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疆界生產什麼意思

葉成城：地緣政治學的批判與重構：一個初步的分析框架

作者：葉成城，時任上海社科院博士研究生，現為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摘要：

本文在總結地緣政治研究的基礎上，透過結構/過程、物質/社會兩組二分法對地緣政治的正規化進行區分和綜合，並且藉助於實證主義的方法提出了初步的“因素+機制”的分析框架，來實現過程和結構之間的統一。地緣政治是一個動態的系統，透過內部過程尤其是生產和觀念的變化逐漸推進結構層面的變化，因而具體的政策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過去的歷史經驗，更要著眼於具體的生產方式和歷史情境。本文的核心觀點是，在地緣政治系統中，國家的地理稟賦透過外部結構的壓力和內部生產過程最終推進了國家制度變遷，從而決定了大國的興衰。

地緣政治學作為一個學科被建立至今已有逾百年的歷史，其淵源更溯及兩千年前的古希臘和春秋戰國時期。國家的地理稟賦包括了其規模、位置和資源，對國家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地理稟賦和國家興衰之間的關係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經久不衰的話題。但是地緣政治理論仍然停留在前社會科學時代，很多地緣政治理論仍然無法經受住科學方法的實證檢驗。本文藉助科學方法來剖析地緣政治理論，並且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透過“因素+機制”的分析框架構建科學的地緣政治理論。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目的並不是提出一個宏大敘述的地緣政治理論，而是提出一個基本的分析框架，即闡述進行地緣政治分析時，需要注意的方法論問題和需要考慮的基本因素和機制。文章大致分為幾個部分。第一部分對地緣政治研究現狀進行了總結，涉及概念界定、理論框架和變數選擇等方面的問題。第二部分講述了地緣政治科學的研究方法，用結構/過程、物質/社會兩組二分法對過去的理論進行了正規化區分，並且提出了科學主義的案例比較和因果機制的分析方法。第三部分提出了地緣政治的基本分析框架，將地緣政治的結構和過程進行統一，提出了地理稟賦影響國家命運的三種路徑。第四部分從地緣政治的非線性關係、自相關關係和高爾頓問題、地緣政治的情境性三個方面討論了地緣政治的複雜性。第五部分則是結論，特別強調了本文分析框架對於理解地緣政治和構建科學地理政治理論的意義。

一 現有地緣政治研究評述

儘管國內外學界有大量關於地緣政治研究的文獻，有很多有益的討論，但它們更多地囿於政策研究的範圍，缺乏方法論的探討。本文強調方法論，並不是要貶低過去的歷史方法或詮釋方法，而是希望藉助科學方法為地緣政治學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與過去的研究方法形成互補。

從方法論的視角來看，過去的研究存在如下方面的問題。

（一）概念界定的問題

在國際關係的分支學科中，地緣政治學的定義可能最為紛繁複雜。有鑑於此，筆者對這些定義或者理解進行了梳理，旨在理解它們的不同實質。為了討論地緣政治在不同語境下的使用，這裡筆者用學術/非學術、決策型/非決策型兩個標籤來對不同型別地緣政治概念的使用進行如下區分，並列舉部分代表性的地緣政治研究文獻作為例證，當然文獻本身是無法窮盡的。

表1 不同型別地緣政治概念

①應用型地緣政治學主要指的是領導人和決策者對地理和現實政治的理解。它對地緣政治的理解分為三類：第一，接近於權力分佈或者現實政治結構，地緣政治幾乎可以同政治結構、國際體系或者國際格局進行同義替換（如地緣政治格局）；

[1]

第二，主要指國家間的軍事和安全競爭（通常以領土擴張和控制海陸樞紐為目的）；

[2]

第三，大戰略或者國家戰略在地圖上的展開。

[3]

②決策型的學術研究探討的是地緣政治的實踐理論，奧圖爾泰（Tuathail Ó）稱之為X的地緣政治學，X可以為能源、資訊、中東等。

[4]

通常多見於智庫和研究所，其將地緣政治作為具體問題的分析工具，通常也藉此強調具體領域內的國際競爭。

[5]

③大眾的地緣政治學將地緣政治視作一種廣泛的社會—文化現象，它由媒體和文化構成，形成於跨國流行文化中，包含了大眾市場的雜誌、小說或電影。

[6]

這個維度的概念主要見諸國外學者對傳媒、認同、文化等因素對地緣政治影響的研究。

[7]

④地緣政治理論研究則通常在科研機構和理論討論中涉及，它研究的是地理同國際體系中的行為體之間的互相作用，以及地理對行為體間互動的影響。

[8]

我們所熟知的多數地緣政治理論都屬於這個範疇，同時適用這個概念的文獻還包括對地緣政治學的思想史研究。

[9]

評判一個學術概念的恰當性，不能只看具體修辭上的吸引力或僅依賴約定俗成的用法，而要看其在本體論上所捕捉、涵蓋的事物本身。型別一和型別二中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對地緣政治概念的誤用。它們對地緣政治的描述有“偽標籤”的嫌疑，即所描述的現象跟地理變數幾乎無關，甚至僅僅是一種累贅性的修辭。

型別一將地緣政治等同於衝突或者現實政治，

[10]

比如“地緣經濟”就是一個糟糕的標籤。冷戰後興起的所謂“地緣經濟學”認為商貿手段而非軍事因素成為國家競爭中的主流，或者說是權力中心主義向經濟中心主義的轉變。但是它除了提到區域一體化之外，其內容同地理並沒有太多關係。

[11]

要描繪具體領域內的衝突和競爭，有很多比“地緣”更準確的詞彙，如安全困境、敵意螺旋等，這些概念遠比地緣政治理論更能闡明衝突產生的機制。地理相近或資源的地理分佈確實可能增加衝突發生的機率，但是並不必然是衝突的決定性因素。這種概念的誤用通常見於政治家和大眾媒體，將地緣政治等同於衝突相當於將地緣政治“黑箱化”，甚至使其淪為文學性的修辭。

型別二中對地緣政治概念的使用是一種修辭甚至累贅，完全可以用分佈、格局、局勢等簡單詞彙來代替，甚至刪除“地緣”這個詞也不會對文章理解造成任何影響，比如“地緣戰略”與“戰略”、“能源地緣政治”與“能源政治”幾乎沒有任何區別。事實上這類分析也很少考慮地理因素，並沒有如其所宣稱的那樣將地緣政治的分析引入能源、文化等領域中。相比之下，關於地緣大戰略的討論一定程度上涉及了部分地理變數。

政治家、媒體和智庫濫用這類詞語的原因有兩個：地緣的概念更加容易突出國際體系或者在具體領域（如經濟、文化、地區認同）中競爭性的一面；用地緣的概念可以突出權力、戰略、資源、觀念等因素的地理分佈。筆者認為只有型別三和型別四中的概念相對正確地捕捉到了地緣政治的含義。前者講述的是地理對國際關係中行為體的影響，後者則講述觀念對地理的重塑和再建構。在排除了對地緣政治概念的誤用之後，本文使用理論研究中的地緣政治學概念，即認為地緣政治描繪的是地理同國際體系中的行為體之間的互相作用，以及地理對行為體間互動的影響。

（二）理論構建的缺陷

地緣政治學最初源自政治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中的分支，帶有濃厚的人文學科的特點，理論建構時存在較大的隨意性，缺乏嚴密的邏輯和實證，從而在理論構建時存在較大的缺陷，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缺乏統一的理論與分析框架。國際政治系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體系，國家的行為以及體系中行為體之間互動的結果是複雜的，要理解這個複雜的系統常常需要建立一個分析框架。一個理想的地緣政治理論框架是這樣的：以核心機制為“主幹”，逐步加入其他輔助機制和變數，從而形成整個完整體系，用於解釋體系中行為體內部和外部互動的結果，即國家現代化的過程。傳統的地緣政治理論中不乏精彩獨到的觀點，但缺乏這樣一個系統、統一的框架。

（2）宏觀和微觀理論的脫節。在缺乏統一框架的情況下，通常宏觀理論比微觀理論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前者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釋為什麼不同特質的行為體會採取相似的行為。但是，由於統一框架的缺乏，佔據主導地位的宏觀理論常常缺乏微觀基礎。宏觀的理論主要強調地理與物質結構（主要是權力分配）的互動對國家行為及其結果的決定性作用，

[12]

它有助於解釋體系性的變化，比如把國際關係史看成是海權國和陸權國之間的競爭。但是，宏觀層面的理論很少解釋和涉及國家的社會基礎、生產方式和制度變遷，實際上把國家內部過程“黑箱化”，無法看到觀念的變化、技術創新以及生產方式的變化對整個國際體系產生的深遠影響。同樣的，很多微觀理論也缺乏麥金德以來的宏大視角，而僅僅將目光停留在特定的疆界、生產方式或者技術變化中，而無法察覺國際體系中規律性的一面。

（3）缺乏實證研究。地緣政治學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可信的實證研究，沒有足夠科學方法和案例比較研究來驗證各個流派的地緣政治學說。從研究方法上看，傳統的地緣政治研究更多的是採取一種詮釋性的解釋，如用地緣政治的概念來描繪國家戰略，透過對周邊的經濟或者安全現狀的描述，提出國家戰略發展的路徑，

[13]

或者以地理為基礎主觀地描繪國家的戰略選擇和國際格局等。

[14]

非實證的研究所面臨的問題在於，依靠完全主觀的詮釋並不能保證結論的可信度，對於國家意圖的分析和猜測由於缺乏必要的實證分析，並不總是能夠得出讓人信服的結論。

（4）案例研究方法的問題。實證研究不但數量較少，而且在具體研究方法的運用上也存在較多問題。第一，採用單案例例證的方法較多，這種研究存在很大的案例選擇的隨意性，因此並不具備足夠的說服力。

[15]

第二，在對案例進行比較時，並沒有依據科學方法的原則對條件進行控制，使得采用的很多案例並不具備可比性，比如用迦太基和古希臘的例子與近代的案例進行類比，

[16]

或者用英美崛起的地緣政治環境和當代中國進行比較。

[17]

由於案例之間條件差異過大，這種比較不能得出可信的結論。第三，地緣政治的研究往往僅僅停留在相關性的研究（通常是時間先後的相關性），僅僅透過簡單的歸納得出海權對國家發展的必要性的結論，很少涉及地緣政治如何對國家的興衰產生作用。

[18]

少量的定量研究討論了相對於地理之外的制度、貿易等競爭性因素對國家發展的影響，但是同樣僅停留在相關性層面而無法去追溯其中的機制。

[19]

第四，地緣政治研究還存在過於簡單化和線性化的問題，喜歡誇大某一要素在某一方面的作用。但實際上，我們除了不能對海權過於偏執之外，同樣不能簡單地認為單一因素對國家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20]

第五，地緣政治研究的案例存在樣本選擇偏差，尤其是基於結果進行案例選擇。比如，有的研究成果根據霸權衰落的例子得出霸權衰落起因於過度擴張的結論。

[21]

但實際上，霸權在上升期同樣有擴張失敗的例子，但並沒有造成霸權的衰落，而且如何衡量“過度擴張”存在很大的隨意性。相關論證隱含著基於事後結論的判斷，難免存在迴圈論證的嫌疑。

（三）變數選擇的缺陷

地緣政治理論脫胎於政治地理學，最初理論誕生時就天然地帶有地理決定論的傾向。地理因素是影響國家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但是絕對不是唯一的因素，科學的地緣政治學必須拋棄單一因素決定論，無論這種因素是地理環境還是觀念或文化。把物質的地理因素作為單一決定因素的討論所面臨的最直接問題就是，為什麼在地理恆定不變的情況下，國際體系在逐步演進？比如，僅靠地理因素很難去解釋過去的歐洲和現在的歐洲在安全問題上的巨大差異。摩根索並不否認地理對國家權力的影響，但是他明確地指出，單一地理因素決定論是偽科學。

[22]

地理因素決定論即使在特定時空中也沒能夠具備足夠的解釋力，正如阿隆所說的那樣：“（地理）位置留給人們少量的自主權，它給人們提供了在不同決策中的一個選擇。選擇不是偶然的，也並非莫名其妙，然而選擇不是由自然環境所強加。”

[23]

無論是麥金德還是孟德斯鳩的理論，都難以解釋為何處於同樣地理位置的國家在短期內會採取截然不同的政策。

另外，在解釋變數和自變數的選擇上，一部分研究存在因果鏈條過短的問題。地緣政治的因變數通常是國家的命運，即崛起或者說是大國的興衰，而自變數則選擇的是陸權/海權。陸權/海權的概念本身就存在模糊性，通常應當指的是國家戰略發展的偏好或者屬性，但是在具體論證時就難免存在透過偷換概念來論證自己觀點正確性的情況。通常自變數選擇不能過於接近因變數，但在很多地緣政治學的論述中都有這樣的錯誤，故容易出現同義反復。

麥金德著名的“天使耳語”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誰統治了東歐誰便控制了“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便控制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便控制了世界。

[24]

實際上控制“心臟地帶”需要極大的資源和實力，歷史上幾乎沒有哪個大國真正實現過，因此具備控制“心臟地帶”的實力和成為世界性大國的含義已經非常接近。關於海權也是同理，具備了馬漢所說的海權三環節（生產、海運和殖民地）已經基本接近於大國崛起了，甚至很難說這三環節是崛起的原因還是結果。

[25]

如用海權或陸權作為自變數，而非中介變數，就會產生內生性的問題，比如認為英國的衰落緣於陸權的衰落（即失去殖民地），陸權衰落是因為失去殖民地，如果再考慮殖民地是如何失去的就會陷入如下迴圈論證：國家衰落→失去殖民地→陸權衰落→國家衰落。

[26]

二 地緣政治的研究方法

在總結過去研究的基礎上，這部分從兩個基本研究正規化出發，依託地緣政治學的基本理論加深文字的理解，比較運用與分析地緣政治科學案例。

（一）地緣政治學的正規化

在對地緣政治的概念和定義進行梳理之後，就很容易排除上述所說的“偽地緣政治研究”。在這一部分，筆者借用了秦亞青教授的兩個二分法（物質/觀念和結構/過程）來描繪地緣政治學的文獻分佈。

[27]

物質性強調的是物質因素的決定作用，地緣政治學中最為激進的表達就是地理決定論；而觀念性則強調理念在主觀認識地理環境方面的建構作用。關於結構與過程的二分法可以追溯到地緣政治學的創始人魯道夫·契倫。他將地緣政治學分為兩種：一種涉及國家的空間特性，將國家視作一種空間現象；另一種則側重於將國家作為更大系統的一部分進行研究，它包含了領土擴張、大國的特殊國際地位等。

[28]

在本文中，結構地緣政治學強調結構性因素對國家的塑造，而過程地緣政治學則注重具體的國家內部的個體和社會化過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根據這兩個二分法，筆者用如下的2×2表（見表2）將地緣政治研究劃分為四種類型。

表2 地緣政治研究型別

值得一提的是，這兩組二分法實際上涉及國際關係的正規化之爭。如果將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放入2×2表中的話，型別一、二、三分別對應國際關係中的結構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以及建構主義理論。這也恰好說明了地緣政治學和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之間存在一定的通約性，這有助於加深對地緣政治學的理解，但這並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這裡就不再贅述。

型別一：傳統地緣政治學同新現實主義一樣強調物質結構的作用，但是後者強調無政府社會的結構，而前者則著重闡述了地理與物質結構（主要是權力分配）的互動對國家興盛的決定性作用。首先，傳統地緣政治學認為對特定地理位置的控制會對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比如麥金德所說的“心臟地帶”、斯皮克曼所說的邊緣地帶等。

[29]

其次，傳統地緣政治學認為地理環境的屏障對權力的投送力有至關重要的影響。米爾斯海默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在地緣政治學和新現實主義之間架起了橋樑，他認為地面力量是當前世界軍事力量的主導形式，巨大的水體阻隔影響了地面力量的投送力，因此任何國家都無法成為世界性霸權。而一國獲得地區霸權之後，就會阻止其他強國在其他地區獲得霸權。

[30]

型別二：包括政治地理學、地緣行為理論。其共同特點是著眼於國傢俱體的過程，通常以內部過程為主兼顧外部，藉此考察地理同國家之間的關係。政治地理學堅持物質主義的觀點，認為領土邊界是政治地理學中的核心概念，不論在過去還是未來都擁有經久不衰的內涵。

[31]

政治地理學是對國家的空間結構及其內外活動的研究，它考察政治區域內的基本要素：組織、地理區域和人口。

[32]

地緣行為理論則討論地理環境對人和國家的塑造作用，如地理環境對地區政治經濟、地區文化、地區制度乃至地區整體發展的影響。

[33]

與地緣政治學抹掉過程並將其“黑箱化”不同，政治地理學重視個體在地緣關係中的作用。安吉爾早在一戰前就提出了接近自由制度主義的觀點：金融、思想、貿易、通訊所形成的網路空間使得全球經濟相互依賴。

[34]

但遺憾的是，在地緣政治學中，很少有學者提到地緣政治和網路空間同國際制度之間的聯絡。

[35]

型別三：批判地緣政治學和建構主義之間的聯絡則更加密切，即認為結構性的觀念對地緣政治的現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建構主義認為地緣具有物質性和建構性兩個側面，

[36]

空間在本質上並非先天給定的因素，而是人以某種方式造就的社會性建構產物。

[37]

批判地緣政治學據此認為，地緣政治的研究從來就不是中立的，而是特定情境下的產物。正如建構主義者將體系文化分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種文化一樣，

[38]

阿格紐將地緣政治分為三個階段——農業時期、工業現代化時期、後現代資訊資本主義時期。

[39]

批判地緣政治學認為社會和政治語境、流行的知識與實踐，在不同的時期構成了地緣政治，全球政治地理位置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持續建構。

[40]

型別四：後現代理論和地緣文化理論主要探討地理與國家觀念變化的關係，及其對具體政治過程的影響。後現代地理學反對物質空間決定論，認為空間的組織和意義是社會變化、社會轉型和社會經驗的產物。空間和空間的政治組織表現了各種關係，但又反過來作用於這些關係。

[41]

一些觀察者也注意到，技術的發展和個人與全球競爭“縮短”了距離，讓世界趨向於“平坦化”。

[42]

地緣文化理論則認為，地緣政治也包含部分的文化和認同，結構則在觀念層面對地理產生影響，形成一個“我們的”和“他們的”領土意象。

[43]

地緣文化的作用是將一個群體同其他群體區分開來，並且顯現對其他群體的優越性。比如沃勒斯坦就將國際體系描繪為現代世界體系中不同於意識形態的鬥爭場所。

[44]

亨廷頓則認為文化的割裂會造成分屬不同文明的國家或集團間的社會群體衝突，即所謂的斷層線戰爭。

[45]

他同時還強調內部特質變化對國家的影響，如文化多元化、外來移民潮以及美國國內的非英語化將會挑戰美國的新教文化與政治信念，最終對美國國家文化與特質構成挑戰。

[46]

這四類理論在特定的假設條件下都有一定的解釋力，儘管有著各自的侷限性，但是它們均為確立真正的機制提供了真相的碎片。本文將在這四種正規化交叉的基礎上，提出一個機制性的框架來綜合和調節這四種正規化內在的不一致性，實現微觀和宏觀的統一、物質主義和觀念主義的統一，這就需要透過一種“因素+機制”的分析框架來提出一種系統性的理論。

（二）案例選擇與研究方法

在確立了基本的正規化後，就需要在科學的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提出一種新的實證主義的理論設計和案例研究方法，在方法論層面實現“因素+機制”的分析框架。具體而言，就是需要進行科學的變數選擇和案例比較研究，從而尋找到地緣政治學中的因果機制。

1.變數選擇與理論設計

需要注意的方面有兩個。

第一，地緣政治學的研究變數通常與地理有關，但是地理變數的特點在於相對恆定，除非勘探到大量未發現的能源或者發生領土變更，或者出現諸如冰川融化開啟北極航道等極端的自然環境變化，國家的地理稟賦不會發生太大變化。基於此，對於地理變數的單獨研究通常只能限於截面資料而非時間序列。因此，地理變數通常要與其他變數交叉組合，比如在結構層面，討論傳統地理和行為體間的互動對地區秩序的影響，典型的例子是羅伯特·羅斯對21世紀東亞和平和秩序的評估。

[47]

東亞極數+地緣政策→地區政策

他選取的自變數有兩個（東亞極的數量和大國的地緣政治政策），前者是常量，即他認定東亞是兩極格局，後者是變數，比如陸權政策或海權政策，其因變數是地區秩序。他的判斷是：中國是陸權國家而美國是海權國家因此可以互補和合作，一旦中國發展遠洋力量，就可能會構成對地區和平的挑戰。

地理稟賦作為外生變數，可以作為工具變數解決地緣政治研究中的內生性和迴圈論證的問題，比如用地理稟賦解釋為什麼過去資源豐富的殖民地現今反而變得更加貧窮。拉斯莫格魯（Acemoglu）和朗傑（Lange）分別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證明如下的邏輯鏈條

[48]

：

資源稟賦→攫取型制度/產權制度→現在的制度→經濟績效

即認為資源稟賦更多的殖民地會建立攫取型的制度，當地人會被迫從事挖礦或者種植，以及透過控制稅收和部落系統被強制徵稅。而在相對貧窮的地區，人口稀少，這些會鼓勵殖民者發展出產權制度來鼓勵投資。最後，制度的績效使得這些地區在貧富上出現了命運的逆轉。

第二，為了增加地緣政治學的因果解釋力，既可以加強變數的深度，即增加邏輯鏈條長度，也可以加強變數的廣度，即增加變數個數。比如馬漢的《海權論》就同時具備了變數的廣度和深度的增加。

[49]

六要素→海權→三環節→國家的興衰

馬漢列舉出了六個影響海權的主要因素（地理位置、自然結構、領土範圍、人口、民族特點、政府與國家機構性質），同時又包括海權的三個環節（生產、海運、殖民地），這些因素最終一同決定了要考察的因變數“瀕海國家的歷史”——瀕海國家的興衰。馬漢的理論部分同時具備了過程和結構，忽略過程只談結構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文字的誤讀。而且如果具備了馬漢所說海權三環節（生產、海運和殖民地），也就基本具備了大國崛起的條件了。從變數選擇中就可以看出，海權或者陸權僅僅是一箇中介變數，不能簡單就海權強弱和大國興衰進行論述，簡單的海權決定論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學術上都沒有太大價值。但遺憾的是，馬漢在其著作的案例部分沒有涉及過程層面的因素，而把主要精力集中於軍事層面，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著作的說服力。

2.假設檢驗和案例比較

設定好自變數和因變數後，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說明具體的變數或者變數組合如何導致了結果。金、基歐漢和韋爾巴（KKV）對於因果效應有過經典的論述，即透過檢視變量出現/不出現的兩個結果之間的差異來進行變數和結果之間的因果推斷。

[50]

在自然科學中可以透過重複實驗檢驗因果關係，而在社會科學中，就只能夠透過相似案例的比較來接近實驗狀態。小樣本的案例中如果出現“準實驗狀態”，那麼定性分析就非常有效。

[51]

KKV提出了因果推斷的兩個基本前提，即單位的同質性和條件變數的獨立性。

[50]

條件的獨立性要求變數同結果之間的因果鏈條存在一定距離，以避免同義反復和迴圈論證。同質性假設則要求權衡地緣政治具體的情境性和普遍性，不能用希臘、羅馬的例子和近代西歐進行比較，因為社會的基本生產方式是不同的。在農業時期，農業生產是國家生存的根本，陸地成為國家發展的基本依託，海權國家只有透過地面的領土征服才可能取得勝利，這就當時的運輸條件來看是極為困難的，因此即使漢尼拔百戰百勝也最終沒能夠力挽狂瀾。同樣的海權國家在近代的興起，正是因為殖民地貿易成為國家繁榮的主要原因，由於面臨太多陸地威脅而無法集中全力發展海軍的國家，如配第所說的“法國由於物產豐富，但海岸條件（港口少且水淺）不好，海員缺乏，不可能成為英國在海上有力的競爭者”。

[52]

在符合兩個基本假設以後，求異法、求同法等穆勒的古典邏輯推理方法就能發揮其作用。

[53]

求異法是其中最為常見的方法，即透過最小化差異來求異。如比較17世紀英國和荷蘭的差異，就能發現地理環境的重要性。兩國的共同點是都出現了憲政、較完善的產權制度，都是海軍強國、新教倫理，兩國最主要的差異就是英國是海島環境，而荷蘭是大陸瀕海國家，這個差異導致了英國最終崛起而荷蘭衰落了。求同法也同樣能夠得出一些結論，比如闡述海權重要性最簡單的論述就是比較不同時期四個主要霸權國西班牙、荷蘭、英國和美國，就能夠發現四個國家都是海上強國，因此總結出海權是大國崛起的關鍵。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穆勒的邏輯方法並不能完全確保結論的絕對有效性，如果存在多重因果性會降低理論的解釋力，即不同原因導致了相同的結果。

[54]

如崛起大國的共同點顯然不能說明其他因素不重要，這在邏輯上也是無法成立的，因為不同因素的組合也可能導致相同的結果。同樣，最大相似求異法則會面臨競爭性解釋的問題，因為除了控制的變數之外，其餘的差異也可能會成為重要的競爭性解釋。

[55]

以英國和荷蘭為例，儘管兩者有諸多相似之處，但地理環境之外的差異仍然能夠形成有力的競爭性解釋，比如貿易政策的差異才是英國崛起的原因，因為英國實行了重商主義政策保護了國內的產業，而荷蘭的自由主義政策則導致了國內的產業空心化。

[56]

此外，進行跨案例研究時，變數的選擇同樣要在普遍性和特殊性、在深度和廣度之間進行權衡，來決定變數的個數。

[57]

同樣的因素在不同型別組合中的含義是不同的，比如哥倫布時期的海權和戰後的海權就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單一的差異就是質的差別或者說是型別的差別。

[58]

近似的控制變數法由於很難確定明晰的因果效應，因此這種解釋本身就存在較大的模糊性，只能用機率檢驗來說明哪幾種變數的組合讓結果出現的可能性更大。

3.案例檢驗與機制性解釋

無論是用傳統的邏輯學方法還是用模糊集來探討地緣政治的問題，都面臨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它只能解釋兩者之間的相關性，而不能解釋兩者間的因果聯絡，比如有學者認為對“心臟地帶”的滲透是大國衰落的原因，他用拿破崙對俄國的征服，英帝國對印度洋的控制，蘇聯對阿富汗的滲透，以及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來說明大國崛起於地區性守成，消亡於世界性擴張。

[59]

這僅僅是一個相關性的解釋，即大國在“心臟地帶”的擴張和大國的衰落存在時間上的某種一致性。但是如果深入地分析邏輯鏈條，用過程追蹤的方法進行檢驗，就不難發現這個理論的漏洞。

[60]

首先，“心臟地帶”擴張對大國衰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至少不是充分的，大國的衰落更多的是源於內部的過程，即制度、科技和生產。其次，可以用反事實思考來檢驗其必要性：如果英國不佔領印度就不會在戰後失敗或者美國不出兵伊拉克就不會爆發金融危機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由於簡單的因果分析實際上無法消除許多變數的組合，因此就需要進行過程追蹤來容納更多支援結論的證據的碎片。

[61]

更加重要的是，因為相關性解釋缺乏變數間的互動和層次劃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理論的可信度，所以需要引入機制性的解釋。所謂機制（mechanism），指的是對週而復始的過程進行概念化後的因果聯絡。

[62]

機制性的解釋同“黑箱型”的解釋的區別在於，後者僅僅對現象進行描述，告訴我們是什麼，而前者則在此基礎上試圖說明事物如何運轉。機制性的解釋認為內部過程同外部環境一樣重要：體系性的變化除了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之外，也受內部過程的影響。

[63]

地緣政治科學的特點在於以地理稟賦為出發點，研究地理對國家發展或者國家現代化的作用機制。地緣政治的一部分解釋力的優勢在於它具有高度的還原性——其還原程度已經到達了社會科學的邊界。比如用其他變數（如制度、海權）來解釋國家興衰時，通常會面臨自變數從何而來的疑問，但地理稟賦是相對外生和天賦的。

三 地緣政治學：一個“因素+機制”的分析框架

在論述了結構/過程和物質/觀念兩組基本正規化和具體的研究方法以後，這部分將從因素和機制兩個方面去闡述對地緣政治的理解，提出一個初步的“因素+機制”的分析框架，來對地緣政治中的物質主義和觀念主義、結構和過程的分析加以綜合。觀念和物質、結構和過程都是瞭解社會運轉規律所必須考慮的維度，因而需要機制性的分析框架將這些維度納入其中。顧名思義，地緣政治要討論的核心問題不是地理也非政治，而是“緣”，即在整個國際系統中，地理稟賦和國際政治行為體之間的複雜的作用機制。

（一）理解地緣政治中的因素

在闡述了科學的地緣政治的基本研究方法之後，這部分介紹如何理解地緣政治中的因素或者說是變數。前面已經提到，國家的興衰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這一部分將從三個方面來闡述對地緣政治中因素的理解。

1.要確立兩組正規化在本體論上的優先性

首先，物質比觀念更具有本體論上的優先性。觀念主義強調觀念對地理的建構，主張用觀念的地理代替實質性的地理，但是觀念主義最大的問題在於觀念本身的先驗性，因為它很難解決觀念的外生性問題，比如福柯就指出觀念背後仍然有權力存在。

[64]

建構主義忽略了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這一客觀存在，其聲稱用觀念來構建或者認識具體事物，實際上僅僅是以認識論上的修辭來掩蓋本體論上的缺陷。從社會科學基本正規化的角度來看，觀念無法脫離物質而獨立存在，因而物質比觀念更加具備本體論上的優先性。

[65]

在地緣政治領域，地理環境可以透過影響互動的數量和範圍、影響觀點傳播的範圍以及影響個體對具體環境的認同來塑造觀念。因此，最終，觀念仍然要以物質為依託，物質主義在本體論上具備更大的優先性。

其次，過程比結構更具有本體論上的優先性。過程更多的是基於個體主義的思考，而結構則是整體性思維，避開個體直接談整體是不可取的。

[66]

原因如下。第一，過程比結構更為直接地影響行為體的行為，從而產生特定的政治結果。沒有具體的國家內部的力量和制度的變遷，作為主要行為體的國家的興衰就無從談起。而且，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國家在結構層面的成功越需要過程層面的基礎，因為軍事能力更加依靠經濟的支撐，而不是單純依靠提高汲取能力和戰術。第二，傳統的地緣政治學完全無視個體的作用，把國家“黑箱化”只會帶來學理和道德上的雙重困境。安吉爾批評馬漢對個體的無視時寫道：“有哪個農奴會因為恰好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中而驕傲嗎？又有誰會鄙視受過教育的荷蘭人，僅僅因為他們生活在歐洲的小國？”

[67]

相反，在政治地理學傳統中，拉採爾的國家有機體學說就隱含著這樣的思想：不能忽視作為具體部分的人民，而是要依賴“居住者的偉大”。

[68]

第三，作為外部環境的物質結構不能直接地對具體的國家行為產生作用，而是透過對行為體的能力、意圖、利益、決心這些中間變數對最後的行為產生影響，

[69]

換言之，外部因素只有透過影響內部因素才能起作用。

2.理解結構和過程

在討論結構和過程時，我們應當明白國家想要崛起成為大國是很困難的，失敗則很容易。在結構層面，成功的最低標準是擁有有效防禦領土和保護自身利益的能力；而在過程層面，成功的標準則是在較長時間段內擁有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的能力，它通常需要一國具有有利於生產力的制度和組織形式。在結構和過程層面的成功都是大國崛起的必要條件，任何一個層面的失敗就會讓一國失去崛起的機會：有結構而無過程層面的成功，國家就會在無限度的擴張中衰落，或者僅僅停留在野蠻的集權社會；有過程而無結構層面的成功，國家就會在國際競爭中成為大國的獵物，最終因為無法有效保障自身利益而衰落甚至被征服。

表3 大國崛起的標準

從方法論角度來看，同時具備過程和結構兩方面優勢的國家屬於正面案例，缺乏其中之一則為負面案例，兩個條件都不具備則為不相關案例，即不可能獲得成功，因而在地緣政治討論中不能夠將這些案例作為負面案例討論。

[70]

如表3所示，18世紀的西歐各國中，只有英國同時具備兩個層面的成功。荷蘭由於無法在戰爭中取勝，所以無法成為大國；法俄等國雖然有較強的軍事能力，但是專制落後的制度使其無法崛起；西班牙和義大利等國兩者都不具備，更無可能崛起。

儘管從結構和過程這兩個視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國家的興衰，但結構和過程仍然是過於粗糙的變數，因此需要進一步檢視結構和過程包含了哪些具體的因素。結構指的是影響國家同國家之間互動結果的變數，它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國際無政府狀態，這是任何結構主義的理論所必須考慮的問題，包含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三種無政府狀態。第二是結構中能力的分配，即所謂的強國的數量。第三是地理的屏障作用，即地理結構對權力穿透力的影響。過程指的是影響國家內部發展結果的變數，它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因素。第一個是社會結構，即社會中階級的構成，越是擁有先進生產力的階級，通常國家的生產能力越強，也越容易出現利於生產的制度。第二個是廣義的生產活動，它既包括了生產、交換等多個環節，同時生產過程中不斷積累技術，技術水平的提高也會影響地理屏障的穿透力。第三個是制度，通常攫取型的制度不利於國家的長期發展，制度經濟學派認為良好的產權保護是國家興盛的保障。

3.理解作為研究起點的地理稟賦

地理稟賦包括國家的規模、位置和資源。地緣政治的特點在於以地理稟賦為出發點，研究地理對國家發展或者國家現代化的作用機制。地理稟賦影響到國際體系中行為體的內部和外部的互動，它既類似於約束條件，又是一種干涉性變數。結構會對行為體進行選擇，它以特定的形式塑造行為體，如果行為體不按照適應結構的方式來行事的話，輕則遭到懲罰重則會被淘汰出局。華爾茲認為，各組成部分的互動產生了結構，對它們的行為進行獎勵或者懲罰，這些行為或多或少地符合了國際政治系統對成功者的行為要求。

[71]

而地理則會增強或者減弱結構對行為體的選擇。從結構的層面來看，地理稟賦作為“環境”給國家提供了有限的幾種選擇，島國環境下國家的安全戰略選擇會更多，因為大陸國家通常面臨更多的軍事競爭壓力而無法集中資源發展海軍力量，比如海島的地理位置為英國提供了不同於歐陸國家的政策選擇。

[72]

同樣的，結構會迫使國家採取更先進的軍事技術，但是地理可以降低結構對行為體的壓力，比如德川時代的日本就放棄了火器技術，但因其是人口眾多的孤立的海島而未受到懲罰。

[73]

地理稟賦在研究方法中的作用類似於定量分析中的工具變數（instrumental variable），我們可以從外生性和間接性這兩個特點來理解地理稟賦在本文分析框架中的含義。地緣政治的一部分解釋力的優勢在於它很難再被還原，用其他變數（如制度、海權）來解釋國家興衰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回答制度或者海權從何而來的問題。地理因素的外生性體現在具有不可還原的特點上，地理因素從何而來已經不是社會科學所要解決的問題。地理以外的其他變數所存在的更大的邏輯上的困境在於變數內生性問題，即研究者難以區分自變數和因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如到底是制度或者海權帶來國家的興盛，還是國家興盛促進海權發展或者制度變遷。因此像阿斯莫格魯選取了殖民者的死亡率（這個變數主要受地理環境影響）作為工具變數，採用兩階段二乘估計法（2SLS），透過如下的因果鏈條來解決內生性的問題。他認為，地理環境影響死亡率，高死亡率的地區殖民者會建立攫取型的制度而低死亡率的地區則會建立產權制度，這些制度存留至今：地理環境→殖民者死亡率→制度設計→現在的制度→經濟績效。

[74]

儘管這是一種定量研究的方法，但是在定性研究中我們同樣可以借鑑其變數構造的方法，即透過論證地理變數對國家命運的間接作用來避免迴圈論證。而地理變數的間接性體現在它無法直接影響國家的興衰，而必須透過其他中介變數共同起作用。地理優勢不等同於地緣優勢，擁有地理優勢的國家並不總在地緣政治中獲得優勢。

[75]

行為體的主觀能動性同樣重要，比如俾斯麥時期的德國和威廉二世時期的德國其稟賦相差無幾，但是成敗各異、功業相反，正是因為執政者採取了不同的戰略選擇。

（二）地緣政治中的機制

地緣政治的過程涉及地理稟賦對國家內部的生產與貿易的限制和影響，並最終影響到一國的制度和國家能力。而以國際競爭為核心的外部結構和受到地理稟賦影響的初始條件作為輔助機制共同作用於內部過程，從而決定一國的命運。這一核心機制包括如下因果鏈條：地理稟賦→生產和貿易→階級力量對比→觀念變化→社會動員和權力鬥爭→制度變遷→國家興衰。

1.內部過程

地理稟賦（規模、資源和位置）會對生產和貿易產生重要影響，在早期甚至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為最初的生產與一國的自然資源和位置密切相關，資源種類的差異決定了該國的產業，不同地區的產業不同導致了生產技術的差異，比如沙漠中的國家就不會有造船的技術。規模對生產也有明顯的作用，國土較大的國家在早期的農業生產上具有一定的規模效應，集中化的大生產更容易積累經驗，從而促進技術的改良。同時地理稟賦影響到生產的要素稟賦，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用生產要素豐缺來解釋國際貿易的產生，即資本充裕的國家在資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相對優勢，勞動力充裕的國家在勞動力密集型商品上具有相對優勢，國家會出口具有相對優勢的產品、進口具有相對劣勢的產品。

[76]

而位置和國家的規模會影響到貿易的規模，國際經濟學理論用貿易引力模型證明地理距離對貿易的影響，其核心是貿易流動規模與進出口國家的規模成正相關，同進出口國家之間的距離成負相關。

[77]

生產（包括技術的積累）和貿易對國家的影響在於，它透過技術變革、開拓國際市場、要素流動等方式對國內社會結構形成衝擊。生產力的發展會帶來社會結構的逐步變化。其他的要素都可以作為輔助機制對國家內部的社會結構形成衝擊，只要衝擊足夠大就可能會引起相對價格的變化，使得國家內部不同階級之間的獲益出現差異，從而導致階級之間力量對比的消長。正如羅伯津斯基定理所描述的那樣，特定要素的增加會導致密集使用該要素部門的生產增加，而另一部門的生產則下降。

[78]

一旦預料之外的衝擊（如大西洋貿易

[79]

、人口增長

[80]

、宗教改革

[81]

、技術變革

[82]

等）讓某一個特定的階級獲益，不僅階級內部的群體的實力會增長，而且市場的逐利性會使其他階級的群體逐漸流向該階級，從而逐步帶來社會結構的變化。

社會結構的變化促使新的觀念產生，透過“變異—選擇—遺傳”的篩選機制最終透過社會動員和權力鬥爭獲得規則制定權，從而推動制度變遷。

[83]

正如制度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那樣，先進制度（尤其是產權制度）的產生降低了國家內部的交易成本，同時增強了個體生產和投資的積極性，最終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這是國家強盛的基礎。

[84]

因此儘管地理環境對一國的發展路徑的影響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由於中間存在較長的邏輯鏈條或者說是傳導機制，因而地理因素只有透過制度才能夠發揮足夠的作用。

[85]

2.外部結構

地理稟賦還會透過對國際競爭的影響促進或者阻礙國內的制度變遷。地理稟賦決定一國在國際競爭中可以動用的資源，軍事競爭中國家的規模效應非常顯著。根據蘭徹斯特方程，規模越大則越能夠降低戰爭中的傷亡比例。地理位置則影響軍事力量的投送能力，地理屏障的可穿透性可以用來衡量一國的安全環境。

[86]

這些因素共同透過國家能力決定了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的勝負。

國際競爭本身又構成了結構對系統內部國家過程的限制和約束。結構透過兩種方式塑造行為體，一種是社會程序，另一種則是競爭。

[87]

外部結構的干預會影響國內的政治社會程序，比如頻繁的戰爭會影響民眾對統治者的議價能力的認可，從而更容易出現專制制度，

[88]

透過軍事革命作用於國家建設，等等。

[89]

國際競爭壓力影響國內的政治鬥爭，既可以是簡單的觀念的傳播和滲透，也可能是透過直接干涉強加制度。而國際競爭的結果會影響國內的生產，尤其是戰爭會對生產和貿易造成巨大的破壞，戰爭也可能會加劇財政危機，從而加速專制國家的衰亡。

3.初始條件

地理對國家的影響的第三個路徑是透過初始條件影響內部過程。初始條件包括最初的生產力、制度、觀念和文化等。戴蒙德的地理決定論就是從進化的視角看待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的選擇，他認為糧食生產傳播速度的差異造成各地區文化、病菌、技術乃至思想的差異，而糧食生產傳播速度差異是由於大陸的軸線方向的不同，即歐亞大陸為東西向，而美洲和非洲大陸則是南北向。

[90]

孟德斯鳩則指出，氣候和土壤會對早期的法律乃至民族性格造成影響。

[91]

而國家規模的大小則會影響到其官僚機構的發達程度，規模較大國家的國王和民眾之間需要代理人，從而就會產生龐大的機構，更容易導致專制。

[92]

初始條件對內部過程的影響在於初始制度和其他過程與結構變數之間的共同作用。這些互動作用會影響到國內階級力量對比的消長，同樣的外部衝擊，如地理大發現或者技術革命，初始條件如果是更加專制攫取型的政府，那麼獲益的僅僅是專制的政府，更加容易形成其他階級對統治者的依附；如果初始條件是非攫取型的政府，則更有可能促進國內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的壯大，比如初始制度和社會結構之間的共同作用決定了英法之間不同的命運。

[93]

階級力量對比的差異決定了制度變遷中的動員能力，初始制度是攫取型的國家通常擁有更強的鎮壓能力，新興階層在試圖推動制度變遷時，更加難以進行動員和在權力鬥爭中獲勝。

四 地緣政治的複雜性

在確立了地緣政治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機制之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目的並不是提出一個可以解釋一切地理和國家興衰的宏大理論，而是希望藉助“因素+機制”的框架來闡述更為科學的分析路徑。實際上，如果理解了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建立一個能夠解釋一切事物的大理論是很難實現的。地理稟賦對於結果的影響不是單向度的，而且在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時代都可能會有不同的影響。本章主要從幾個方面來闡述地緣政治的複雜性。

（一）地緣政治中的非線性關係

前面已經批評一部分純粹的相關性研究，但即使是單純的相關性的研究也容易陷入簡單的線性判斷。前面已經提到，國家要獲得成功就必須在結構和過程兩個層面同時獲得成功，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在於，地理稟賦對於結構和過程的作用不是單向度的，因而國家的規模、位置和資源同國家興衰之間的偏相關關係也是非線性的。

[94]

比如規模對於結構層面來說有規模效應，但是對於過程層面來說規模過大的國家往往會受限於內部的專制而不利於長期發展。因此規模過大的國家（如哈布斯堡帝國）和規模過小的國家（如荷蘭）都未能在長期競爭中勝出。

[95]

亞里士多德就認為城邦應當大小有度，既要有足夠的規模以保證自給自足，同時又不能過大以免影響到城邦的民主和公正。

[96]

資源對於結構層面的影響表面上來看是正面的，但是由於資源過於豐富，政府就沒有必要同商人階級進行磋商，這樣的國家反而更容易發展出專制制度或者過於安逸而不思進取，陷入所謂的“資源詛咒”。

[97]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初始制度和國際競爭壓力。一國如果完全缺乏國際競爭壓力，反而容易閉關鎖國，不會出現現代化的可能性，如17世紀的中國和日本；但是如果一國的競爭壓力過大，就可能發展出高度專制的制度，如西班牙和法國。上文提到過於專制的制度有助於實現國家的崛起，但是即使發展出了相對自由和寬鬆的制度，如果缺乏汲取能力和戰爭動員能力，如荷蘭和熱那亞等國，也會因為頻繁遭受侵略乃至屢屢戰敗而不可能崛起。國家要獲得成功至少要遵循一種折中路線或者如蒂利所說的那種“資本化強制模式”。

[98]

（二）地緣政治中的自相關和高爾頓問題

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最為核心的概念是制度。制度的形成要經歷一系列複雜的制度變遷的過程，制度形成的過程中並不排除一些偶然因素在特定的時間節點影響制度變遷的方向。但是制度一旦形成就會出現路徑依賴，對後續的制度產生影響，或者說制度的變數存在很強的“自相關”的特性。

引入時間變數後可以發現，實際情況比理論模型更加複雜，一方面，戴蒙德和阿西莫格魯（Acemoglu）的研究都表明，地理稟賦對於最初的制度產生是有明顯貢獻的。最初制度的結果會產生特定的路徑依賴，即最初的步驟會不斷誘導同方向的運動，最終達到不可逆的結果。

[99]

制度本身（無論是國內製度還是國際制度）存在很強的黏性和正反饋效應，

[100]

從而影響國家的命運。另一方面，除了路徑依賴之外，還會存在個案傳播的高爾頓問題。

[101]

國際競爭中的強制與模仿會帶來觀念以及生產技術的傳播，進而透過影響核心機制來推動內部的制度變遷。因而在國際體系的行為體之間還會存在示範效應和制度的移植等問題，比如英國革命會對法國革命存在示範作用，美國、加拿大等國的制度則是英國制度的直接移植。

根據前面所提到的機制，地理稟賦在每一次的制度變遷過程中又會發揮其作用。除了制度之外，地理稟賦會影響到初始生產力和初始觀念。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在於，內部過程中產生的新觀念和輸出的結果同樣會積累和沉澱，從而成為下一輪制度變遷的初始條件。同時，國家的績效同樣會積累，從而影響到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即逐步改變國家間能力的分配，最終透過增加或者減少極的數量對結構產生影響。考慮到變數自相關的情況，想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模型考察地理對一個國家的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討論地理和國家命運的機制時，只能夠選定一個特定的時空，如前面的機制那樣將既定的條件作為初始值來進行比較分析，跨越時空的比較和試圖得出一個普遍性的結論都是不可取的。

最後值得指出的是，隨著生產力的逐步發展，對於國家的內部生產而言，生產將會越來越受到上一期的生產的影響，地理稟賦對生產的影響會逐漸減弱。當然，生產帶來的技術革新同樣會減少地理稟賦的影響，比如運輸技術就減少了地理距離的限制，工業生產則降低了對本國領土規模的要求，而知識生產甚至大幅減少了對資源稟賦的要求。因而，國家發達程度越高，尤其是後工業化國家，地理對內部生產的約束就越小，地理稟賦就越近似於“工具變數”，而非影響國家命運的解釋變數。同時，由於後工業時代觀念因素比物質因素變化得更慢（地理→過去的觀念/物質→現在的觀念/物質），所以後工業時代地理和觀念之間的相關性反而更為突出，觀念的地理或者說是地區文化和制度的研究也似乎顯得更加有說服力。

（三）地緣政治的情境性

為了簡化分析，前面的機制中將地緣政治的結構和過程分開討論，但在實際情況中，宏觀結構和微觀過程是不可分離的，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地理變數在不同時期對於國家的意義是不同的。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透過考察宏觀緩慢的過程帶來的累進和閾值效應來探討地理稟賦的情境性。作為理解地緣政治系統的兩個標籤，結構和過程在性質上存在很大的差異。結構是一種閾值型、離散型的變數，變數的特徵使其在很長的歷史跨度內是不變的，只有到達一定臨界點才會發生突變。一方面，關鍵的技術革新（如兩次工業革命）對生產的影響至關重要，它受到人力資源、科研投入以及知識積累的影響。

[102]

而技術的發展是長期積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為。

[103]

另一方面，觀念和制度的變化相對緩慢，尤其是語言、文化和認同等因素一旦形成就很難發生改變，甚至可能對績效產生持久的影響。正如溫特所說的，社會體系被共有的知識所固定，從而增加了其慣性和黏性。

[104]

外部結構同內部過程一樣，對國家的命運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由於內部過程或者說國家的發展是需要時間的，國家發展到特定階段所面臨的外部環境會影響到國家的命運，而這種外部環境很大程度上不是國家自身所能決定的，因而國家發展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過程變數與結構變數之間的互動使得特定時空中的地緣政治系統都具備了各自的特色：國家間生產力的不同決定了結構中國家能力的分配，而生產方式的差異同樣影響了國際競爭的目標的差異。一旦特定的規範和文化成為主導，透過模仿改變文化的速度會大大減弱。

[105]

結構是地緣政治的行為和過程的背景，結構因素會影響內部制度變遷的時機。要了解結構就要放眼於更長的時間段，以進化的視角看待不同的結構，否則就會把結構當作永恆不變的外部選擇，就難以理解地緣政治中發展和變化的一面。正如奧圖爾泰所說的，在歷史和話語背景下使用它，才是對地緣政治最好的理解。

[106]

地緣政治的情境性表明，不同時期的地理稟賦對於結構和過程的意義是不同的，我們需要在具體的時空去理解地緣政治，很多聲稱得出普世性結論的理論家（如米爾斯海默）在案例選擇上存在嚴重的樣本選擇偏差，往往只選取了特定時間段。

阿格紐將地緣政治分為三個階段——農業時期、工業現代化時期、後現代資訊資本主義時期。

[107]

科學的地緣政治學並非要完全揚棄過去的地緣政治理論，而是要回到當時的語境中去解讀文字。儘管地緣政治思想萌芽自古就有，但地緣政治學出現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傳統的地緣政治學屬於工業時代的話語，因此無須驚訝它不能完全適應後工業化時代的情境。要認識不同語境下的地緣政治，需要從國際社會演化的視角來看待它。首先，在農業時期，土地和人口在經濟增長中至關重要，正如配第所說的：“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

[108]

在過程層面看，商鞅則認為國家得以強大的根本是農業和軍事（農戰）。

[109]

農業生產的特質讓國家更加重視規模效應，早在春秋時期，管仲就提出“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

[110]

技術條件使得地理對國家和個體的制約作用是明顯的，甚至是決定性的，空間對征服行動最大的影響是限制軍事力量的投送，戰爭中對地理的理解就是“高下、遠近、險易、廣狹、死生”。

[111]

從結構層面看，以農業為基礎的帝國其核心是陸權，戰爭幾乎是清一色的陸戰。農業生產方式使得征服具有規模效應，農業時期是典型的霍布斯叢林，早期的很多經典論述中都有強調國家進攻性的一面，戰爭通常以絕對的領土征服為目的，而且不願意採取進攻行為的國家或個人最終難以在亂世中生存，古典的論述中充滿了進攻性的主張。這種歷史背景下所形成的進攻性的地緣政治邏輯一直延續到工業時期的中後期。

其次，國際社會進入工業時期，同樣從結構和過程兩個方面實現同環境的互動。在過程層面，工業革命後，市場、技術和社會化大生產代替農業種植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人類不再是被動地受到距離的限制，運輸和傳播技術的發展“縮短了”彼此的距離。在結構層面，工業生產和國際貿易的結合令殖民地和海上通道成為大國戰略競爭的重點。生產、運輸和殖民地都要依賴海洋，海權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

[112]

鐵路技術的發展則成為海上運輸的重要補充，但麥金德高估了鐵路對陸上強國的意義。

[113]

他最終也意識到西伯利亞和中亞的價值並不高，因此他最後放棄了“心臟地帶”說，僅將其視為“權力的碉堡”，同樣提出了大西洋聯盟的假設。

[114]

在這個競爭和征服並存的時代，地緣政治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間本身對軍事和戰略的意義，通常採取諸如陸地/海洋、心臟地帶/邊緣地帶、地面/天空等眾多二分法。

[115]

最後，後工業化時期的影響同樣可分為結構和過程兩方面。在過程層面，計算機網路和虛擬空間的發展拉近了空間距離，個人獲得了能夠在全球範圍內參與競爭和合作的新機會。

[116]

跨國公司的興起，甚至消除了部分非國家行為體的國籍屬性。衝突的減少降低了國界的意義，正如阿格紐所說的，冷戰的結束、越來越有活力的世界經濟以及領土國家框架外的政治活動的興起，使得我們必須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去思考領土國家。

[117]

在以資訊科技為核心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中，人力資本取代物質資源成為最核心的生產要素，教育投入代替資源控制成為國家興衰的關鍵。在結構層面，國際體系首次出現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的單極格局，對於他國的征服已經無法為國際社會所接受，國際體系進入更加基於規則的世界。

[118]

科學實力和研發成為國家潛力和實力大小的關鍵因素，

[119]

產業內貿易的出現使得發達國家成為最大的銷售市場，海權的重要性已經大幅下降，過去需要透過戰爭來掠奪的財富現在完全可以透過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來獲取。這並不意味著民族國家的消失，歷史遺留的領土和領海糾紛並未淡出國際政治，但是制度在其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相互依賴和更加基於規則的世界讓武力解決的可能性下降。因此，這一時期地緣政治的特點是合作與競爭並存，邊界重要性的降低對國家間關係的主要影響是各國的市場更加開放，空間上的鄰近更多地帶來了一體化的便利而非安全上的恐懼，國家趨向於在一體化和貿易投資的規則框架內競爭。

五 結論

本文的目的不在於提出一個關於地緣政治的普遍性解釋，而是給出一種相對科學的理解和認識地緣政治的方法，並希望藉此能夠有助於構建科學的地緣政治理論。

在對地緣政治學的認識方面，本文透過對文獻的評述，批評了地緣政治研究中的三類問題：一是過於紛雜的概念界定，尤其是偽標籤問題；二是理論構建中缺乏統一的框架和嚴謹的實證研究方法；三是變數選擇中的迴圈論證和內生性問題。本文認為，地緣政治研究的是地理同國際體系中的行為體之間的互相作用，以及地理對行為體間互動的影響。本文透過物質/觀念、過程/結構兩組二分法對文獻進行了梳理，提出了科學的地緣政治新的分析方法，並且引入了“因素+機制”的分析框架對四種正規化進行綜合，提出一個初步的分析框架。

本文透過機制性的分析強調對地緣政治的研究應該兼顧結構和過程兩個方面。地理稟賦一方面透過對生產和貿易的影響作用於社會過程，從而帶來社會內部制度的變遷；另一方面透過影響結構中行為體之間競爭的結果；此外行為體在內部過程和外部結構中演變的結果又會成為下一次制度變遷的初始條件，三者共同決定了國家的興衰。

地理和國家興衰之間的因果機制是複雜的，因而建立一個宏大的普遍性理論是困難的，本文將地緣政治的特性歸納為因果性、複雜性、情境性和動態性。這四個特質是理解和運用本文的分析框架的關鍵。

第一，地緣政治的因果性強調的是地緣政治的研究應重視因果性解釋，而不是以相關性解釋來替代因果性解釋，地緣政治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羅列變數之間時間上的相關性或者是迴歸分析中的顯著性，而要解釋自變數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對因變數起作用。在政策研究中，不能僅僅憑藉個別案例中體現的相關性就突出特定地理區域、海陸通道或者資源的控制是保障大國崛起的良藥。本文的分析框架表明，要進行有效的因果解釋，就必須同時考慮過程和結構兩個層面的因素和機制。

第二，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強調的是地緣政治的研究應當避免線性的思維。同時，地緣政治研究不能把變數之間完全看作簡單的關係、它們孤立地對結果起作用，地理變數不是直接影響國家的興衰，而是藉助過程和結構兩個層面的中介變數，並且透過對初始條件的影響共同起作用。由於地理稟賦要透過間接且多條路徑影響國家的命運，因而作為起點的地理稟賦如位置、資源和規模等因素在整個傳導機制中的作用都很可能不是單向的。要考察特定地理因素的作用就要至少綜合結構、過程和初始條件三個方面進行討論。

第三，地緣政治的情境性強調的是地理稟賦在不同時期所發揮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地緣政治研究需要將宏觀和微觀的視角相結合。不同時期過程層面（生產和觀念）細微變化的積累最終可能造成結構層面的系統性變更，缺乏微觀視角就只能夠把結構性變化視作外生性事件。農業時期、工業時期和後工業時期國家內部不同的生產和觀念決定了地緣政治的目標訴求也是不同的，而同樣的資源或者地理環境在不同時期內對於國家的意義也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脫離特定的時空情境來考察特定地理稟賦對國家的作用是不恰當的。

第四，地緣政治的動態性強調的是地緣政治是一個迴圈往復的動態過程。地緣政治中結構和過程的變數都帶有強烈的自相關特性，即無論是結構還是過程層面的變數，無論是中介變數還是因變數，都受到了該變數上一期的變化結果的影響。同時地理稟賦又在每一次的過程和結構層面的變遷中起作用，而這些變化的結果又會成為下一期的初始條件。時間變數和路徑依賴的考慮讓地緣政治的過程顯得極為複雜但也更接近真實情況。

在理論構建層面，本文認為，對於未來的地緣政治理論研究，如下幾個方面可能可以有所作為。首先，由於地緣政治的複雜性，構建地緣政治的宏觀統一的理論模型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可以選取特定的時空建立起關於地理和國家興衰之間的中層理論。其次，區分各種因素在不同時空的不同含義，釐清同一層面中不同的因素、不同層面同一因素的作用機制，建構更為機制化的理論。最後，確立地緣政治中的核心機制，闡述各因素在核心機制的不同階段的作用，並且可以在不同階段加入各種輔助機制來容納更多的競爭性解釋。

數字經濟智庫

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為了更好的服務數字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數字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理論交流、實踐交流。來自中國數字經濟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成立了數字經濟智庫，為數字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擔任名譽院長，知名青年學者黃日涵、儲殷等領銜。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是數字經濟智庫旗下的專門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