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對嗎用日語怎麼說

司馬江漢繪製的《和漢洋三賢士圖》，圖中西洋賢士手中開啟的正是譯成漢文的《解體全書》。 （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8月29日《南方週末》）

明治時代的日本並非把西方概念翻譯成當地語言——日語，而是翻譯成漢語——東亞的普遍語言，這些譯詞就叫“新漢語”。他們將“新漢語”混用在日語中，和我們拿過來用在漢語中基本是一回事。

有人說，現代漢語裡百分之七十的詞語來自日本，如果沒有日語，中國人都不能思考。此說不得了，跟著想了想，不禁有野人獻芹之意。

日本的漢字幾乎每個字都至少有兩種讀法，一種是音讀，一種是訓讀。例如我姓李，有音讀也有訓讀。日本人姓李，為了跟中國的李姓區別，用訓讀，然後再找來漢字表示，寫作“須百”，或者“洲桃”。如果我寫俳句，起一個俳號，就想叫洲桃，俳聖松尾芭蕉的俳號起初叫桃青。沒有訓讀的日本事物，十有八九來自中國，例如“梅”“馬”“菊”“茶”。後來發生音變，說得好像日本壓根兒就有這些動植物似的。一個詞訓讀還是音讀，對於日本人來說，感受有微妙的不同。例如“春雨”，訓讀的感受是冷的遠景，音讀是暖的近景，外來語終不如土語親切。

漢字在日本變成一字多音，也是漢字傳入日本的歷史過程造成的。遠古的時候中國南方人帶著水稻等渡海而來，也帶來漢語、漢字，被叫作吳音，歲月久遠，也就當作了和音。平安時代遣唐使等人學回來的，叫漢音，以此為正音。宋元明清年間禪僧商人傳入的，叫唐音。兼收並存，一個字就有了多種讀法，可以玩文字“穿越”。宋朝滅亡後一些知識人、僧侶逃難到日本，好似把宋文化亡命到日本。禪寺像租界，向民間傳播新文化、新事物。

漢字，既表音，又表意，日本人不管漢字的意思，只借用發音，來表示他們的土語，奈良時代的《萬葉集》用得比較多，所以叫“萬葉假名”。這本來是中國人翻譯佛經的法子。假名是表音文字，問題是日本人拿漢字當假名，沒拿來漢字的四聲，以致同音多詞。只用耳朵聽，不用眼睛看，有時就不知所云。例如“家庭”，和“假定”等同音，用假名寫，不容易辨清到底是“假定的問題”，還是“家庭的問題”。

江戶時代最高階、最權威的語言文化是漢文，辦公用語是漢字和假名相混的和文。男人不認識漢字，寫不來和文，那是很掉價的，寫信就讓老婆代筆，因為女性可以全部用假名寫，不必寫漢字，然後在丈夫名下署一個“內”字。常說江戶時代識字率很高，實際上識的是假名，並不是漢字。

不知假名（平假名）當初是不是女人創造的，但平安時代為女人專用，也叫作“女手”，猶如東京的“女性專用車廂”。男人用漢語漢文掌權從政搞文化，女人用假名寫出了《源氏物語》，據說是世界第一部小說，所以日本文學壓根兒是女性文學，有陰柔之美。這也是日本作家多女流之輩的歷史原因。假名語彙多是感性的，表現四季、戀愛什麼的。從中國拿來的漢語則是概括性的，抽象性的，表現文化、思想、宗教、政治、經濟等。例如日本本來有“春、夏、秋、冬”，但“季節”這個抽象的概括性詞語取自漢語。日本拿來中國的詩，叫漢詩，相對而言，他們自己的詩叫和歌。男人寫漢詩，也用假名寫和歌，跟女人談情說愛，使這兩種詩型也形成分工，詩言志，歌抒情。很多幕末志士都留下言志的漢詩，例如西鄉隆盛的“一家遺事人知否，不為兒孫買美田”。

常說日語這種語言有兩種寫法，即漢字、假名（平假名、片假名），也就是用兩種文字寫日語。這說法不對。應該說，日語由漢字語、假名語（平假名語、片假名語）這兩種語言混合而成。不是世界上有一個民族，本來有自己的語言，後來用漢字和假名來表示這種語言，而是世界上有一個民族，把漢字語、假名語混成一鍋粥，製造了自己的語言，後來名之曰日語。日本從大陸拿來的，不只是漢字，也拿來了漢語、漢文。語言學家金田一春彥強調日語的孤立性，但實際上，它使用漢字詞彙，和朝鮮、韓國、越南有共同性，何孤立之有。至於韓國廢除漢字，這也是日本作的惡。它佔領朝鮮半島時滅了人家的語言，解放後光復諺文，棄日語如敝屣，但倒掉洗澡水，連同漢字這孩子也倒掉了。即使不使用漢字，也仍然用漢語詞彙，所謂漢字文化圈，叫漢語文化圈才是。

日本語言文化的最大發明是用漢字改造出假名。日語的麻煩，並非麻煩在漢字上，而是麻煩在漢字語言和假名（平假名、片假名）語言的混搭上。這兩者的組合，很讓日本人作文時費尋思。他們用漢字和假名寫一句話，有N種寫法。用漢字還是用假名，多用漢字還是多用假名，會造成不同的文體。這也是日語的一個特色。

近代日本翻譯的第一本西方圖書是《解體新書》，原為德國人編寫的解剖圖譜，從荷蘭語轉譯，當時叫蘭學，譯成的是漢文。日本在亞洲第一個成功近代化，靠的是漢文化。漢字漢語具有天然而強大的造語能力，這就是所謂“漢字力”。例如“動機”，是motive的譯詞，據譯者解釋：《列子·天瑞篇》有云：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機者，群有始動之所宗云云，今取其字而不取其義。何謂不取其義？不過是虛言，真若不取其義，何不譯作狼心或狗肺。明治時代並非把西方概念翻譯成當地語言——日語，而是翻譯成漢語——東亞的普遍語言，這些譯詞就叫“新漢語”。有用漢語意思編造的，如“野球”，有把古已有之的詞語加以改造的，如“革命”。他們將“新漢語”混用在日語中，和我們拿過來用在漢語中基本是一回事。這種譯法本來跟中國學的，但他們譯得更多更好。正因為譯成漢語，中國人得心應手，只當是自家的東西，也少了點兒對人家的感謝。在語言上中國與西方之間沒隔著一個日本，更不會永遠地隔著。晩清中國被日本打敗，驚駭之餘，藉助於日本，直奔主題，用他們翻譯的概念學西方，並非學日本。

“電話”這個詞是日本造，意譯英文的telephone。當初中國人音譯，叫“德律風”，後來也跟著日本人叫電話。曾幾何時，日本又用起了音譯，照搬英語“德律風”。“俱樂部”本來是英語的音譯，譯得妙，比得上“可口可樂”，戰敗後改用片假名。現在日本只是用片假名音譯西方詞語，但最近老天皇退休，新天皇繼位，更換年號，似乎忘卻了漢字造語功能的日本人又造了一個新漢語“令和”。網上中國人大顯身手，替日本查詢這兩字的出處，讓人家很有點尷尬。不是沒有日本外來語我們都不能思考，應該是如果沒有漢字漢語漢文，日本人不能思考，更不能用漢字漢語漢文翻譯西方概念，建立近代日本語，也就是國語。雖有電腦之便，現在日本人作文，漢語詞彙也越來越用假名寫。當今中國年輕人喜歡拿來日語的假名詞語，例如“卡哇伊”“萌”，這是不同以往的。

有個叫高島俊男的，是中國語言文學研究家，隨筆寫得好。他說，日本偶然與中國為鄰，很近便，就拿來了漢字，假如旁邊是英國，就會借用拉丁字母。從日本人的拿來主義——雖然這種主義是中國給它養成的——來說，這話有道理，但好像他確定（現在電視劇裡很愛說“你確定嗎”），如果日本旁邊誰也沒有的話，它不可能發明文字。

李長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