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文明皆起源於大江大河，古老的黃河孕育了偉大的華夏文明。在浩瀚的五千年曆史長河中，黃河是如何孕育了華夏文明成為很多文人學者心中不斷追問的命題。《三聯生活週刊》近日發表邢海洋署名文章，帶領讀者沿著作者的足跡，共同探究這一答案。

文章轉載如下：

在北京能否看到黃河？在遠離黃河出海口的江蘇省，能否感受到黃河的存在？當我把這些和黃河相距甚遠的地方生拉硬扯進黃河的話題的時候，你是否覺得是痴人說夢？

黃河現在的出海口在山東的東營，每年因泥沙沉降下來，渤海灣裡會新生出3萬畝的土地。黃河三角洲溝汊縱橫，這裡的人民或養殖海產或捕撈魚蝦，新生的黃河土地給山東人民帶來了富庶的生活。他們的生計看似是祖傳的，可167年前，1855年銅瓦廂決口改道之前，黃河是繞到山東丘陵的另一邊奪淮入海的。

看衛星地圖，那種小比例尺的圖片，把整個東部海岸線裝進去的地圖，你一定會和我有同樣的疑惑，從山東半島向南一直到舟山群島，沿岸的海水都是濁泥的顏色。北方的海和南方的清澈蔚藍大有不同，這裡是泥質海岸，流入大海的河水夾帶著細顆粒的泥沙，南北方的海的不同是寫在基因裡的。

盯著地圖看，還有另一個發現，江蘇的海岸線居然是平直的，彷彿是用尺子畫出來的。除了江蘇，別處的海岸線可都是像鋸齒一樣，海水和陸地有進有退，錯落參差在太平洋和歐亞大陸的交界處。

原因也不難理解，自從1855年黃河北流，昔日的出海口早就沒有泥土到來。這裡的突出來的河口，塑造地貌的力量由河口堆沙轉變為主要來自海浪侵蝕，海浪的作用是削峰填谷，突出的地方被侵蝕，凹進去的地方則被填滿，又因為這裡是泥質海岸，最容易被塑造，於是有了今天我們看到的平直的海岸線。江蘇是中國最平的省份，不只海岸線平，土地也地勢低平，就和黃河輸送的泥沙有關係。淤泥海岸不利於旅遊度假，但泥沼海灘營養物質豐富，是海洋生物的天堂，也吸引了鳥類在這裡流連忘返。

▲近日，受強降溫天氣影響，位於陝西延安的黃河壺口瀑布今冬首次出現流凌現象。圖為12月11日拍攝的壺口瀑布。（圖片來自中新社）

回到北京與黃河的關係，北京離黃河的直線距離最少也得有300公里，北京怎麼可能看到黃河？可歷史上的黃河最北的出海口不是現在的東營墾利區，而是現在的天津，海河水系也曾經是黃河水系的一部分。北京向南行，如今建設得如火如荼的雄安新區就處於昔日的黃河邊上。白洋淀，這片華北地區最大的水域就曾經緊貼著黃河的河道。黃河水本來沿著太行山腳下一路北上，在此折向了東方入海。這個意義上，因為穩坐太行山山腳，北京憑著50餘米的高海拔，似乎和黃河沒有多少干係，可北京的出海口天津就是黃河堆積出來的，沒有黃河的泥沙搬運，我們很可能過了通州就會看見海了。

隨著我沿著黃河的行走，在古河道所在的雄安新區，在現在的“懸河”最險的開封，在黃河“幾”字彎的最後一彎山西永濟、芮城，越來越多的直觀感受帶給我視覺衝擊和頭腦風暴，幫助我勾勒出華北平原過去長成什麼樣子；黃河決口的地方為什麼多發生在開封下游幾十公里的範圍內；鄭州何以成為古代最重要的地理樞紐；洛陽與西安，黃河中游的兩座城市何以在春秋戰國後崛起；而黃河兩大支流汾河與渭河谷地則是華夏文明崛起的桃花源一樣的存在。先民們先在風調雨順的黃河支流的土地上磨鍊出本領，加持了改造自然的技術，繼而出山走向中原，圍繞著黃河施起了拳腳。而我們國家的組織形式，也因為有了黃河而變成了獨特的形態。

簡而言之，世界古文明起源於大江大河，黃河又太過獨特，平均而言每立方米的黃河水含有泥沙37。8公斤，每年挾帶16億噸泥沙。一河渾水，季節性氾濫，在中西部有高山束縛還頗為穩定，一旦出山，就肆意漫流，現在出山口以洛陽為中心、開封為邊緣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衝擊扇，繼而黃河水撞上了山東丘陵，又在丘陵的裙地上鋪蓋了厚厚的泥沙，黃河向北向南躲過丘陵奔流入海，一次次改道堆積出了條帶狀的崗地，放射狀伸向大海。如果我們以一個更廣博的視角俯瞰整個華北大地，則整個華北大平原猶如黃河沖積扇與三角洲的結合體。理解了這一扇形的地理框架，隋唐大運河順勢而為的河流走向以及後來的元朝南北大運河穿越魯西分水嶺的艱難，就容易理解了。

在人類下游築堤前黃河並不是現在這個樣子，沖積扇與三角洲的結合，黃河不會是一條幹流入海，它會分成多股，它還會更曲折，在下游留下大大小小的溼地湖泊。可以想見的是，彼時華北大平原上黃河、沼澤和湖泊編織成水網。因為沒有人類的開墾和影響，水岸邊森林灌叢密佈，整個華北是一片完整連片的大綠毯。

漢學家伊懋可在他那本中國環境史的定鼎之作《大象的退卻》中描述的情景是，在4000年前，大象還出沒於後來成為北京的東北部地區，然而在公元前1000年開始後不久，大象在淮河以北已經無法越冬了。這一時期天氣開始變冷，可即使天氣有所變暖的時候大象也沒有回到北方，還是意味著北方的生態環境發生了變化。那個時期對應的是商代，商人出現在華北平原，並在城邑周圍砍伐森林，墾殖土地。人類與大象對資源的爭奪激烈起來。

時間再向上倒推，北大教授、歷史學家辛德勇在他的《黃河史話》中提到這樣一個事實，當今河北與山東省的大平原，也就是黃河及其古道所流經的廣大區域，存在著新石器時期遺址的空白區域。新石器時期是第四紀冰期以後人類從舊石器走出，開始向文明轉化的時期，這個時候人類馴化動植物，開始了定居生活，從茹毛飲血的蠻荒狀態向著文明快步發展。可與現在這裡熙來攘往的景象不同，在廣闊的華北大平原上人類的遺存處於缺失狀態，這是否和黃河的特徵有關呢？要知道古代的文明多發源於大江大河之畔，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兩河文明、古埃及尼羅河文明和印度的恆河文明都發源於河流。當然黃河文明也是以黃河為滋養的，但最初並未出現在黃河的下游。

夏商周三代的地理輪廓，按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說法，“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幾十年來有關夏商周的重要考古發現，也證明了夏商周三代和河洛之間的密切關係。所謂河洛，指黃河與洛水兩河之間的地區，以洛陽盆地為中心，西到潼關、華陰，東至鄭州、開封，涵蓋了今河南西部與晉南一片並不廣大的區域。黃河“幾”字彎最後一灣之後一路向東，穿越了三門峽，在今天的小浪底水庫出山，但北面又受到了太行山、南面受到伏牛山的束縛，在一個南北幾十公里寬的喇叭口狀的谷地內流淌，到了鄭州城西北角的桃花峪花園口正式出山，這裡也是黃河中游和下游的分界點。自此，黃河開始了“擺動”狀態的流淌。夏商周三代的先民們選擇在此地生活，王畿定於此地，顯然不是巧合。

我們耳熟能詳的幾座商代城邑，鄭州商城、安陽殷墟和鶴壁朝歌，都處在黃河下游的出山口上，昭示著這裡是上古人類走向大平原的跳板。

▲7月5日，河南三門峽水利樞紐調水調沙正在進行。（圖片來自中新社）

我的行走，更多的是把目光聚焦在人類堆砌黃河河岸之前，以現代的眼光追尋先民的足跡，看他們如何先是躲避著下游的大平原河湖泥沼和惡劣的天氣，如何在中游相對溫和的自然環境中科技創新、培養出組織協調能力，繼而向下遊進發，墾殖了每一寸豐饒的土地。

關於中華農耕文明的黃土起源說，代表性學者是何炳棣先生，在《黃土與中國農業起源》中，他利用了地理學、考古學、生物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成果，對中國北方農耕文明起源於黃土高原予以論證。兩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可以說是氾濫河流河漫灘上孕育發展起來的，而黃土高原上黃土臺地地勢高，農業起源與氾濫平原無關；耐旱的粟與黍和中亞作物系統也是迥異的。黃土環境塑造的華北村落定居農業生產生活模式，不同於兩河流域和古埃及的河流漫灘上的耕作。既然黃土高原上的古文明並不依賴河流泛濫帶來的肥沃土壤，那它還能稱之為大河文明嗎？

當然這也只有靠走訪我才能有感性的認知。而這種認知是不需要像在華北大平原上，面對著麥浪滾滾和望不到邊的玉米地青紗帳想象河湖沼澤的古代環境的。從北京向西，走不了多遠，一條黛色的大山橫亙於前，這就是太行山。俗話說八百里太行山，其實太行山遠不止800裡縱向長度。太行山綿延不絕，對生活在大平原上的人們是巍峨靠山一樣的存在，它雖然阻擋不住來自遙遠的西北的冷空氣，卻把大風夾帶的最後的一部分沙塵阻擋住了。穿過莽莽太行山，山的西面即是茫茫的黃土世界。

我們知道土壤的肥力在於土壤的腐殖質，腐殖質也就是枯枝爛葉腐敗後的有機質，是黑色的，所以所有土壤中黑土最有營養，褐色是黑土和黃色沙子與塵土的混合色，其營養含量就比黑色土差上一截，但褐色土總比黃土更有營養。黃土僅憑它的顏色，也算不得是肥沃的土壤。

既然黃土相對貧瘠，它又如何支撐起中華文明的起源？原始農業，農人不懂施肥，而土地的肥力因耕作而遞減，在當時土廣人稀的條件下，農人隨時都得實行休耕，也就是“刀耕火種”，

可黃土是風吹來的，一層層地疊羅漢式的堆積起來的，這就意味著每一層都儲存有當時生長的動植物腐殖質，經年累月後腐殖質分解了，礦物質儲存下來。黃土的一個重要的物理特點是土質疏鬆，縱向發育有眾多的毛細管，毛細管可以把土壤底層的營養物質經由“毛細現象”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土壤表層。黃土既有“自我加肥”的效能，先民們找到了一片”息壤“。

我們的考古界透過百年來的發掘與研究，證明了這片土地上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這萬年和5000年之間，尤其是5000年前文化向著文明轉化期間，人類趨於更集中地居住，圍繞農耕定居生活，其間一定飽受海平面上升、洪水氾濫乃至颱風像高壓水槍”掃射”中華大地之苦。我們這片土地上孕育出文明，先民們既要趨利避害，也需鬥智鬥勇，真是很艱辛的過程。我聯想起了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陶淵明設定的避世佳境，是從一個狹窄的通道里側身而入的，裡面是燦若仙境的別有洞天之地。如果要在中國大地上找尋這樣一個理想的休養生息的地方，會在哪裡？

在華夏大地第二級臺階與第一級臺階，也就是山地與大平原的交匯線上，我順著黃河衝出的峽谷來到了山後的汾渭盆地，黃河第一大支流渭河和第四大支流汾河沖積出的一片沃野。遠在3000萬年到2500萬年前，喜馬拉雅運動作用下，這裡的地殼斷開，形成了長達1000餘公里的汾渭大裂谷，山西地勢兩邊高中間低，所謂“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呂梁”，水流侵蝕兩邊山上的土壤堆積在河谷間，串珠式的盆地因之土壤肥沃。千百萬年的地質構造運動，給生活在其上面的人們準備了水深土厚的宜居之地。

蘇秉琦先生提出了在學界有廣泛影響的滿天星斗說，中國文明如漫天繁星般出現，由各地文化共同孕育而出。嚴文明先生又提出了重瓣花朵說，認為中國史前文化有核心又多元，史前文化空間關係存在不平等的差序格局，即“中國史前文化是一種分層次的向心結構”，“中原文化區是花心”。

套用重瓣花朵說，我想，在華夏文明萌發的過程中，山東地區、中原地區、長城地帶、遼西地區、甘青地區、長江流域，各區域文明鮮花盛開，花瓣飽滿鮮豔，古人似乎有著無限可能性，可人口一多，選址就會是難題。文明的怒放，需一大片肥沃又避險的土地。汾渭盆地，我想，正是大自然給華夏兒女準備的一座桃花源。正是在這裡，伯益發明瞭鑿井技術，奚仲發明了車，儀狄首創了糧食釀酒，堯舜禹展示了讓人歎服的領導力，那可真是一個技術飛躍的偉大時代，古人的能力有了巨大的飛躍。

後來古人有了更強的能力，學會冶煉金屬，還有了複雜的社會組織形式，能夠徵集調動大隊的勞力了，他們就漸漸地從被太行山和秦嶺保護的桃花源遷徙了出去，去沐浴中原更廣大的土地上的風雨了。

大河東流去，中華民族的命運自此和黃河綁束在一起。（完）

作者/邢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