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進夢

秦自襄公立國到穆公時代已經過了一百餘年的發展，在這一百多年裡，秦人東征西戰，還一兼併了渭河、涇河流域諸戎和夏、商、周貴族後裔建立的諸侯小國，把勢力發展到了黃河西岸。秦人不僅版圖擴大了，而且佔據著優越的自然和人文條件，所以秦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和物質文明程度迅速提高，國力已初步趕上關東各先進的諸侯國。

正是綜合國力的增強使秦穆公產生了逐鹿中原的野心。史載穆公把在雍州萬年縣所築的宮殿稱為“霸城宮”，改關中的“滋水”為“霸水”，目的是“以章霸功，視子孫珂，他在位期間尊王攘夷，重賢使能，施德惠民，整合起秦國上下之力，為的是東向稱霸中原。但霸業的實現，除了內部因素起作用外，還需要有合適的外部條件一即有利於秦國發展的國際環境，所謂天時、地利、人和也。可以說，穆“時期的國際形勢確為其發展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遇。

古代稱黃河中游地區為中原，意即天下之中。自遠古時代起這裡就是華夏民族活動的主要區域，夏、商二代均經營於此約千年，所以，這裡早已成為當時天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周人興起於西方建都於豐、鎬，但滅商後為控制中原仍營建洛邑，說明中原在當時仍不失其優勢地位。平王東遷後仍都洛邑，中原為天下政治權力中心的地位又再次恢復。所以，中原地區一直是周邊諸侯國和少數民族嚮往的地方。爭天下者首先是爭奪對中原的控制權，春秋中期以後的大國爭霸就明顯帶有這個特點。

當時，列國諸侯激烈地爭奪，其焦點就在於奪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霸權。由於周王室的地位進一步下降並逐漸喪失了控制諸侯的能力，所以昔日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就變成了“自諸侯出”、“自大夫出”。但是，周王室雖然衰落了，其傳統的政治影響力和習慣勢力還在，人們的思想觀念還受著舊的思維模式的制約。並且當時的實際情況是中原各大國諸侯誰也沒有能力獨吞天下，所以便都藉著“尊王攘夷”的旗號來發展各自的勢力旦各諸侯國的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相互之問便開始了長期的爭奪霸權的戰爭。

秦穆公當政時期，東方的齊國正值齊桓公在位（前685—前643年），楚國是楚成王（前671—前626年），晉國則是獻公（前676—前651年）、惠公（前650—前637年）、懷公（前637年9月繼位，在位數月為晉文公所殺）、文公（前636—前628年）、襄公（前627—前621年）在位。

齊位於今山東半島，是武王滅商後太公姜尚的封國，都營邱（今山東省臨淄縣北），至桓公時經過了四百餘年的發展已蔚為東方大國。

楚居秦之東南、中原之南方，受封於周成王中期，春秋時期被中原諸侯視為蠻夷之邦，到楚成王時期也經過了三百多年的發展而成為方大國，當時勢力已仲及中原。都郢（今湖北省江陵縣）。

晉位於泰的東邊，與秦毗鄰，是武王次子唐叔虞的始封之國，至晉獻公時也有了四百多年的發展歷史，是中原北部的大國，都絳（今山西省的冀城縣）。

另外位處中原的諸侯國還有鄭、宋、魯、衛、曹、許、陳、蔡等。在中原諸侯國之間或之外就是一些還處於落後發展階段的少數民族的方國部落。

鄭國是周宣王同母弟鄭粗公友的始封之國。鄭桓公死於西周末年的王室之難，其子掘突立，是為武公。周平王東遷洛邑時，鄭武公曾以兵送周平王，《國語周語》周大臣富辰說：“鄭武，莊有大勳於平、桓；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所以在春秋初期，鄭頗受倚重，武公、莊公都曾為王室卿士。鄭國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地處中原腹地，扼守南北之要衝，所以春秋時期常是大國爭奪的目標。

宋是殷末帝紂庶兄微子啟的始封之國，都雎陽（今河南省商丘市西南）。宋與鄭同處東西一線，亦為中原扼要之地，在春秋時期也常是齊、楚，晉、楚爭奪的重點。

衛是武王弟康叔的始封之國，都故殷朝歌（今河南省淇縣），其地處中原之北，東有齊、魯，西有晉、鄭，南有宋、曹，東北有燕，扼東西南北之要衝。

燕為周室近支宗室召公奭的始封之地，都薊（今北京市附近）。因與山戎雜居，受其侵逼，故燕終春秋之世都比較弱。

陳、蔡、曹、許等國在今河南省中部及東部一帶，春秋時期楚國在其南，魯、宋在其東，晉、齊在其北，所以常常成為大國進行拉鋸戰的戰場。

另外，在中原的東南方，還有兩個早已立國但尚未發展起來的大國，這就是吳、越。吳國與周人同姓，其始立之君是周人始祖古公亶父的長子，因讓賢而逃奔荊蠻，自稱勾吳。周武王滅殷後，始封吳太伯後人為諸侯。自太伯傳十九世至吳王壽夢時吳國始大，開始稱王，時已近春秋晚期。都昊（今江蘇省蘇州市）。

越人先祖是夏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兄。傳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史記·正義》《輿地志》雲：“越侯傳國三十餘世，歷殷至於周敬王時，有越候夫譚，子曰允常，拓地始大，稱王。”允常子即越王勾踐。都會稽（今浙江省紹興市）。其時，中原的形勢是齊、楚兩強爭霸。齊桓公在稱公繼位前十七年已稱霸中原，史稱他“九會諸侯，一匡天下”，周惠王賜之“侯伯”，周襄王賜之“九命上公”。

楚國在楚成王時國力也十分強大。早在其祖武王時（前740—前690年），楚就逐一兼滅了漢水以東的姬姓小國，所謂“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楚文王時（前689—前677年），又滅申、滅鄧、伐蔡、伐鄭，勢力伸進中原腹地。楚成王即位後，公然向齊國的霸權提出挑戰，從公元前659年開始連續三年伐鄭。齊桓公是中原霸主，自然不甘心於楚國勢力伸及中原，於是便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聯合中原諸侯（魯、宋、陳、衛、鄭、許）借伐蔡之機於公元前656年挺進楚國興師冋罪，齊相管仲以楚國不貢苞茅於周天子及當年周昭王南征不返兩個罪名指責楚國，楚國態度強硬，承認前者而否認後者。齊桓公看興師問罪的目的已經達到而楚成王也看到諸侯聯軍陣勢強大，於是齊、楚兩強達成妥協並締結盟約即昭陵之盟。然而昭陵之盟只是揭開了齊、楚爭霸的序幕，此後十餘年間，齊、楚多次爭奪於中原的鄭、宋一線，鄭不得已，只好楚來依楚，齊來依齊，搖擺於兩個大國之間。自公元前643年齊桓公和管仲相繼去世以後，楚成王實際上已成為中原地區的真正霸主，他北上徹底征服了鄭國，使鄭國堅決依附於楚；東向又於泓水一戰打敗宋國，使宋襄公一度想繼齊桓公為霸主的夢想徹底破滅，一時中原諸侯都唯楚國馬首是瞻。

就在齊、楚爭霸方酣之時，晉國正遭受十餘年的內亂困擾。

晉國是同秦國毗鄰的一個諸侯大國。在秦穆公前期，秦同南方的楚國交往還不多，當時楚正致力於江漢及淮河流域的開拓和北上與齊爭霸。因此，同處於其西北方向的秦國矛盾尚不突出。但晉國則不同，秦、晉兩國壤土犬牙交錯，往來交通使利，所以秦國要向東發展勢力需要面對的強敵唯晉國而已。晉國早在晉文侯（前780—前746年）時代就曾趁周王室內亂之機掠奪了不少周室土地，其中向西即越過黃河進入河西，滅韓（今陝西省韓城縣韓原一帶）服鄭（古鄭縣在今陝西省的華縣），拓地至華山的西麗。向東據有汾河中下游地區。晉文侯死後，晉公室分裂為二，國勢一度中衰，直到公元前678年晉曲沃武公以武力兼併晉公室後，晉國才復顯強盛勢頭。等到晉獻公即位後，又進一步統一了內部，加強了君權，擴充了軍隊，於是便全力對外擴張。《左傳·公二十九年》記女叔侯說：“虞、號、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晉以是大”，“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意思是說晉國是靠吞併這些姬姓小國和諸戎部落後才強大起來的。尤其是晉武公、獻公以後兼滅國家最多。《韓非子·難二》記載“晉獻公兼國十七，服國三十八”。《史記·晉世家》雲此時晉國勢甚強，四邊保有河西與秦國接壤，北邊與狄人為鄰，東方一直延仲到河內（黃河以北，太行山以南的地區，即今河南省北部），南到黃河以南，控制著函天險。

在晉國開括的疆土中，河西與崤函兩地對於秦的發展關係重大。河四之地本來就與關中泰地相連，蔚為一體，晉據河西猶如在秦國心臟插入一把尖刀，晉可以以此作為進攻秦國的軍事基地或者說橋頭堡；而崤函則是秦東進中原的主要通道，它的歸晉，猶如秦之肘腋之患。

穆公元年時（前659年）曾趁晉亂東伐茅津之皮（在今河南省的陝縣西北），並就東道之地理形勢作了一次軍事性的探險。據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邵縣圖志》記載：崤函地區“東自蟠山，西止渣津，通名函谷，號曰天險”，全長三百二十華里，自古便是形勝險隘之地。這裡削有姒峨峻拔之秦嶺，北有滔滔東流之黃河，山河之間即是深險如函之小路，因稱之為函谷（戰國時泰築關於此稱函谷關），所謂“騎不能連轡，車不能方軌”。函谷之東即東酉二山（在今河南陝縣南），“自東至四崤三十五華里，東崤長坂數里，峻草絕潤，車不得方軌；四崤全是石坡十二華里，險峻不異東崤”。

晉先於秦控制殺函天險，似乎是宜告了秦穆公東向爭霸中原夢想的破滅，但是，晉獻公末年的一場王室內亂卻為秦提供了向東發展的契機。但要成功地干涉諸侯事務，自己首先必須要有實力，否則將會與機遇失之交臂。

秦穆公之前的齊桓公、楚成王，秦穆公之後的晉文公都是在整頓好內政以後才致力於干涉諸侯的霸業的。同這個時代的其它幾個霸主一樣，秦穆公也有一套集政治、經濟、外交與軍事為一體的爭霸戰略。

這就是政治上高舉“尊王攘夷”的旗幟，並廣招賢才，厚施於民，整合起全國上下之力。經濟上重農通商發展經濟，以為爭霸戰爭打下雄厚的物質基礎。外交與軍事上因晉強秦弱而採取“和晉”政策，尋找機會發展秦人勢力以驅逐晉人於河西。後來在崤之戰後與晉關係破裂而不得不採取聯楚制晉、西向圖戎戰略。

資料來源：秦軍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