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學習《傳習錄》中第十一位提到的人物，黃直。

黃直，字以方，金溪人。嘉靖二年進士，任漳州的推官，因抗疏論救而下獄。曾從學於陽明先生。

黃以方問：“先生格物致知的主張，是隨時格物來實現良知。

那麼，這個知就是部分的知，而非全體的知，又怎麼能達到‘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廣闊如天，深邃如淵）的境界？”

先生說：“人心是天和淵。心的本體無所不容，本來就是一個天。只是被私慾矇蔽，天的本來面貌才失落了。

心中的天理沒有窮盡，本來就是一個淵，只是被私慾阻塞，淵的本來面貌才失落了。

現在唸念不忘致良知，把矇蔽和阻塞統統盪滌乾淨，心的本體就能恢復，心就又是天、淵了。

先生於是指著天開示說：“比方我們現在見到的天是明朗的天，在四周所見的天，也仍是這明朗的天。

只因為有許多房子牆壁阻擋了，就看不到天的全貌，如果把房子牆壁全部拆除，還是這一個天。不能以為眼前的天是明朗的天，而外面的天就不是明朗的天了。

從這裡可以看出，部分的良知也就是全體的良知，全體的良知也就是部分的良知。良知的本體始終是一個。

先生說：“聖賢不是沒有功業和氣節，只是他們能遵循天理，這就是道。聖賢不是因為事功氣節而聞名天下。”

“‘發憤忘食’ ，聖人的志向就是這樣，從來就沒有終止的時候。‘樂以忘憂’ ，聖人的道行就是這樣，從來就沒有憂戚的時候。恐怕沒有必要說得到還是得不到。”

先生說：“我們這些人‘致知’ ，也只是依據各自的能力盡力而為。

今天的良知明白到這樣的程度，就只依據今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明天，良知又有新的體悟，那就從明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這樣才是‘精一’的功夫。

和人探討學問，也必須依據他能力的大小。這就好像樹剛剛萌芽，只用少量的水去澆灌，樹芽稍長了一點，再多澆一點水，從雙手合握粗細到雙臂合抱粗細，澆水的多少，都要根據樹的大小來決定，剛萌生的嫩芽，如果用一桶水去澆灌它，就會把它浸壞了。”

黃以方向先生請教知行合一的問題。先生說：“這必須瞭解我立論的主旨。如今的人做學問，把知、行當兩回事看，當產生了一個念頭，雖然是不善的，但因為還沒有去做，也就不去禁止了。

我主張知行合一，是要人知道有念頭萌發，就是‘行’。如果產生了不善的念頭，就要把這不善的念頭徹底克除掉，一定不能讓那不善的念頭潛伏在心中。這就是我立論的主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道一個天理罷了，無所不能，只是能循一個天理罷了。聖人的本體洞察明白。

所以，對每件事他都知道天理之所在，因而就去窮盡其中的天理。並非等本體明白後，天下的事物才能知道，才能做到。

天下的事物，比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計其數。

聖人的本體雖然明白透徹，對所有這些事物又怎麼能全部知道呢？那些不必知道的，聖人就自然不會去求知，應該知道的，聖人自然會向別人請教，例如，孔子入太廟，每事必問。

而朱熹認為，孔子雖然全部知道，但還是要問，是一種恭敬謹慎的表現。這種說法並不正確。

禮樂、名物方面，聖人不必全部知道，然而他知道一個天理，這樣自然會掌握許多規矩法則，不知道的能夠去問，這也正是天理規則所在之處。

黃以方問：“先生曾說，善惡只是一個東西。善惡的兩端，如同冰炭不相容，怎麼能說是一個東西呢？”

先生說：“至善是心的本體。本體上稍有閃失就是惡了。

並不是有了一個善，就有一個惡來與它相對立。所以說善惡只是一個東西。”

黃以方聽了先生的這番解釋，也就明白了程顥所講的：“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善惡皆天理。

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過與不及之間耳”。對這些說法都不再有疑問。

先生曾這樣說：“人只要喜歡善如同喜愛美色，厭惡惡如同討厭惡臭，他就是聖人了。”

黃以方開始聽到這話時，認為很簡單。後來經過親身體會，覺得這個功夫實在很難。

例如，念頭雖然明白應該喜歡善、厭惡惡，但在不知不覺中又摻雜進去了。

稍有摻雜，就不是好善如同喜愛美色、憎惡如同討厭惡臭了。對善能切切實實地喜愛，就不會有不善的念頭了。

對惡能切切實實地憎恨，就不會有邪惡的念頭了。

如此，又怎能不是聖人？所以，聖人的學問也只是一個“誠”字罷了。

黃以方問：“先生，您的《修道說》中講‘率性之謂道’為聖人之事，‘修道之謂教’為賢人之事。我心存疑惑，特請教於先生。”

先生說：“平常人也能做到率性，只是率性在聖人身上的分量多，因此說‘率性之謂道’是聖人的事。

聖人也‘修道’ ，只是‘修道’在賢人身上的分量多，因此說‘修道之謂教’是賢人的事。”

先生又說：“關於《中庸》這本書，大部分是講修道的事。

所以，後面凡是講君子，講顏回、子路等，都是能修道的，講到小人、賢者、智者、愚者、不肖者、平民百姓，都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講舜、文王、周公、孔子等至誠至聖的人，則又是聖人中自然能修道的人。”

黃以方問：“儒者在半夜三更，盪滌心中的思慮，空空寂寂的，這和佛教的靜一樣，都讓人不再應接事物，這時怎麼樣區別它們呢？”

先生說：“動靜是一件事。三更時分的空空寂寂，只要是存養天理，亦即如今應事接物的心。

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也是要遵循天理，也就是三更時分空空寂寂的心。因此動靜只是一個，不能分開。

理解了動靜合一，與佛家的細微區別也就很清楚了。”

在座的弟子中，有一個人的舉止過於矜持。

先生說：“人太過矜持了，終究是弊端。“黃以方問：“過於矜持，為什麼是弊端呢？”

先生說：“人的精力有限，一味在容貌上用功，往往就不能照顧到內心了。”

有人過於直率。先生說：“如今講良知學說，如果在外在行為上不檢點，不自我約束，又是把心與事分成兩件事了。”

有一個弟子寫文章為朋友送行。他對先生說：“寫文章難免要花費心思，寫成之後又會記掛一兩天。

先生說：“寫文章時花費心思並沒有什麼害處。但寫完了還要牽掛在心，這就是被文章所累了，心中有一個東西，這樣就不好了。”

他又寫詩送人。先生看完詩對他說：“寫詩作文固然好，但要根據自己力所能及，如果說得太過，也就不是‘修辭立誠’了。

“朱熹先生關於格物的主張，缺少一個關鍵。比如他講的‘察之於念慮之微’這句話，就不應該與‘求之文字之中’ ‘驗之於事為之著’ ‘索之講論之際’等混為一談，這是不分輕重了。”

黃以方向先生請教《大學》中“有所忿懥”這一條。

先生說：“諸如憤怒、恐懼、好樂、憂患等情緒，人心中怎會沒有呢？只是不應該有罷了。

一個人在憤怒時，比較容易感情用事，多了一分意思，就會過於憤怒，就失去了‘廓然大公’的本體了。

因此，有所憤怒，心就不能保持中正。現在，我們對於憤怒等情緒，只要順其自然，不要刻意去抑制或放任，心的本體就會‘廓然大公’，從而實現本體的中正了。

例如，出門看見有人打架，對於錯誤的一方，我心中很憤怒，但雖然憤怒，我心中廓然，並不動氣。如今對別人感到憤怒時，也應該這樣，這才是中正。

先生曾說：“佛家不執著於相，其實是執著於相，我們儒家執著於相，其實是不執著於相。”

黃以方就這個問題向先生請教。

先生說：“佛家擔心父子關係是一種牽累，於是就逃避了父子關係，擔心君臣關係是一種牽累，於是就逃避了君臣關係；擔心夫妻關係是一種牽累，於是就逃避了夫妻關係。

這些，都是執著於君臣、父子、夫妻的‘相’ ，他才要逃避。我們儒家，有父子關係，就給予仁愛，有君臣關係，就給予忠義，有夫妻關係，就給予禮節。什麼時候執著於父子、君臣、夫妻的‘相’ 呢？”

我是明明，請記得，世界和我愛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