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形象的特徵是什麼

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文學象徵：文學形象塑造的——一大奧秘，

文學形象塑造的一大奧秘，可說即是將個別與一般、具體與抽象相互統一，用以概括生活、啟迪心靈；然而根據其中個別與一般、具體與抽象之間結合的具體方式，文學形象或許又可細分為具象與喻象兩類，或謂典型體現模式與象徵（暗示、隱喻）體現模式兩種。前者重個別性、具體性，以個別性、具體性直接擁有和體現著一般性與抽象性，後者重一般性、抽象性，以個別性、具體性間接對應和暗示著一般性、抽象性。典型化的方式偏重於對事物在特定時空範圍的特定意蘊的把握，揭示與表現事物的較具體的當下的意義；象徵化的方式則不再為這種特定時空限制而力求在更普泛時空的自由狀態裡揭示生活的意義。

從我國文學發展的綿長曆史上看，所謂直陳（直尋、史筆、徵實等）與曲筆（象徵、寓言、蹈虛等）這兩類非常基本的、相對應的藝術方式如同矛盾的兩個方面一樣一直共存著。在各個文體領域都具有這兩類方式的分野，小說和詩歌也不例外。兩千多年來，由於古代中國的社會結構、文化傳統和審美觀念的高度穩定性，文學的象徵方式雖然一直在變遷著，然似缺少突破性的開拓。受外國文學影響，五四以後到50年代這30年左右的時間，是現代文學史上象徵方式的黃金時期。約從80年代初起，中國大地湧起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隨之形成了當代文學的象徵高潮。較之古代，近現代中國的文學象徵有了更迅猛的發展。

總體而言，中國文學特別古典文學作品往往暗含著天人合一的理念。天人合一是我國傳統文化和哲學的基本梢神，也成為中國文學描寫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眾多作品都力圖表現小宇宙與大宇宙的和諧。思想史家成中英教授曾將中國這種傳統思維方式概括為“和諧化的辯證法”，認為其特重整體與和諧。成中英說，在中國人看來，和諧乃是實在界的基本狀態和構成；而衝突則不隸屬於實在界，它不過是一種不自然的失序和失衡，是沒有永久意義的。而這種辯證觀念之所以形成，乃在於中國人對世界本性的獨特認證。這是一種本源於農耕經驗基礎上的世界觀。世代的農耕實踐教人認定“生生”乃是天地的“大德”，認定雖然世界充滿著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發展傾向，但它們終究會統合為一個有機的統一體，“和”才是世界的終極歸趣。這也是中國文學象徵世界的一個鮮明特徵。

在象徵藝術世界中寄寓一代代人對人生價值、特別對社會、政治理想的追求，以及追求失敗後的苦悶、仿徨，和真真假假的徹悟、超脫，是中國文學象徵世界的又一鮮明特徵。這與中國古典文學如創作隊伍以“學而優則仕”計程車大夫文人為主有關，中國文學因之而高度士大夫化了。

中國文學象徵世界還有一個鮮明特徵是，格外喜愛和善於營建、運用和傳承意象，古詩尤然。通常，意象可以進行二元劃分，即主體的“意”與客體的“象”；“象”既為意象中之“象”，就不再是獨立於現實的客體，而帶有先在的與不斷匯人的主體情志在其中，即成了“意象”，故“意象”亦可簡稱為“象”；而所謂作品結構也不過是一種較大的、較系統的意象或象罷了。一些深具概括力的意象涵義很突出，在特定本文中除能反映作者個別的遭際與情思之外，甚而更傳達出了某個階層、階級甚或時代、民族、人類的心聲，凝結並傳揚著某些潛在的文化精神和人性訴求，隱含了某種深刻的文化框架，從而構造了成功的象徵形象。

比之豐富多元的現當代文學象徵，古典文學象徵似更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形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除了古典文化有著特重的倫理化、政治化傾向外，主要在於古典文學的創作是非常重視繼承的，遠甚於獨創；古典時代對待經典如同對待不可跨越的極峰。早自鍾嶸《詩品》那裡就已開風氣之先，後人講起作詩為文之法，也幾乎無不主張以《三百篇）、漢魏詩為本，以六經、《史記》、《漢書》為宗。而這裡為人慣道的“憲章”、“踵武”，物件首先是前代作品中的意象。六朝至唐宋以降，各種類書與箋註叢生並起，使意象的傳承日益全面和有效，一方面便利了文學的創作與接受，一方面又將作者與讀者的創造力限定在既有的範圍，於是古人在文學的個性很大程度上不免消泯在共性中。但無論如何，憑藉著意象，古人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文學符號系統包括文學象徵系統；但由於社會生活不斷的、巨大的滄桑變換，某些在特定情勢中具有象徵意義的事物和形象，漸漸為後世所不甚理解。因此，相當多作品的象徵含義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尚有待闡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