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由天津大學主辦、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承辦的“八十個春天——馮驥才與天津”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在研討會的閉幕致辭中，馮驥才先生說他沒有80歲的年齡感，但有時間的緊迫感，“我今天中午沒睡覺，就是被一個話題觸動，想要寫一本叫《非遺學原理》的小冊子。”

馮驥才先生出生在春天，生日是農曆二月初九。今年3月初春時節，他在過80歲生日前許下兩個願望：一個願望是在生日當天陪105歲的母親吃一碗麵；另一個願望是開一個研討會，以他與天津的關係為切入點，從學術角度研討城市與作家的血脈淵源。這兩個願望，跨越三個季節，在2022年終於都實現了。

寫《俗世奇人》上癮

雖已八十，馮驥才先生卻筆耕不輟，除了11月5日，“八十個春天——馮驥才與天津”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首發的兩部新書《馮驥才文化遺產保護文庫》和《俗世奇人：手繪珍藏本》外，《俗世奇人（肆）》也於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最新出版。

馮驥才表示《俗世奇人：手繪珍藏本》於他是一種獨特的寫作，“由於我畫畫，寫作時隨時會把腦子裡冒出的人物在手稿本里勾畫出來。這種即興畫出的人物有靈感，有快感，而且有助於我文字形象的完成，沒想到它漸漸形成了我的一種獨有的創作方式，更沒想到人文社看出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寫作，一種很少被人採用的寫作，於是他們向我約稿，將我這些文稿畫稿，編輯出版，向讀者展現出一種從未有過的嶄新的文字、圖本、版本。它顯示出出版家的眼光和發現力，我很佩服他們。這部書也是人文社幫助我饋贈給讀者的一個特殊的禮物。”

《俗世奇人（肆）》為馮驥才先生經典系列小說“俗世奇人”的最新一集，照例由十八部短篇小說組成，配以精選的《醒俗畫報》插圖。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多為清末民初天津衛的奇人異士，性格鮮明立體，行事章法簡捷，極具傳奇性。較之前三集，此次馮先生筆法更為縱情恣意，情節跌宕陡轉、出人意表。諧謔下見深刻，輕快裡蘊含凝重。一幅長長的天津衛地域習俗、風景人情、生活面貌畫卷徐徐展開，那種強梁、爽利、逗哏、較勁、有滋有味的天津勁兒躍然紙上。

提及創作《俗世奇人（肆）》，馮驥才先生稱是“寫作成癮”，雖然他覺得寫作是心靈的事業，不能說成癮，“但我承認自己寫《俗世奇人》已經成癮，因為這文字太過另類。”

馮驥才先生說自己寫別的小說都不會這樣，只要動筆一寫《俗世奇人》，就會立即掉進清末民初的老天津，“吃喝穿戴，言談話語，舉手投足，都是那時天津衛很各色的一套，而且所有這一切全都活龍鮮健、擠眉弄眼，叫我美美地陷入其中。有人會說，別人寫作時不也是這樣嗎？不也是扎進自己想象中特定的時空裡？可《俗世奇人》還是有點不同。”

馮先生表示，《俗世奇人》對他的誘惑不只是小說裡的市井百態和奇人奇事，更是一種極酷烈的地域氣質，一種不可抗拒的鄉土精神，一種特異的審美。“在這樣的小說中，人物的個性固然重要，但他們共同的集體的性格更為要緊。故我這些人物，不論男女、長幼、貧富、尊卑、雅俗、好壞，就是貓兒狗兒，也全都帶著此地生靈特有的稟性。比方，好勝、幽默、義氣、講理講面，等等，這種小說的審美別處何有？”

不單故事和人物這樣，小說的語言也如此。馮先生強調自己在《俗世奇人》的語言中要的不是天津味兒，而是天津勁兒，“也得強梁、爽利、逗哏、較勁、有滋有味才是。我別的小說從不這麼寫人物，也從不用這種語言。只要一動筆寫《俗世奇人》，這一套思路、勁頭、感覺和語言便全來了。這樣的寫作難道不上癮不過癮？”

一個人與一座城 探究知識分子對故土的責任

讓馮驥才先生如此上癮創作《俗世奇人》故事的源頭離不開他對天津的熱愛，天津作為馮驥才先生的故鄉，是其出生、成長、求學、戀愛、走上新時期文壇，以及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福地。他不僅在多部文學作品中傾心雕刻這座城市的時光與記憶，而且發起天津城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傳統村落保護等文化行動，同時還傾力在天津大學興辦人文教育，建立非遺學科。天津可以說是其一切思想與行動的發源地和集結地。正如教育家朱永新在祝賀影片裡所言，一個人與一座城真正建立聯絡，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為這座城市留下了一些讓後人不斷閱讀傳頌的作品，一種是為這座城市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當代中國能夠同時做到這兩者的大概也只有馮驥才先生。”

馮驥才以“深切”來形容自己與天津的感情，“我的一生都在天津。我從未離開過天津，天津對於我絕非僅僅是出生地和居住地。天津給了我生命的一切，人生的一切；我不會只是使用它，做它的過客。”

回首自己與天津這片土地非同一般的情緣，馮驥才先生說他的四部長篇小說和一百來部中短篇小說，寫的都是天津，“還有大量散文、隨筆、電視文學劇本。我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從天津開始，我保護了天津很多的歷史建築、歷史街區，五大道民園體育場、老城中心的鼓樓十字街、估衣街，太多了。我帶著我的團隊，給天津眾多的非遺做檔案，給傳承人做口述史，把一件一件的非遺送到了國家名錄。我一生中做過兩件比較長的工作。一個是在天津文聯，我幹了26年。一個是在天大，已有20年了。我來這兩個地方都有一個特點，都是先蓋了一座樓，再進去幹事。天津文聯的工作關係到一個城市文化的傳承、發展、提高。天津大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現代大學，能為這個城市的文化工作是幸福的。”

在馮驥才先生看來，只要你熱愛自己的城市，不需要別人去告訴你怎麼做，你自然想要為它做些什麼，“沒人讓我做，我自己想做。”談及和天津的深切關係，馮先生感慨萬千，“有一次我跟一些天津文化人在鼓樓那邊相聚，熱烘烘討論應該為天津做點什麼。聊完天，有人拿來一個大宣紙本子讓我寫幾個字，我乘興寫了一首《沽上歌》，算不上詩，就是四句動情的話：‘生我養我地，未了不了情，世上千般好，最美是天津。’”

馮先生表示，關於天津，還有很多有滋味、有意味的話題，比如一個知識分子跟自己土地的關係，還有跟土地、故土、故人、家園之間的一種情懷、生活、責任等，“我覺得這些是很大很深刻的話題，故而，我不希望簡單過一個80歲生日，穿著唐裝等著大夥兒都來拜壽。我希望這一天是一種研討，是一次思考，希望大家借我生日的平臺，思考一下我們每一個人和我們的城市的關係，想一想我們應該為它再做點什麼。我想給參加研討的學者們以啟發，當然也很想學者們能給我以啟發。最好的思想都是被啟發出來的。”

如果再給我20年 仍然會做文化遺產保護工作

研討會上首發的十卷本的《馮驥才文化遺產保護文庫》讓馮驥才先生說自己有一種“收穫的充實”，“260萬字，大概得有一二十斤重，我現在這個歲數搬起來都有點吃力了。這部書裡面沒有我的小說，都是文化遺產搶救的文字，裡頭卻放著我20多年的光陰，而且是我人生中最好的長長的20多年的時光。”

曾有人問馮驥才先生，如果人生重新再來一次的話，他還會不會把20多年的時光用於做文化遺產保護，還是否願意做這些在大江南北來回奔波、充滿艱辛，又沒有錢的事兒？“他問我是不是還會滿腔熱情地做這種事？說20多年的時間我至少可以寫10到20部長篇小說吧。我說，你把我們中華民族多元燦爛的，同時又在商業化、娛樂化的時代裡受到各種威脅、漸漸消亡的文化，和我自己的個人作品放在一起，比較一下哪個更重要？你一定會認為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更重要。那麼，如果再給我20年，我仍然會把這些時光放進去。所以我欽佩學苑出版社有這樣的眼光，知道《馮驥才文化遺產保護文庫》這部書的意義，知道這部書留下的不只是我個人，而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足跡，我們的思考，我們的先覺，我們的困難，我們的追求，我們的價值觀。所以他們幫助我出版了這部書，我深深感謝他們。”

中國作為全世界非遺體量最大的文明古國，在非遺保護實踐和理論研究上一直處於國際前沿。但因非遺學的學科體系尚未建成，非遺專業只能“繞道”其他一級學科招生，在非遺急需大量專業人才進行科學保護的當下，這無疑制約了中國非遺保護事業乃至文化事業的發展。天津大學於去年10月獲批設立全國首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學交叉學科碩士授權點，首批碩士研究生的入學，對於中國非遺事業意義重大，因此備受各界矚目。

馮驥才先生表示，自己感受到了來自天津大學的溫暖，“我在天大這些年做了很多事，比如非遺學科的設立。為什麼能做到？它自然離不開天大給我的支援。如果深究一下就會知道，支援不是輕易就能做到的，支援的後面是理解。精神上、思想上、理論上，只有他真正理解你要做什麼、為什麼，理解你做這件事情的必要性、重要性、深刻性，他的支援才是真正到位的強有力的支援，並使一件件事開花結果。所以說，理解是一種溫暖。”

深深感受到來自朋友、學生和家庭的溫暖

理解是一種溫暖，馮驥才先生說這份溫暖來自他的朋友、學生和家庭，“80年來我做的很多事，在一般的家庭可能不那麼容易。比如說我把自己的畫一批批賣掉換錢來支援民間文化遺產的搶救。一般人這樣做在家裡能聽不到一句異議嗎？我從來沒有聽到過，不但沒聽到，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還支援我，幫助我。這也是一種溫暖。人的溫暖主要來自家庭和社會。對於我，溫暖是雙倍地來自社會和家庭。”

雖然研討會開在年尾，但“春天”一詞本身就是個生命的隱喻，馮驥才先生80年來一直生活在生命力和創造力蓬勃旺盛的春天裡，他的朋友們對此很有感受。王蒙、韓美林、劉詩昆等近40位文藝界老友發來“雲祝福”，許多朋友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不敢相信他已80歲，因為這個如春天般溫暖、有力的人，是文壇的一棵常青樹，藝術創作仍然處於井噴狀態。王蒙感嘆他這位老弟“創作像春花一樣不斷地開放，繪畫像春天的風景一樣不斷地展現”。劉恆回憶起1980年代初自己抱著西瓜去看馮驥才先生的時候，得知他上午寫短篇、下午寫中篇、晚上寫長篇，非常吃驚，“一個人怎麼會有這麼旺盛的精力？”韓美林歡迎他加入“80後”的隊伍，還要拿著作品跟他比一比100歲的時候為中華民族做了多少貢獻。朋友們都希望他在未來的歲月中，猶如一棵不落葉的常青樹，奉獻出更多作品，締造人生更多的“春天”。

談及老友，馮先生滿臉幸福，“我跟他們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名流交往，他們都是我幾十年的老朋友。我認識王蒙的時候，我第一篇小說還沒發表。我認識王立平的時候，他的《紅樓夢》歌曲還沒有寫。那時是上世紀80年代吧，我們倆都40多歲，他是全國人大代表，我是全國政協委員。開會時，他經常穿著襯衫，戴著領帶，開著一輛舊車，從人大駐地開到政協駐地來找我聊天。他曾經打電話來，把他寫的《紅樓夢》歌曲唱給我聽，聽我的意見，當然也向我炫耀他心中的得意。我和韓美林之間的故事夠寫一本書，內容足夠感人。我寫他的一本口述史《煉獄·天堂》的英文版下個月在倫敦出版。因為這些朋友是真心的，所以譚利華才知道80歲的馮驥才需要什麼——需要博愛，需要一種博大的悲憫，需要力量，需要遼闊的視野，需要激情。所以他讓我再聽一次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今天，我仍然聽得熱血賁張、激情滿懷。這才是朋友。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的故事不是說了嗎，朋友是超過知己和知彼的，最高境界的朋友是知音。”

現在有兩件事情是必須要做的

馮驥才先生說自己80歲最大的感受就是沒有年齡感，“我不覺得自己80歲，我不知道我怎麼一下子就80歲了？”雖然沒有年齡感，但是緊迫感已經有了。“我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選擇我今後要做什麼。有兩件事情我是必須要做的。一個就是繼續美的創作，無論是文學還是繪畫，因為這是我的天職，也是我的天性。我說過，儲存葡萄最好的辦法是把葡萄釀成酒；儲存時間最好的辦法是把時間變為永存的詩篇。”

80歲以後，馮驥才先生會給文學留更多的時間，因為文學仍然是他最重要的事情。馮先生原本就是以作家的立場走向文化遺產保護，曾用文學的批評為文化遺產保護開路。從事文化遺產保護之後形成的文化視角，又促使他透過《俗世奇人》等作品自覺地書寫天津的文化個性。

然而就像華洋雜處的舊時天津，一半是老城，一半是租界，馮驥才先生其實也有兩套筆墨。他說，寫老城生活的這套筆墨已形成獨特的審美和語感，“但我的文學還欠著我另一半生活，那就是跟我自己和我所經歷的時代相關的生活。我要把我屬於這個時代的人生命運、對世界的看法、獨特的感受和審美，用另一套筆墨寫出來。”

重返文學並非放棄文化遺產保護事宜，馮先生說自己另外一件必須要做的事就是非遺學的學理研究和學科建設，“為了讓中華民族的文化能夠永久地、完好地儲存下去，我們要替國家、替社會、替文化的本身想各種辦法。”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馮驥才先生這匹拉著文學、繪畫、文化遺產保護、教育“四駕馬車”忘我奮蹄的“老馬”，在未來的時光，仍會紮根天津，放眼世界，奔走天下。 文/本報記者 張嘉 供圖/楊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