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走到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電影的整體形勢已經非常嚴峻。以97年的《泰坦尼克號》為代表，好萊塢大片對中國電影市場的衝擊，中國電影幾近全軍覆沒。國產電影的票房逐年下降，1991年尚有23。6億，1992年19。9億，到了2001年，就只有8。7億。而根據計算，維持國產電影再生產的票房臨界線是10。5億的年度票房。國產電影1994年有148部，到了1997年只有88部，其後的幾年一直都在80部左右徘徊。而隨著中國成功入市，電影市場的開放也擺上了桌面，時間越來越少，形勢卻越來越嚴峻。

但中國的電影人被沒有放棄，將市場拱手讓給好萊塢。

王小帥

北京電影製片廠的新任廠長韓三平率先行動，大膽啟用了一批新導演，試圖挽救日益低迷的國產電影市場。就這樣，第六代導演的三位代表人物王小帥、路學長、管虎都得到機會，拍攝了新作《夢幻田園》、《非常夏日》和《古城童話》。遺憾的是，這三部作品不但在商業沒有取得成功，在藝術上也備受指責。評論界普遍認為他們的新作不如之前的作品“是不是身份的改變，也一起改掉了這些年輕導演身上的銳氣和深度？”。

賈樟柯

第六代導演極其尷尬，甩掉了枷鎖，反而不會拍電影了？王小帥就說：“妥協的大一點，反而自己更難受“。於是轉過頭繼續與境外資金合作，拍攝了《十七歲的單車》。可惜的是，這部佳作再次因為發行上的違規，未能在國內公映。而管虎則轉向了電視劇製作。何建軍的《蝴蝶的微笑》，儘管有葛優的加盟，但仍然遭遇了票房上的冷遇。而在有關方面的默許下，1998年，張元重新復出，接連拍攝了《過年回家》、《我愛你》《綠茶》。雖然關注的視點沒變，技巧更為嫻熟，但是藝術價值同樣不如之前，並且受到了市場的冷遇，在張元的家鄉南京出現了”零票房“的情況。

婁燁

實際上，由於長期個人化的創作，第六代導演對觀眾心理的把握和商業電影的製作方法，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同時，電影管理部門對題材管控、主題導向和具體制作環節仍然限制太多，也越來越束縛了年輕導演的創作熱情。

到了2003年，形勢的變化越來越微妙，媒體和業內人士對電影分級的討論越來越頻繁。電影節也開始主動約談了一些著名的獨立導演，態度也有了明顯的轉變。

雎安奇

這一年的11月初，電影局打電話給王小帥導演，讓他通知賈樟柯、婁燁等導演，一起參加一個會議。11月13號，這個“神秘“的會議在北京電影學院的會議室召開。與會的人主要有四個部分：電影局的領導、北電的領導、獨立電影人、北電的師生。

這次第六代導演首次與“權力“人士直接對話，也是在中國電影史上極其重要的一次會議。時任電影局局長的童剛親自出席，還有其他局領導、製片處處長、藝術片處處長等，可以說，掌握第六代導演生殺大權的人都來了。第六代導演的主要成員基本都來了，還有一大批參與獨立製片的電影人也參加了會議。同時，與以往會議都在電影局不同，這次會議是在北電這個民間機構召開的。從這些方面看，國家的態度、電影局的態度都發生了明顯變化。

張獻民

會議上，北京電影學院的教師張獻民在會議主持人不知曉的情況下，代表大家唸了一份事先起草的倡議書，這份倡議書有四條明確的意見，其中三條和審查制度有關。該倡議書有七人簽名，分別是賈樟柯、婁燁、王小帥、何建軍、雎安奇、張獻民和張亞璇。實際簽名者人數更多，後來因為各種原因撤銷了簽名。因為該事件的歷史意義，他們隨後被稱為“獨立電影七君子”。這也是第二次“七君子事件“。

張亞璇

面對這次突然襲擊，電影局的領導並沒有感覺受到冒犯，反而在隨後的會談中和這些獨立電影人形成良好的交流。儘管電影分級制度到目前仍未出臺，但那次會議之後，中國電影大環境確實寬鬆了很多，國家也出臺了很多有利於中國電影發展的政策，對電影立項和審查制度進行了改革。最直接的成果就是，第一是2004年初賈樟柯被恢復了導演身份，第二是王小帥的《十七歲的單車》改名為《腳踏車》，成為第一部被解禁的地下電影。

何建軍

隨後，中國電影大環境的改善，在2006年取得了初步成績，賈樟柯的《三峽好人》獲得了第63屆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王全安的《圖雅的故事》獲得了第57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而且投資僅600萬元的《三峽好人》靠版權費就收入4000萬元。《三峽好人》拿了金獅獎後，賈樟柯開始計劃和上影廠合作拍攝一系列電影。

《三峽好人》和《圖雅的故事》的獲獎，對整個第六代群體來說，都是一件好事。從第一次“七君子事件“後，整個第六代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媒體也不怎麼宣傳。06年之後，這種局面得到了整體改觀。也就是說，整個第六代群體開始成為主流，成為中國電影崛起的中堅力量。

兩次“七君子事件“，是中國電影發展史中重要的一頁，也是第六代導演迴歸體制、走上公眾大舞臺的重要階梯，中國電影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形態也都發生了相應的巨大變化。從那以後，中國電影開始逐步走上與好萊塢電影抗衡的道路，甚至在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壓制住了好萊塢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