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他是臺灣文壇樞紐型的人物，文學組織者、編輯家、演員、海峽兩岸擁躉無數的大詩人。

他苦樂交加的人生故事，連通著大歷史的風雲記憶。他不疾不徐的敘說，平靜中有波瀾，幽默中有淚水，悲涼中有溫熱，每一句都動人心絃。靜水深流中，漢字發出了奇光。在人生的高處，他，貢獻了一部新的經典……

抄書對我的影響很大，增加了我對西方的嚮往。我的詩裡寫的好多地方我都沒去過，又是巴黎、又是倫敦，還有印度，其實寫的時候都沒去過。比如巴黎，是從喜歡的小說中，如從巴爾扎克、莫泊桑小說中獲得巴黎的印象再來寫巴黎的，不過不是地理志的寫法，是抓住它的精神來寫。朋友們評價寫得還都對味兒。那是出自對遠方向往的浪漫的精神。也有寫得不符合實情的地方。有人去了芝加哥找第七街，沒有，說“瘂弦騙人，芝加哥根本沒有第七街”。我自我解嘲地說：唐朝那些寫邊塞的詩人也不是全到過邊塞。

那個時候，臺灣本土文壇是靜悄悄的，而軍中的作家就變得非常活躍，大量寫稿、大量投稿。戰爭帶給我們精神創傷，戰爭也帶給我們寫作的動力。一直到現在，我們這批人的作品中，寫的還是老的主題——戰爭的傷害和影響。另外，軍中文藝中有一種寫實主義的精神，我們不是學院派，不講大道理，是土法煉鋼式的。它是非常樸實的寫實經驗。我常說臺灣文學的發展是秀才見了兵的過程。這個兵的文學，就是以軍人寫作或軍眷寫作（眷村文學）為代表。秀才的文學就是以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等臺大的一批人為主。夏濟安、夏志清、吳魯芹等臺大的老師們辦一個刊物叫《文學雜誌》，這份刊物是對朱光潛在大陸編的同名雜誌的繼承，但不敢直接說明，只有在發刊詞中讓人感覺到兩份期刊的遙遙相望。朱光潛的《文學雜誌》對我們影響很大，甚至到了我編《聯合文學》的時候，都故意仿照《文學雜誌》的開本。臺大的學生們則辦了《現代文學》，最主要的負責人是白先勇和王文興。南部的這些眷村作者，高雄《新生報》的“西子灣”副刊、“《中華日報》”“中華”副刊、大業文叢這批作家，北進之後，“兵”和“秀才”見了面。不是秀才見了兵有理說不清，是相互敬重，結果好得不得了。因為兵的文學是講經驗的，秀才的文學是講學問的。文學不能僅有經驗或僅有學問，經驗和學問加到一起後，使得我們的創作得以壯大。兩路人馬都變成了朋友，使得臺灣的現代文學發展質地非常結實，氣氛非常昂揚。

羅曼·羅蘭和高爾基通訊時，高爾基說羅曼·羅蘭的文學是把肘部磨破得來的，因為羅曼·羅蘭受到完整的法蘭西教育，他都是在圖書館看書，所以袖子肘部在橡木桌子上磨破了才得到他的文學，就是從學問得到的文學。高爾基是街頭大學畢業的，他是苦孩子，是麵包房里長大的，晚上就睡在垛得高高的麵粉袋旁邊。他晚上靠著撿來的蠟燭頭看點兒書，他是憑生活經驗寫作。因此高爾基說自己，說他的文學是把鞋底子磨破得到的。臺灣的兵的文學就是把腳後跟磨破的文學，白先勇他們是把袖子磨破了的文學。兵和秀才文學的結合，也是高爾基和羅曼·羅蘭的結合，最符合文學的優生學。因為彼此不同質才產生新的東西，太同質了不容易創造新事物。

新詩最初的發展除了受到大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也有其自身的獨特性的限制。新詩最初的地位並不高。剛到臺灣那個時候，如果向別人介紹你，說“這個人是寫新詩的”，對方一定投以奇異的眼光，心想：這個人好端端的，怎麼寫新詩啊？！朋友見了你，會問：“怎麼，你還在寫你們那個新詩嗎？”雖然中國新詩的發源地是北大，是起自象牙塔，但後來流落到十字街頭，甚至給人印象是高中生的玩意兒。事實上，1949年前，北大中文系好多老師已經否定新詩，北大出身的教授也不寫新詩，反對新詩的很多。不但反對新詩，也看不起副刊。假如班上有學生在副刊上發了稿子，除非寫得非常好，否則老師就會說：“好好做學問，以後穩得住。不要弄個千把字混稿費，沒出息。”

那時經常聽到的話是：五四新文學運動基本上是成功的，小說、散文、戲劇成績都不錯，還沒有定論的是新詩，說新詩還在那裡摸索。直到來了臺灣還是這個樣子。在臺灣也是這樣的說法，五四新文學運動，成就最大的是小說，認為白話小說是成功的，其實小說本來就有章回小說的歷史淵源嘛，白話小說很早就有了；但對新詩都有看法，認為新詩還不定型，還在尋找發展的方向。這種外行的言論聽著讓人心裡很不是滋味，覺得對新詩非常不公平。

學界對新詩也有成見。蕭繼宗先生做過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有個美國女生來臺灣留學，他問女生來臺灣研究什麼，女生說要研究新詩，蕭先生笑得差一點從院長寶座上跌下來了：“這個玩意兒還用得著你跑這麼遠來研究？！”可見當時社會對新詩的看法。蕭繼宗還翻譯雪萊的詩呢，但思想還是很舊，對新詩還是不瞭解。那些年代，寫新詩的人是異端！紀弦先生在上海時編過一本刊物就叫《異端》。詩人所到之處真是人人走避啊！在大學裡，更是舅舅不疼、姥姥不愛——外文系嫌它土，中文系嫌它洋，一概予以封殺。

當時的副刊都不登新詩。這就是臺灣為何詩刊風行的原因——報刊不登，詩人自己辦刊物發表。重要的報刊，像“《中央日報》”副刊只登余光中和另外幾位詩人的作品——其中有些人後來都不再創作。《文學雜誌》等幾個雜誌請余光中幫助選詩；馬各編“聯副”的時候，作者投寄的詩稿，編輯都寄給楊牧來選。都認為現代詩是個異類。不像現在，現在每位編輯都能看詩，那時不行。孫如陵是“《中央日報》”副刊主編，很受尊重。他的社長曾問他，“孫主編，新詩你懂嗎？這首詩你解釋解釋給我聽是啥意思。”孫如陵解釋不出來，他就對新詩選稿比較保守，他說“看不懂”，登得很少。登余光中的詩作是因為孫公認為余光中寫那麼好的散文，還翻譯《梵谷傳》《梵谷傳》即《梵高傳》。——編者注，有那麼好的學問，寫的詩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登。其他人的全不登。

臺灣的詩刊文化是從地下文學而來的，經過好多年的掙扎，才從地下慢慢冒到地上來，得到社會的承認。我們辦《創世紀》的時候，新詩創作還在地下。文化審檢人員就很奇怪詩人都是幹什麼的，寫出來的東西每個字都認識，合在一起都不知所云了，思想不會有問題，不去管它吧。難得他們糊里糊塗，無形中使我們這批寫詩的有了發展的空間，成就了新詩的生長。

那時我們年輕，非常單純，想去買張“愛國獎券”，也要看四下無人才去買，怕人家看到不好意思：一個詩人還買“愛國獎券”，像什麼樣子？！不像現在，一桌子詩人都在談股票。我們一方面是對詩有熱情，一方面就是對女性有熱情。早年，我們對女孩子的追求很厲害。如果女孩子喜歡文藝，我們追得更厲害。和海軍競爭追求女孩子真是難啊！海軍的衣服穿著漂亮，海軍官校是女性的第一選擇，低一點的選擇就是水兵。而我們那時候可以一晚上寫兩百行詩呈獻給對方——就這麼點本事嘛。詩人們追得的女孩子總是相同，犬牙交錯的關係非常有趣。我有一件軍中的大夾克，很大，楊牧借去一直不還我。他在東海大學唸書時，喜歡穿著那件夾克。那件夾克把紐扣解開，正好裡面可以裹一個女孩子。那裡面曾經裹過好幾個女詩人！那些女孩子，我們把她們當作愛神，最後她們愛神沒當上，都變成了詩神。戀愛沒談成，詩倒是寫了一大把。

那時的愛情也很純潔。紀德有篇短篇小說，男孩子吻了吻女孩子，女孩子說：“請你不要侮辱我們的愛情。”在純潔的愛的籠罩下，覺得連線吻都是髒的！我們都這樣看待愛情。公共汽車晚上十一點收車，和女孩子約會晚了，回不去了，口袋裡的錢勉強能在最小的旅館開個房間，兩個人就能在房間裡談一晚上的康德，什麼事兒都沒有發生。那年頭女孩子們很難追，小姐們也覺得寫詩的人咬住不放，很難擺脫。失敗相對也很慘痛，常常是被拒絕。我常戲說，平均半年就被拋棄一次。女孩子們發現拒絕詩人的追求非常困難。你說他太矮，他也不走；說他太胖，他也不走；說他太窮，他也不走；說他說話聲音難聽死了，他也不走。就是賴在那裡。但日子長了，女孩們發明了一個一定有效、百試不爽的辦法，那就是把詩人叫到眼前，正色曰：“我老實告訴你，我不喜歡你的詩。”說完了詩人扭頭就走，永不再回。遇到這樣的失敗時，特別想家，沒有精神出路，就把詩當作一種解憂的方式。

大家夥兒無路可走，至少可以寫詩，寫了不少好詩，一開始是因為愛情而寫詩，後來是因為寫詩去找愛情。詩跟愛情、愛情跟詩，變成一體兩面的東西。高小念書時，我寫了第一首所謂的詩。上“國文”課，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是“冬日”，我是這樣寫的：“狂風呼呼，砭肌刺骨。一切凋零，草木乾枯。”別的同學寫一個多小時還沒寫完，我十分鐘就交卷了。老師的評語是“寫詩是偷懶的表現”，我嚇得不敢再寫什麼詩了。但還在南陽時，就讀過冰心的《繁星》《春水》，還有北大陸志韋的《渡河》。後來就專讀何其芳，何其芳的詩我特別著迷，到現在都會揹他的名作《預言》。他從《成都，讓我把你搖醒》轉向後，我非常失望，我的偶像破滅了。我在翻得快爛的何其芳名著《預言》（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扉頁上寫了四個字“何其芬芳”，我稱何其芳是“我青春詩土上的第一場春雨，灑在我那貧瘠的土地上”。我學他浪漫的調子，我的很多詩都是亦步亦趨師承何其芳的。在臺灣發表的《我是一勺靜美的小花朵》，開啟了我正式的詩歌創作之旅。我想鄭愁予可能和穆旦有精神上的關聯，洛夫應該是對艾青的傳承，楊喚則是學綠原的。

當時讀印度女詩人奈讀（奈都）夫人的詩，她有一句詩是“以詩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這句話跟我們的情形非常契合，周夢蝶也常常提到這句話。那時夢蝶也已經開始寫詩。我們在投稿中結識。當時大家的生活都非常艱苦，上等兵的月薪是十二元新臺幣，買兩塊肥皂，吃一碗牛湯麵——牛肉麵都吃不起，吃一碗沒有牛肉的牛肉湯麵就花完了。那麼艱苦的條件下，詩友們辦詩刊，而且不僅左營有，在澎湖、在金門，軍中都有小小的同人雜誌，甚至還有寫鋼板油印的，在當時形成很大的影響。在軍中竟然也有一個文壇、詩壇，這在中國軍事史上恐怕是很特殊的。確實是值得大書特書、值得研究的現象。

回顧我的詩歌創作，很多作品中都是對家鄉的懷念，沒有多少臺灣經驗。我覺得，第一代移民來的時候，強烈地想家，這是臺灣文學重要經驗的一部分。看臺灣三百年來的漢詩，可以看到從泉州、福州來的人也天天想家。有的小村莊取名，就叫潮州，就像美國當年有地名叫新英格蘭、紐約一樣。第一代人都是非常苦的。這是個怎樣把異鄉變成故鄉的過程，這個過程，其實是蠻動人的。我們1949年渡海而來，也是一樣的。我們這一代，等於一棵樹拔出來，移栽到其他地方。有的樹能成活，有的樹移栽後就長不好。等第二、第三代就沒問題了，他們就完全本地化了。

摘自《瘂弦回憶錄》，作者： 瘂弦 口述，辛上邪 整理，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