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世上最複雜的生物，那還得是人，人心難測。

過去下邊的人要去猜測和揣摩“聖意”，實際上聖上也在猜測下邊人的真實想法。因為大家明面上說的，不一定是真的，察人與察言，都是很重要的。

學者曾鞏透過兩篇論說文《邪正辨》與《說言》，討論了這兩方面的問題。

《邪正辨》的核心思想是講察人的問題，君主對於人的正邪識別是很重要的，這是關係到國家治理的重大問題，用對了人國家大治，用錯了人禍害無窮。如何辨別人的邪與正，曾鞏也提出了一個基本的方法，那就是要“循其跡”、“本其情”，就是要看其外在的表現，還要看是不是符合具體的實情。有點類似於我們今天說的要“聽其言，觀其行”，然後才能得出最後的判斷。

《說言》主要講察言的問題，“上之收群言，其務當而已。誠使貴且信者，其言非必不可以聽也。賤且疏者，其言是則必可舍乎？否也，期為有補於治而已”當君主的應當聽取各方面的議論，聽地位高的人的，也要聽地位低下人的，上下兼聽，正反對照，就知道哪一種意見是比較好的、對國家有利的了。一旦君主偏信讒言，就會導致小人得志，後患無窮，並列舉了秦、漢、晉、唐，國家出亂子的例項來加以佐證。

我們綜合起來看，就是如何察人，如何擇言的問題，這些問題到今天也依然存在。不但在國家層面，就是在更下邊的層面，在某個不大不小的組織與單位的層面，也需要考慮，用誰，聽誰的，才能把一個集體一個單位的事情辦得更好。反向說，國家也是由一個個的集體與單位組成的。

歷史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歷來好人嘴賤，小人嘴甜，君子淡如水，小人甘若醴。與其說區分出好人與壞人，有能力與沒有能力的人，“察”這項工作很關鍵，不如說到底用誰，聽誰的，後邊的“擇”字更為關鍵。

被人奉承、虛榮、好面子，聽到好聽的話就感覺到“受用”，渾身舒暢，自然講話的人就看起來順眼。明知道他說的是假話，也還是很開心。

我們相信，看不出好壞的是極少數，壞事往往壞在“選擇”這個環節上。明知道這個人是有問題的，還是心存幻想，他不至於那麼出格吧？明知道他說的話是有水分的，還在猶豫不決，他說的也不至於全是假話吧？要知道真正的高手，從不全說真話，也從不全說假話，他總是有真有假，這樣才更能讓人真假難辨，才更像是真的。

這給我們提出了兩個課題：

不要明知壞人而用之，

卻盲目自信任何時候自己都有能力駕馭他，導致最終大意失荊州。壞人，從一開始就不能放在關鍵位置上，而是放在可監控的範圍內用其所長。

不要明知不可行的意見卻要去聽取，

不計長遠，只顧眼前的短期行為，只能帶來一時之喜，卻能夠導致加倍的損失，最終得不償失，小錯鑄成大錯。

這兩種不察，或不當的選擇，帶來的禍害：可以是事業受損，也可以是無以存身。為人，為事，為業者，也不可不察，慎加選擇。

柳宗元駁《復仇議》一文的現實意義

歐陽修“雙記”的核心思想是：對“小人當道”政治現象的一種譴責

蘇洵的《張益州畫像記》，算是早期的政治畫像了

曾鞏《越州趙公救災記》，有些方面寫得隱晦而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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