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墨傳奇講的誰和誰的故事?() 魯班和墨子

距今2000多年的諸子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我們就曾誕生墨子和魯班兩位世界級工匠。

“工匠精神”本無須假西人言語來定義，若循其本，回到魯班墨子的時代，考其根脈，溯其源流，自可顯明國史上此一本土化、本色化的“工匠精神”——即“班墨精神”，不假外求。

班墨兩位巨匠對“術用”的態度

有趣之處在於，“班墨精神”乃是透過魯班和墨子這兩位不世巨匠之間的數次較量中得到全面彰顯，透過傳世文獻《墨子》、《韓非》等，後人幾可辨識墨子和魯班對“匠道”的不同理解。

《墨子·公輸》記載墨子“止楚攻宋”的偉大事蹟，是為班墨第一次鬥法。技藝高超的魯班為楚王制造了在戰國時期堪稱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攻城雲梯，製成之後將要用來攻打小國宋。和平主義者墨子聽聞這個訊息，裂裳裹足行十日十夜到達郢都見魯班，希望勸說楚國罷兵以免生靈塗炭，“公輸盤（即魯班）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魯，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

魯班將他引見給楚王。墨子繼以雄辯折服楚王，楚王仍然迷信攻城雲梯的武力，不肯罷兵，“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墨子和魯班在楚王面前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兵棋推演，“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魯班在招式被墨子一一破解後起了殺意，未曾想到墨子門徒三百人已持墨子的守城器械在宋國城牆上嚴陣以待，萬般無奈下只能罷兵，“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這是一場以血肉之軀對抗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超級大國的不對稱戰爭，“止楚攻宋”所宣揚的積極非攻、永續和平、絕不承諾放棄武力的和平主義精神，即便是放在世界文明歷史的視域下，對當下人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這場刀光劍影的“一個人的戰爭”，除彰顯墨子個人的道義人格以及智謀格局外，亦展現了班墨兩位巨匠對“術用”的態度。

班墨超絕的工藝技術不須多言，墨子即便在郢勝過魯班一籌亦可能是僥倖。二人迥異之處即在“術用”之外的人道主義關懷。在班墨二人攻防回合中，魯班首言“吾義固不殺人”，墨子以“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義不殺少殺眾，不可謂知類”破解之；楚王繼以雲梯造成必取宋來推託，墨子又以沙盤推演折服之；魯班又以“定點清除”“斬首行動”來脅迫，墨子則以門徒早有預備迴應之。

我們可以看到，“攻宋”之所以能成行，是建立在擁有稱霸決心的楚王和擁有超絕匠術的魯班的合謀的基礎上；楚王想要利用魯班的匠術來吞併宋國，魯班亦欲透過楚王的支援來滿足其虛榮。墨子則相反，其術不遜於魯班，卻不事攻戰，僅止於守禦。與魯班相比，其在匠術之外更有人性的光輝和人道主義關懷。班墨這一回合的交鋒，墨子完勝魯班。

類似例子見《墨子·魯問》。魯班為楚國製造鉤、鑲等舟戰之器，楚國水軍依此擊敗越國水軍。魯班善其巧，向墨子炫耀武力，“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墨子迴應到，我以仁義做鉤，以恭敬來推拒。如此就能兼相愛交相利。你用鉤來阻止人，別人也會用來鉤阻止你；你用鑲來推拒人，別人也會用鑲來推拒你，這是交相惡別相害，所以“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

墨家為了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可謂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真正做到了摩頂放踵、劍及履及。“視人之國若視己國，視人之家若視己家，視人之身若視己身”（《墨子·兼愛》）的墨子沒有將自己及學派定位成匠術包工頭或僱傭兵集團，在諸侯爭相延攬善巧之士以助攻戰的戰國時代，他們致力於奠定文明秩序和輸出組織資源。器物技藝，能利人能害人；術用之外，尚有大道人道；技術本身，並非萬惡之源。

魯班超絕匠術之所以淪為一純粹工具理性的死體，乃因缺乏人道主義的光與熱以及人性的潤滑，墨子及其門徒所不取。亦因此魯班的歷史成就止步於“木匠祖師”，而墨子則為國史之“科聖”與“完人”。

對匠術應用性的價值判斷

“班墨之爭”還涉及二位巨匠對匠術應用性的價值判斷。《墨子·魯問》記載了班墨二家的另一次鬥法：“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匠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功，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魯班用竹木製成能飛三日不下的木鳥並以為至巧，墨子卻認為木鳥的功用不若能任五十石重的車軸銷子。

墨子對木鳥這一工巧機械做實用主義的價值判斷，認定有利於人的可稱作精巧，不利於人的就叫作拙劣，雖不能謂大有問題，但也極容易推展至實踐壓倒理論，致用壓倒審美，效能壓倒興趣的極端境地。

《韓非·外儲說》載：“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輗，拙為鳶”，可見墨子並非在工巧方面不如魯班，才以實用性來作遮掩；恰恰相反墨子在工巧方面擁有不遜於魯班的能力，其對匠術的路徑取捨乃是基於“志功為辨”精神所作的主動決斷。

後來荀子闢墨的論據之一“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也措意於批評墨子沉迷致用不識文教精神之失。身處戰火紛飛民不聊生的戰國時代，墨家據其基層手工業者的階級立場，自然傾向凡事務求於對平民有用，至滿足日常溫飽即止的資源最佳配置方案，無法顧及更多審美上的、精神上的文化附加值新增，限制了墨家在技藝進取方面的想象力空間。“墨學十論”中的幾個核心主張，如“節用”、“節葬”、“非樂”等亦是對此一價值取向的顯明。

班墨這一回合的交鋒，墨子似乎並不占上峰。須知愛因斯坦不特為了發明原子彈而發明量子物理，想象力和審美情趣總應先行於應用技術一步，社會才會發展。對木鳥和車銷的價值取捨，代表了兩種風格迥異的匠術傾向。過往常言國人普遍急功近利於速食快餐主義式的學問或工藝，耐不住性子鑽研非即時性的理論科學；或曰國人沉迷應用倫理而不熱衷抽象倫理，導致“生活哲學”，尤其“思辨理性”特別淡弱。其中諸多問題似乎都溯回“班墨之爭”上找答案。由是觀之，科學主義在中國歷史上走了一條歧路，似乎又不能完全歸罪於儒家思想的轄制了。

“班墨之爭”給予後世無限的遐想。2000多年前發生在古代中國的這場“工匠內戰”，幾可目為而今坊間關於“工匠精神”、“科學主義”等議題諸多辯難的預演與預言。新時代的工匠，自應兼具魯班的精湛技藝和審美志趣，以及墨子講求效用的實踐精神與充滿光熱的人道主義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