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以後，洋務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展開十年了，已經由“求強”階段過渡到“求富”階段，正當洋務運動積極引進西方科技，中國逐漸富強，眼看就要站起來時，一場奇災席捲而來，幾乎將中國毀滅。這場奇災令清政府措手不及，當時清政府財政非常困難。

年僅四歲的光緒帝茫然地看著跪在大殿的朝臣，他聽不懂他們口中深奧的詞語，也不知道這場災難對於清朝是多麼危險的事情。

在一九七五年，北方農民已經發現降水量在減少，不過他們心情樂觀，認為明年就好了。各地官員忙著內鬥和發財，沒心思管農民的事，也沒對災情做出預警和防護，比如儲水、存糧等，結果災情來臨，中國一片末日慌亂。

大旱持續了四年，受災地區有山西、河南、陝西、直隸（今河北）、山東等北方五省，波及蘇北、皖北、川北地區，可怕的旱情讓農田絕收，餓死的人越來越多，“白骨盈野”，幾個市幾乎成了空城。

在災情剛發生的時候，人們用各種方式祈求禱告，希望天神能夠降雨，山東某縣知縣以為自己治縣不力，竟親自戴上枷鎖和腳鐐，從官府一路跪到神廟叩頭求雨，沿途百姓紛紛下跪求雨。

求著求著，大家膝蓋跪破了，腿跪壞了，身體也垮了，嗓子也冒煙了，一天天過去了，始終沒見一滴雨，莊稼在地裡絕望地喘息著，拼盡全力想看這個世界最後一眼。然而災情並沒好轉，北方有上千萬人因飢餓而死去，一億人受災，河南山東的災民瘋狂地湧向其他城市，沿途乞討。

在山西，越來越多的村莊和家庭在災難中蕩然無存，瘦弱的饑民沒有站起來的力氣，當時的情形是，既無可食之肉，也沒有割其他人的肉吃的力氣。

很多壯年的饑民，在可以領食物吃的路上，竟然倒地而死，手裡的碗還在用最後的力氣舉著，想要獲得食物，但卻連吃的力氣都沒有了。

更可怕的是，一場瘟疫席捲而來，因為沒有吃的，大家抵抗力都特別差，河南省十人九病，山西省死亡率竟達到百分之七十。

一八七九年，山西省大旱如故，但直魯和陝甘地區已經開始降雨，雖然是很小的雨，然而也足夠讓河床重新有細流，乾涸的土地開始滋潤，枯木也泛起了綠意。

倖存的百姓以為獲得一線生機，開始重建家園，結果一場更大的災難來了，地震。地震先在甘肅發生，後來波及到其他地區，這場地震達八級，烈度十一級，災難的嚴重程度可謂空前絕後。

瘟疫和地震將“丁戊奇災”推到慘絕人寰的程度，受災人數達一億八千萬到兩億三千萬，人數佔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二。

清朝官員提起這場災難，說是“大清二百三十餘年未見之慘悽，未聞之悲痛。”

在這場曠世奇災中也有比較感人的事件，那是南方士紳和百姓對北方的援助。江南計程車紳們在丁戊奇災之際，親自前往河南救災。他們在路途中救助無數百姓，也親眼看到在災荒中人性的淪喪。婦女為了生存，竟然將小孩丟在路邊，任他大哭。

江南士紳和清朝官員提出“保嬰政策”，他們不希望有兒童在災荒中被遺棄，他們的行為體現了人性中的善。

丁戊奇災的救濟主要靠民間而不是清政府，因為清政府沒錢了。值得一提的是，外國傳教士也在積極賑災，但是被河南人民抵制了，他們在山東部分地區賑災取得成功。

南方各界積極捐款，主要用於開“粥廠”賑濟災民，是大清國收容災民的主要方式，目的十分明確，一是“救死”，二是“防流”，而且放流比救死重要，“救死”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流”。

南方士紳還積極救助兒童，他們將所見災情繪製成圖，比如《河南奇荒鐵淚圖》，在南方大量印刷，讓更多人關注北方災情。各地的助賑局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值得一提的是，南方士紳慷慨解囊，錢糧用處透明，不私吞公款，而北方清朝官員卻侵吞賑濟糧款，相比之下，人性優劣頗見分明。

由於南方士紳的義舉，讓很多北方人活命，三十萬人因此得救，因此我們不得不說，在人性泯滅的黑暗時代，仍然有良知之光，照耀著中國。

在理解中國近代史變遷時，我們也要從江南視角中理解這場災荒，南方並不僅僅是義賑，也有護住鄉土的傳統思想，因為如果不賑濟北方，很多難民就會湧入江南，對江南本土的經濟將會是一個很大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