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滇池的水面海拔是1887米，但是在考古發掘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滇池的水面之下還有一些遺蹟和遺物。”

司馬遷的《史記》中，曾經記錄過一個古滇國：它地處中國西南一隅，是從戰國延續至漢代的區域性政權。漢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嘗羌降於漢。雖然在《史記》中，有漢“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的記載，但長久以來史料缺乏，除了1956年出土的滇王金印之外，考古實證的資料也不多，因此“古滇國”一直很神秘。

河泊所遺址發掘現場 本文圖片均由受訪人提供

2019年，考古人員在晉寧河泊所遺址中發現了一枚“滇國相印”封泥，表明漢武帝在古滇國設立了“滇相”，建立起一套行政管理體系。2022年9月底，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釋出了河泊所遺址的最新考古成果：去年以來，河泊所遺址出土大量漢代封泥和簡牘，這表明西漢中央政府已對雲南行使治權，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實證。

近日，記者採訪了河泊所遺址發掘負責人、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

半個世紀之後再發掘

河泊所遺址又出新發現

河泊所遺址從發現到最新一次發掘，隔著整整半個世紀。

蔣志龍告訴記者，1958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學家發現了一些同心圓紋紅陶盤，彼時，在滇池盆地並沒有發現更多的證據，在墓葬中也沒有發現此類的同心圓盤，因此考古學家認為，這處遺址是新石器時代的。這種認識一直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

河泊所遺址發掘現場

一直到半個世紀之後的2008年，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國外高校合作進行了滇池盆地史前聚落考古調查（期限為2年，後延期1年），在滇池的東南、南岸和西岸發現了70多個滇文化和漢文化的遺址。2014年，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援下，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了石寨山大遺址的考古工作。

“我們之前墓地的考古工作進行得比較多，但是石寨山大遺址的考古工作主要就是找聚落，找古代村落，是透過大範圍的調查，大規模的勘探，結合區域性的考古發掘來進行工作的。”蔣志龍表示，河泊所的重要成果基本上就是在石寨山大遺址考古開始後發現的，“在河泊所的第一個大突破是在2016年-2017年發現的，在西王廟這個地方發現了漢代的村落以及滇時期的村落，還有商周時期的村落，時間跨度很大。”

2018年，在對河泊所村東的編號為臺地3的發掘中，發現了大量的甕棺和柱坑類遺蹟以及其他遺蹟現象。2019年初，在對於在臺地3西邊的一處漢代廢棄的河道的一個灰坑中，考古人員對清理的土樣進行水洗，發現了包括“滇國相印”在內的幾枚封泥，“滇國相印”封泥的發現，不僅再次證實了古滇國的真實存在，而且彌補了漢中央政府在設立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對古滇國進行有效行政管轄記載的缺失。

大量封泥接連出土

填補了史書的巨大空白

對於“滇國相印”的發現，蔣志龍印象很深刻：“當時隊員告訴我說，發現了一枚‘滇國相印’的封泥，我直覺這是一個填補歷史空白的巨大發現。”

滇國相印

封泥，是一種官印按於泥上作為實物和木製牘函封檢的憑證，主要流行於秦漢時期。當時的公文都是寫在木簡或者竹簡上，其中有一些公文屬於“涉密檔案”，寫好之後裝在一個盒子裡，用線套好，用一團泥在關鍵部位敷好，送信者在封泥上蓋上自己的印。此類郵件在閱讀完之後一般都會被燒掉，在焚燒的過程中，木簡被燒掉了，封泥反而被燒硬，儲存了下來。

“司馬遷的記載中沒有提到過滇相的問題，但是從漢代建制來說，滇相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管理這一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在蔣志龍看來，小小的一枚“滇國相印”封泥，其重要價值不亞於“滇王金印”，它是漢中央政府對古滇國及其周邊地區有效行政、國家治權的象徵，是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的歷史見證。

“滇國相印”已經是很重大的發現了，蔣志龍沒有想到，在2021年-2022年的考古發掘中，此類的封泥竟然發現了500多枚。

“在針對河泊所遺址的最新發掘中，我們發現了500多枚封泥，除了益州太守的封泥外，還有益州郡所轄縣的長官封泥。比如說‘滇池長印’。在漢代，大縣置令，小縣置長，說明當時滇池是益州郡下轄的一個小縣，同時也可以說明滇池在漢代就有專人來進行管理。在公元前109年以後，就像是中原地區一樣，納入了中央王朝郡縣制的管理之下了。”

蔣志龍介紹說，目前已經發現了益州郡所轄24個縣中18個縣的官印封泥，“還有6個縣的封泥不排除在未來會被發現。除了官印之外，還伴出了一些私印的封泥，我們猜測這些私印就是官員的名字。這些內容當年在《史記》《漢書》《後漢書》甚至是《華陽國志》中都未見記載，可以說這些發現填補了一個巨大的空白，讓我們對於這段歷史的認識更加全面。”

滇池之下還有遺蹟

西漢時期滇池比現在小

除了封泥之外，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了大量的漢簡。蔣志龍告訴記者，這些漢簡大部分是官方文書，有很多細節，對於研究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有著巨大的價值：“這些文書有法律方面的，比如說涉及官府判案；也有政務方面的，提及當地某個月的稅收。就是當時官府的工作彙報，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

實際上，在河泊所的發掘過程中，因為特殊的地理環境，考古工作者們也遇到了一些困難。比如說由於河泊所遺址的點位都距離滇池比較近，因此地下水的水位很高，考古工作者們必須要先在發掘地點周邊挖掘降水槽，將地下水的水位降低之後才能進行發掘。

發掘出的簡牘

不僅如此，在發掘過程中，考古工作者們還在滇池之內進行了勘察，發現在滇池水面之下還有一些遺蹟和遺物：“現在滇池的水面海拔是1887米，但是在考古發掘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滇池的水面之下還有一些遺蹟和遺物。經過了考察和研究，我們發現在西漢時期滇池盆地的陸地面積比現在要大，水面也比現在要低3米左右。”

對於河泊所遺址未來的研究和保護，蔣志龍認為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首要任務肯定是要把出土的簡牘保護好、研究好。另外，根據這批材料，我們還可以研究漢代雲南與蜀地、與中央的關係。如果說上世紀50年代滇王金印的發現，是我們瞭解古滇國是否存在的一個契機，那麼這次的發掘則是打開了一扇窗，為研究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歷史過程提供了更多的材料。”

編輯：張曦

編審：周曉雪

終審：周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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