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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多薩拉瓦勒:掌控了SWIFT,是否就扼住了國際金融咽喉?

由 喬依小姐 發表于 影視2021-04-29
簡介9月4日《國家利益》刊文《掌控全球金融基礎設施》2018年,當美國特朗普總統蔑視國際社會、退出伊朗核協議時,他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夥伴:環球銀行間金融電訊協會(SWIFT)

愛德華多肉怎麼養

導讀:2018年以來,美國從貿易、金融、科技多個領域對中國展開瘋狂圍堵和制裁,而作為國際收付清算體系重要組成的SWIFIT(環球銀行間金融電訊協會),成為了美國跨國行動的工具。本文認為,SWIFT的行為更多是基於自身利益,作為美國的金融合作夥伴因此並不可靠,建議對這些機構在全球範圍內加強控制。譯者認為,原文多處體現出掩藏在國際主義外衣下的美元霸權思維。況且,多國正積極嘗試數字貨幣,這股全球浪潮是否將衝擊SWIFT在跨境結算中的核心地位,進而影響其充當美元霸權工具的效力,值得思考。觀察者網翻譯全文,僅供參考。

(文/愛德華多薩拉瓦勒 譯/觀察者網 凱莉)

為打擊竊國行為,現在是時候讓全球金融體系中的私營機構對國際體系負起更多責任。

愛德華多薩拉瓦勒:掌控了SWIFT,是否就扼住了國際金融咽喉?

9月4日《國家利益》刊文《掌控全球金融基礎設施》

2018年,當美國特朗普總統蔑視國際社會、退出伊朗核協議時,他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夥伴:環球銀行間金融電訊協會(SWIFT)。總部位於比利時的SWIFT提供報文傳輸服務,用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的話來說,它是“幾乎所有國際轉賬的一部分”。因此,當SWIFT不顧歐洲政府的反對,決定停止向某些伊朗銀行提供服務時,這對伊朗經濟是一擊重拳。

如今,像SWIFT這樣由私人控制的金融節點已常態化地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合作伙伴。這種情況可能很快會改變。由於華盛頓方面越來越關注諸如竊國、逃稅等跨國經濟威脅,基礎設施供應商會積極合作,但在此之前,它們會首先考慮自身經濟利益。對美國外交政策而言,公私合作關係是一種不夠牢靠的基礎,美國不應該讓私營部門控制國際經濟的管道。相反,它應該尋求全球合作,從而建立一個更好的體系。

SWIFT只是構成國際收付服務通道的眾多基礎設施之一。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在世界範圍內促成期貨交易並對倉庫發放牌照,讓金屬交易更便捷。盧森堡明訊銀行(Clearstream)和歐清(Euroclear)保證了證券的順利支付和交易跟蹤。為方便投資新興市場,摩根大通建立了新興市場體債券指數(EMBI),該指數涵蓋眾多國家的證券。而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LIBOR)是一種基於對銀行員工的調查計算出的變化利率,以確保可調整利率能反映市場狀況。

最初,這些“基礎設施”讓貿易更便利,後來成為全球金融運作的核心,如今是美國實力的關鍵組成部分。SWIFT帶來的威脅是美國經濟武庫中最強大的武器之一。甚至連俄羅斯、中國這樣的大國也開始擔心被制裁。但這樣操作的不只SWIFT一家基礎設施機構。倫金所暫停了俄羅斯鋁業公司(Rusal)的交易,擴大了美國對該公司的制裁。明訊凍結過伊朗和俄羅斯的資產。摩根大通在EMBI指數中剔除了委內瑞拉,限制資本流入該國。

儘管這些金融基礎設施推動了美國外交政策的發展,但它們幫助描繪的是美外交政策中範圍有限的圖景:在這幅圖中,華盛頓方面針對特定國家強制推行自己的規範和目標。但是美國的外交政策正在改變。前副總統拜登在本次總統競選期間已承諾,要制定一項“面向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將外交和國內目標結合起來,將腐敗作為“不平等的驅動因素”加以打擊。這意味著要挑戰當前這個世界——當前,全球家庭財富8%隱藏在了避稅天堂。

國際金融基礎設施應當成為解決這些跨國問題的重要夥伴。要監控和制約司法轄區灰色地帶之間的國際資金流動,還有什麼比SWIFT或明訊這樣的網路更好的呢?非政府組織稅收正義網路已呼籲SWIFT為全體利益考慮,提供相應資料,以追蹤資金流動和逃稅,但喬治敦大學教授斯蒂芬艾奇(Stefan Eich)說SWIFT包含“全球貨幣和金融監管”中“一個尚未開發的烏托邦式的承諾”;畢竟,所有金融交易都需要經由SWIFT。

然而,過去美國與這些金融基礎設施合作中出現的裂痕表明,利用這些私人控制的“卡脖子”節點可不是那麼容易。首先,這些基礎設施並不是出於利他主義而幫助美國。美國為了確保它們的合作,在數年中進行了罰款和強制執行。明訊因被指控持有伊朗央行價值28億美元的證券而被罰款1。52億美元。SWIFT董事會由全球最大金融基礎設施的代表組成,因此它在兩個方面面臨著執法威脅:針對董事會成員所在銀行,以及針對SWIFT基礎設施本身。2018年就曾出現這種危險,當時美國對伊朗鷹派人士表明瞭如果SWIFT不終止對伊朗銀行的服務,或將面臨SWIFT成員銀行被制裁的可能性。今後還需要對它們施加更大壓力。

面對法律成本和令人頭疼的合規問題,這些基礎設施為了降低風險,切斷了與伊朗的聯絡。然而,那些為逃稅提供便利的國家同全球金融體系的聯絡要緊密得多。無論是採取強制行動說服基礎設施,還是向這些國家或銀行施壓,難度將會加大。在與歐洲主要司法管轄區較量之前,(美國)檢察官的神經可能會崩潰,而美國政策制定者可能會選擇跨大西洋和解,而不是在稅收執法方面出現更多摩擦。此外,指望私營部門的利益(引導他們自身行為)也將變得更加困難:與涉及伊朗問題相比,他們涉及避稅天堂的金融利益將受到更大的威脅。

此外,美國的成功要挾可能也無法確保這些基礎設施持續配合。過去,他們一邊滿足美國的要求,一邊推動其它(與美國)存在競爭的議程。英國銀行巨頭匯豐銀行因凍結一名香港示威者的賬戶而遭到抨擊;匯豐銀行和英國渣打銀行因支援有爭議的《香港國安法》而受到抨擊。儘管美國的制裁迫使這些金融服務機構停止向親內地的香港政府官員提供服務,但這些銀行還是提供了。

在一個極端的例子中,這些基礎設施使非國家行為體能夠凌駕於主權政府之上:債券服務基礎設施讓對沖基金得以把意志強加於阿根廷政府。面對法庭命令,阿根廷政府發現只要它拒絕向對沖基金付款,它就無法透過傳統支付基礎設施向其他所有債券持有人付款。

私人控制的基礎設施和(與美國形成)競爭的議程合作,可能會損害美國的反竊國、反逃稅目標。目前受益於偷稅漏稅和全球經濟不公平金融架構的國家,無論是提供極低的稅率,還是允許非法獲取財富者掩蓋身份,都會反對美國的這些措施,並試圖動搖基礎設施提供商。過去,一些國家曾提出抗議,拒絕合作,且(通常客觀地)抱怨美國的虛偽。2014年,英國反對針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因為這可能損害英國金融業,同時努力牽頭與中國金融業建立關係。儘管如此,在大部分案例中,美國的威脅還是說服了不聽話的國家。

一場跨國反逃稅、反竊國行動也會遇到新的問題。這種行動成功與否將取決於它影響私營部門的能力——對於這些實體,一方面試圖威脅,另一方面增加其影響力。儘管SWIFT的某位董事會成員或證券交易員對伊朗的政策不甚瞭解,但只要沒涉及自身經濟利益,它就會著重考慮繼續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公民服務,並保持其低稅率。這將促使這些基礎設施更願意與志同道合、決心在當今不公平的全球金融體系中保護自身特權的國家結成聯盟。

最後,這些私營基礎設施完全可能腐敗,所以即使他們合作,他們也不會是靠譜的合作伙伴。LIBOR醜聞突顯了這種危險。LIBOR對於全球信貸市場的運轉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數字。銀行根據LIBOR來調整它們向借款人提供的利率。根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董事會(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oard)的資料,基於LIBOR的消費者貸款約為1。3萬億美元,企業貸款和企業債券約為5。2萬億美元。

愛德華多薩拉瓦勒:掌控了SWIFT,是否就扼住了國際金融咽喉?

2007-2012年間多家銀行被曝光操縱LIBOR這一重要基準指標

這個數字每天都會隨著對銀行從業人員的調查進行調整。但由於法律問題,它很快就會被束之高閣。美國司法部和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進行了一項重大調查,發現交易員們在配合操縱這些調查。為了在自己的頭寸上賺錢,他們會據此調整自己的對調查問卷的回覆。在此過程中,它們決定了世界各地借款人的借貸成本。LIBOR的案例突顯了這些基礎設施深層的特殊性:儘管這些基礎設施顯得神秘且具有全球影響力,但通常它們只由幾個有能力控盤的玩家組成。在新的外交政策背景下,向私營部門傾斜的動機將更加明顯。

華盛頓不應該在如此不牢靠的基礎上打擊竊國和逃稅。它不應依賴於那些(1)需要對其持續要挾(2)與(美國)具有競爭性議程的政府和私人利益集團合作(3)允許腐敗的私營基礎設施夥伴進行合作。相反,華盛頓應該確保對這些基礎設施進行超國家控制,從而能達成國際社會的目標和願望。

將世界金融的基礎設施轉變為國際組織將會付出代價。如今,制裁往往能讓華盛頓迅速、單方面地得到它想要的,從而避免了多邊決策帶來的外交麻煩。事實上,讓各國政府共同擔負起債券服務和收付管道的雙重責任,可能會引發更多與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口角與僵局。

話雖如此,但這對美國來說還是一個有遠見的計劃。各國不應將全球經濟的關鍵節點委託給有各自議程的私營部門,尤其是在它們破壞政府目標的情況下。隨著全球金融體系權力政治的演變,因為基礎設施透過討好其他國家來兩頭下注,美國可能會失去其無可匹敵的影響力。因此,國際控制將帶來現實政治和道德利益。

只要美國還在掌權,華盛頓就會在談判桌上佔有一席之地。在這個席位上,它將有能力執行一項影響深遠、具有創新的外交政策,從而矯正不公平的金融體系。在國際層面對金融基礎設施進行良好掌控,將確保影響議程制定的是公共目標而非私人利益。

(觀察者網凱莉譯自《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