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華山、華夏——三者之間有關係嗎？中華民族的稱謂來自何處？

在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看來，仰韶彩陶上的玫瑰花圖案有可能是中華民族以“華”為名的起源。這件出土於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的彩陶瓶，讓我們看到了華山腳下的仰韶先民繪製於6000多年前的玫瑰花圖案與古羌人相遇的情景。

瓶口是一個圓雕人頭像，披著整齊的短髮，耳垂有穿孔，瓶身繪製著抽象的玫瑰花圖案。從瓶口頭像的髮式來看，具有古羌人披髮樣式的特徵。這件出土於1973年甘肅秦安邵店大地灣遺址的廟底溝型別彩陶瓶，蘊含的遠古資訊複雜幽深：它一方面向我們展示了仰韶文化盛開在華山腳下的玫瑰花的形象——它們有可能是中華民族以“華”為名的來源，一方面又向我們提供了華夏文化和古羌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物證。

▲人頭形器口彩陶。甘肅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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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腳下的玫瑰花

華山腳下、黃河岸邊，距今約6000—5000年前。這裡的人們建造村落，壘築屬於家族的房屋；他們的房屋為方形，採用半地穴式，牆壁用木棍做骨架，然後用草拌泥填充；他們在屋內建造火塘，火塘為圓形。最重要的是，他們大量燒製彩陶，這是他們最日常的生活用具，有深腹曲壁的碗、盆，還有小口尖底瓶。在長達千年的時光中，他們的生活都沉浸在斑斕的彩陶世界裡，瀰漫著陶土特有的穩重又華貴的光澤。後來，當具有龍山文化特徵的黑陶從東向西傳來時，他們又很快吸收了黑陶的燒製技術；於是，黑色的陶器也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

▲廟底溝型別彩陶玫瑰花圖案。（圖片來自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三聯書店出版社）

這群生活在華山腳下的人具有浪漫的藝術天分，尤其擁有豐富的藝術想像力，這從他們對花的情有獨鍾可以看出——他們在彩陶上大量繪製花的圖案。這些圖案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覆瓦狀花冠，一種是合瓣花冠。五、六千年後，當考古學家們細細辨識這些圖案時，他們認為覆瓦狀花冠代表的是玫瑰花，而合瓣花冠代表的是菊花。而且，考古學家還揭示出了彩陶花紋與這群先民身後的那座山的關係：正是這群喜歡用玫瑰花、菊花圖案裝飾彩陶的人，他們用“花”來命名矗立在他們身邊的那座奇偉大山，稱它為“華（花）山”。

為什麼這些考古學家懷有這樣肯定的態度呢？蘇秉琦先生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考古家之一。在研究仰韶彩陶時，他特別深入地對植物學進行了考證，在認真研究基礎上，他證實了一個重要的源流：玫瑰最早發源於中國，而其原產地就在華山、華縣一帶。也就是說，玫瑰雖然在全世界都留下了印記，尤其是西方的玫瑰文化早已超越了植物學的領域，似乎玫瑰天然起源於歐洲，但事實上，歐洲的玫瑰卻來源於18世紀的中國月季與西方薔薇雜交後的產物。

蘇秉琦先生在仰韶文化眾多特徵中，緊緊抓住了這一個標誌性紋樣——抽象的玫瑰花。他認為這個圖案在這一時期的仰韶文化中演變有序，有頭有尾，更影響到大半個中國，是仰韶文化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一種因素，與中華文化的起源息息相關。

的確，在甲骨文中，“華”即“花”；在《說文解字》中，“華”由花蕊和花蒂造型組成，本意為花朵。蘇秉琦先生認為“華山”就是由活動在其山腳下的以玫瑰花圖案為標誌的原始人群而得名的，而今天我們自稱“華人”，也應淵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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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前所未有的彩陶時代

20世紀50年代是我國各族人民團結一心，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美好時期。當三門峽大壩宣告建設時，考古人員立即配合工程計劃，著手對河南省陝縣廟底溝的一處新石器時代人類文化遺址開始了系統發掘。沒有料到的是，一個標誌著史前中華文明發展里程碑，並在世界文明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仰韶文化遺址——廟底溝文化，燦然現世。廟底溝遺址是仰韶文化鼎盛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型別；它攜帶著彩陶因子，以強勁之勢輻射了大半個中國，捲動了中華史前時期的一次文化大融合，並與其他重要的文化型別相互作用，締造出了文化意義上的“最早的中國”。

廟底溝出土彩陶有著精美瑰麗的圖案，其浪漫豐富的想象力，宛如史前中華先民的藝術思維在這裡來了一次大噴發。中國一百年間的考古成果，清晰地顯示出了廟底溝作為中華大地上一個史前文化高地的形象，它在6000年前產生了巨大的文化輻射力：東到海濱、西達甘青、南抵江漢、北越河套，都發現了受廟底溝影響的彩陶。這樣一個擴散和傳播的彩陶路線，就像廟底溝先民所鍾愛的玫瑰花圖紋一樣——以陝晉豫交匯地帶為花心，逐漸綻放在華夏大地，推動了史前時期其他文化的交融互契，在捲起史前中華大地上的一次文化大交流時，開創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彩陶時代。

▲河南三門峽廟底溝仰韶文化博物館藏彩陶。（圖片來自新華社）

▲河南三門峽廟底溝仰韶文化博物館藏彩陶。（圖片來自新華社）

蘇秉琦先生說：廟底溝文化是新石器時代文化“滿天星斗”中最璀璨的那一顆，它後來發展成為“中國文化總根系的直根系”；“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影響了當時中華歷史的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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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史前文化大交流

顯然，我們可以從廟底溝那些繽紛四散的花瓣之上，看出中華文明的一個特質，那就是文化的流動與交融。

作為一個光彩奪目的文化中心，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帶動了一場史前文化的大交流，在一個“中國相互作用圈”中，逐漸呈現成一個“最早的中國”。蘇秉琦先生清晰地揭示出這條文化交流的軌跡：

“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透過一條呈‘S’形的‘西南—東北’向通道，沿黃河、汾河和太行山麓上溯，至山西、河北北部桑乾河上游至內蒙古河曲地帶，與源於燕山北側的大淩河的紅山文化碰撞，實現了花與龍的結合，又同河曲文化結合產生三袋足器，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4000年間又沿汾河南下，在晉南同來自四方（主要是東方、東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結合，這就是陶寺。”所謂陶寺文化，其重要性在於開啟了此後夏商周三代的文明程序。

“從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這樣一條文化連線帶，它在中國文化史上曾是一個最活躍的民族大熔爐。”蘇秉琦先生說。作為這個“民族大熔爐”的最重要的成果，以“玫瑰花”為標誌的仰韶文化同燕山地區以“龍”為圖騰的北方紅山文化相遇，就拉開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帷幕——這就是以華為名、以龍為徽的“華夏”的前身。所以，我們在“華夏”之上，分明可以看到一個史前文化共同體的形象。

現在，我們眼前的這一個披散長髮的古羌人，也在6000多年前與“華山玫瑰”相遇了，它們把相遇凝固在一個彩陶瓶上，而地點是在遠離廟底溝的甘肅秦安大地灣。顯然，這場神奇而美麗的相遇，印證了那一場巨大的史前文化交流，以及那個曾經“最活躍的民族大熔爐”。（完）

作者：鄭茜 周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