瞄用作父己寶尊，虞。

可以想見，差點亡國滅種而被迫外遷內地的蜀人，數千裡遷徙之路，是無法帶走過多輜重的，只能輕裝簡行。因此，象牙、祖宗銅像一類的沉重非必須之物，就被留在祖宗之地，就地燒砸掩埋了。其燒砸，或許還是商人為了示好而有意為之。即你們的東西既然拿不走，留在此地的我們商朝軍人，也不會使用這些東西，為示不用，就燒砸掩埋以還給你們的祖先。

從戰略上來講，商王朝將西南夷之蜀，遷到內地，消除了王朝在西南方向的壓力。蜀人因為內地之富庶，似乎也可接受。但是，從

“逹殷”的排名來看，“弗裁”的“蜀”排在“被裁”的“夏庸”之後，位列第二。可以體會蜀人內遷，並未心甘情願，一有機會他們還是要跳出來“反商”。

從歷史的客觀來講，蜀人的內遷，解除的不僅僅是商王朝的後顧之憂，一同釋放的還有其對岐山腳下週國的羈絆。周人的興起，固然有文王之前幾代人的攻苦食淡，但是蜀人的突然消失，給了周人巨大的發展空間。抓住機會的周人，沒過多久就奪取了商朝的天下。這個三國演義，是中國歷史上較早的真實版本。差不多相同內容的歷史劇，一再上演。宋聯合金滅遼，北宋淪亡；南宋聯合蒙古滅金，家國淪喪。

我們透過甲骨文文字釋讀，一句就將本來迷糊一團的古蜀國的去向明確下來，這從一個側面反映，甲骨文對於上古中國歷史研究的重要性。而經過數十萬字釋讀提煉得來的新方法，也是具有指導性的。其所取得的令人驚異的成果，不僅說明了方法本身的科學性，而且也說明其方法推廣的迫切性。須知，離開此法，甲骨文之中一多半文字將永遠是死文字。個人認為，新的釋讀方法一旦得用，甲骨文的研究才可算得真正入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