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是一個典型的終生反對者，他的一生總是遊離在權力的邊緣，細究陳獨秀的性情，有著“死磕不回頭”的英雄氣質。為了完成革命事業，一輩子死磕到底，本身就是一個痛苦到了極致的過程。無論成功還是失敗，他這一輩子總是清醒的被時代無情的邊緣化。

1915年夏，陳獨秀與眾多留日學生，因反對“二十一條”回國並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這是一本在日後彪炳史冊的雜誌，它的影響未必波及全國，但對於當時的青年學生，絕對有一種吊胃口的新鮮感。正是這本吊學生胃口的雜誌，成了流行校園的課餘讀物。陳獨秀也是藉此本雜誌，培養了一批批忠實的青年粉絲。陳獨秀自辦刊《青年雜誌》，不僅遭遇了賣不出去的窘境，還一度面臨暫停休刊的困境。剛開始辦雜誌，面臨最棘手的便是資金來源問題，這也是後來致使陳獨秀將雜誌社搬到北京大學的主要原因。最要命的困境，還是出版自由受到了嚴苛的法律限制。民國建立不久，法制不健全倒是其次，最為不堪的政令，還是各種政治勢力隨意的更改解釋法律條款。在這樣的尷尬環境下，這幾年的中國出版業發展，呈現一種負增長的趨勢。陳獨秀辦雜誌，倒不會因為這些原因而退縮，他那敏感的神經始終關注著中國最高層的政治動態。袁世凱及其後繼者，尊孔子、拜孔教、恢復帝制，無非是想恢復過去中央政府的絕對權威。這一切的舉動，都只是承襲皇權思想的固有觀念，與新生的民國總是那樣的格格不入。不過，對於陳獨秀而言，這些無疑都是一種倒行逆施，更是造成國民思想愚昧的根本。更為重要的還在於，他所看到了這一個新舊思想更替之際，批判舊思想與啟蒙新思想的必要。

1916年9月1日，因為與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青年雜誌》刊名雷同，第二卷便將雜誌更名為《新青年》。這是一次讀者群的精確定位，也預示了一個新青年新時代新思想新洗禮的到來。這一次被迫更名，不僅完成了調整編輯方針，而且也實現了作者隊伍的實質性突破。《青年雜誌》新增一個“新”字，與陳獨秀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內容名實相符。陳獨秀號召，新一代青年，做一個名副其實的“新青年”。他提出了著名的“新青年”標準，“青年何為而云新青年乎？以別夫舊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舊之別安在？自年齡言之，新舊青年固無以異；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與舊青年，固有絕對之鴻溝，是不可不指陳其大別，以促吾青年之警覺。慎勿以年齡在青年時代，遂妄自以為取得新青年之資格也”不可否認，《新青年》創刊一年多，只是一個寂寂無名的小刊物。到了1917年，這個小刊物抓住了一個歷史機遇，搖身一變成了中國最高學府的代表性刊物。在蔡元培的舉薦下，陳獨秀被教育部任命為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新青年》也跟隨著陳獨秀北上，最終改變了雜誌銷量的不堪困境。伴隨著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的作家實力與粉絲量，也是瘋狂式的暴漲。《新青年》前二卷由陳獨秀“主撰”，其他作者只是侷限於陳氏個人的朋友圈。但到了第三卷，北大學界大咖群星的加盟，引起了更多知識分子的關注。就這樣，《新青年》的銷量從1000份暴漲到了最高15000多份，經濟與社會效益的雙豐收，一躍成了當時最暢銷的知名雜誌。不可否認，這樣的成功運營，在於陳獨秀抓住了新媒體的實體依傍原則，在於《新青年》打破人際紐帶徹底實現價值認同的編輯原則。

其實，《新青年》之所以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還在於打造自己特有的“新文化品牌”。它將自身定位為“青年雜誌”，面向青年與引導青年，立足點又在一個“新”字。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不重視青少年的傳統，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開始改變了對青少年的認知。同樣，陳獨秀在“青年”前面加一個“新”字，就是徹底顛覆傳統價值。在一個新舊思想交替的時代，它的辦刊目的承擔起了啟蒙新青年的新時代責任。就這樣，陳獨秀等人依託《新青年》，順勢而為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這是一個旨在批判舊文化與喚醒廣大青年之間，展開的新文化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