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想空間是什麼

金元浦

編者按：曾經在全球十分火熱的“文化研究”是否即將銷聲匿跡、“壽終正寢”，或者還有一個輝煌的未來？這是國際學術界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對此，金元浦在翻譯《文化研究的未來》一書時透過整合與辨析了眾多學者的觀點，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路。

壹 文化研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文化研究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中斯圖亞特·霍爾回顧了文化研究的過去，他認為，文化研究早期的研究與社會學理論聯絡相對緊密，與哲學的結合並不多，對法蘭克福學派的認識也不夠深入。直到後來看到霍克海默、阿爾都塞的書後，文化研究才與哲學相遇，認識到文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的嚴肅性。缺失哲學既是早期文化研究中心的不足，又是一件好事：躲過了理論空談。

在具體的文化研究中，社會學的理論使霍爾認識到，任何社會行為都是由意義來作為媒介的，任何社會行為都會涉及文化觀念。在對流行文化的研究中，他認為可以分為這樣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主要指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的早期，文化研究主要關注電影和音樂，但僅限於對作品好壞的認識；第二階段，則更深一步，一方面加深了對高度商業化的、高科技的、以市場為主導的文化產業的認識，給予了文化產業更多的支援和讚賞。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又借鑑了結構主義，關注流行文化的敘事方式。

面對未來，霍爾認為，文化研究的不確定性正在不斷增加。

在多元文化的語境中，人的身份變得越來越不固定，多元文化相互交織，使身份認同的概念被弱化。因此，需要讓文化研究適應現實發展的形勢，向更深入更具變化性的內容發掘。

於是問題回到原點：我們為什麼要進行“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要做什麼，能做什麼？漢諾•哈特的《文化研究——何為？》則集中於文化研究的立足點及文化研究的歸宿加以討論。他發現，在“學校為工作”的大學模式裡，文化研究處於逐漸被一些以服務於商業、就業為目的職業課程所排擠的窘境。

文化研究的危機不是來自於傳統學科的排斥，而是來自於全社會的非文化非理論的功利主義訴求。

對此，哈特可以“求之於內”，寄希望於文化研究者自身。他認為，文化研究的興衰實際上決定於其研究者的研究水平，研究者是否能生成與社會相關的、帶有政治性的重要知識，以及研究者在投入研究和教學時，是否有服務於大眾的意識和責任感。文化研究不能滿足於描述性的披露真相，更提供一種解決方案來扭轉社會生活中的不良傾向。哈特強調，在媒介成為一種知識構架方式的今天，文化研究應該將自己變成一種媒介，變為一種認識世界的、替代性的方法，並運用一種批判性的教學法，獨立的參與到教育當中。

勞倫斯·格羅斯伯格強調，以一種特定的形式出現的文化研究是對特定地理—歷史形勢（geo-historical conjuncture）的反應。但是，當形勢已明顯發生改變，而文化研究陳舊的形式所凝固的“中心”卻限制著文化研究自身的能力，使其不能更好地來理解可能的未來到底“怎麼了”，不能理解政治控制或文化衝突的現實性及可能性。格羅斯伯格認為，可以將目前的形勢理解為對自由現代性的反抗，它同時來自於左翼和右翼，以及嘗試形塑一種可選擇的現代性作為未來。格羅斯伯格提出，如果文化研究想要對這種形勢作出迴應，它就必須對文化研究的一些路徑進行自我反思。

無疑，文化的發展處在變化中，文化研究自然也必須處在變化中。斯科特·拉什認為，後霸權時代的權力，這是變化中的文化研究面臨的最大變化。後霸權時代的權力，已經從外延性的、自外向內的運轉變成內涵性的、開始自內而外地發生作用，它是透過“創造”的文化邏輯來執行的，因此它是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的長時期的產物。

後霸權時代，政治的關鍵是本體論的。它不再只是對於這種抽象權力的抵抗場所，同時已成為統治自身的工具。此時，第二種形式的權力，即“力量”（Potentia或 puissance）已經出現並走向前臺。在後霸權的文化研究中，創造的概念（performing the exceptional”）開始替代“抵抗”，力量（Potentia或 puissance）則更多地透過生命（life）而不是機械論來執行。

原有霸權秩序的二元論不再，象徵性、偶象式的霸權瓦解。現在的統治是經由交流實現的，交流不是高高在上，甚至是作為規訓權力存在。後霸權文化研究較少關注社會階級，也不關心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更多地指向藝術、科學、技術。但是，近幾十年來社會現實日趨惡化，尤其是在全球化層面上，不平等現象和階級差距日益增多，文化研究應該大力關注這些現象，強化對現實政治的關注和對弱勢群體的關愛。

貳

文化研究語境中的媒介景觀

道格拉斯·凱爾納的《媒介景觀與媒介事件：一種批判性的反思》探討當代文化研究中最火爆的媒介現象：媒介景觀與媒介事件。媒介景觀指的是以科技為媒介的事件，以及使這些事件景觀化的方式，這成為當下媒體越來越多使用的方式。凱爾納在使用“媒介景觀”這一術語時，主要側重於由科技構建而成的媒介產品的各種形式。除此之外，與壓倒性的霸權式景觀不同，凱爾納更注重景觀話語中蘊藏的矛盾和變化，

景觀是一個話語“衝突”與“鬥爭”的場所，各種觀點都利用景觀來迎合他們各自的興趣。

媒介景觀與媒介事件聯絡，由事件可以形成景觀。媒介景觀可以體現當代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和主要的社會矛盾，成為一個充滿著衝突的場域。

凱爾納認為，景觀存在著不同的層次和型別，如恐怖景觀、災難景觀、媒介盛事景觀（如奧斯卡獎和體育景觀），其中有從數量和性質上被界定的超級景觀。超級景觀中又可能包含商業景觀或社會——政治性的戲劇性事件。

一個時代主要的媒介景觀宰制著新聞、傳播和網際網路輿論，並作為這個時代的關鍵性事件被凸顯和框定。因此，媒介景觀成了一種形式，依賴這種形式，那些有能力構造政治和社會現實的媒介公司、國家、政治團體、機構和個人編織了新聞、訊息和時代性的事件。

在較早的廣播時代，媒介事件是主要形式，在這種形式中媒介和國家構劃了可再現現存社會的具有意義重大的社會儀式。媒介事件往往呈現出短暫的週期性，不連貫，也是暫時的，且相對來講可預測。在電視時代的早期，媒介事件將會成為日常政治和社會現實關鍵性的符碼和構素，當然它們也可以以偽事件而被構造。

今天，在有線電視、衛星電視（直播），以及網際網路時代，媒介景觀作為界定和質疑現有社會和政治現實的一個主要形式出現了。

雖然媒介事件往往是全國性的，媒介景觀卻往往是全球性的。

凱爾納指出，在涉及戰爭、統治和政治選舉的情況下，媒介景觀會被國家精心謀劃，而媒介公司每天都要構造出“重大新聞”作為媒介景觀並確定當天的主要事件。媒介公司希望有轟動性的事件來套住消費者，使消費者會保留頻道、登陸，或者使他們的眼球和注意力停留在當天的大事件上，而這種大的事件作為媒介景觀日益成為媒介公司精心謀劃的“故事”。

媒介革命時代，如何看待紛繁多樣的媒介景觀和媒介事件，探索景觀和事件後面的觀念及其準繩？現實提出了問題：何以當今的傳媒已經完全喪失了起碼的倫理？尼克·庫德瑞呼籲，建立一門以全球化為導向的傳媒倫理學。這門學科的旨在以最少的前提達成廣泛的共識，前提僅限於那些系統、明確地解答我們生存問題的所必需的條件，即我們（所有分享地球表面的人）如何在傳媒的幫助下友好共處，無論彼此之間存在著多麼明顯的差異，皆保留“交流的美德”：準確和真誠。

叄

文化研究的特性與全球對話主義

文化研究與現代性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邁克·費瑟斯通在《現代性與文化問題》中，將他長期研究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與當代文化發展的問題結合起來。

人們通常認為，現代性源自西歐，但隨著全球權力向亞洲傾斜，以及亞洲的崛起，全球權力平衡的變化首先反映為經濟和文化權力的變化，也表現為知識生產與流通的變化。邁克·費瑟斯通發現，隨著西方勢力相對呈衰退之勢，可以預見，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選手登上全球舞臺，講述不同版本的現代性起源。因此，今天的現代性既是全球的又是多元的。

文化研究的重要特性是它的研究具有根本的語境化，它與現實的日常生活的緊密聯絡，它向下的、實踐的、直面飛速變革的現實的特徵。

萊納・ 溫特的《日常性的奧秘————米歇爾·德·塞爾託與文化分析》，藉助對德·塞爾託的分析，討論文化研究的日常性問題。德·塞爾託認為，日常生活是一個充滿爭論和鬥爭的場域，並發展出了一種“文化的戰爭學分析。”在社會權力的鬥爭中，弱勢力量透過一種假想空間抵抗已建立的社會秩序現實。這種抵抗行為產生於一種挪用的藝術，它將既定的空間或文字移置入自己的事物中。作為一種慣習的“弱者的戰術”，它將自身的慾望、願景和訴求嵌入實踐中，將主流秩序隱喻化，並在別處實現其功能價值：顯示自身的存在並表達他們自己的文化和社會規範。

文化研究已經從它的國內階段發展到現在的國際階段，因而也相應地提出了新的理論要求。金惠敏在《走向全球對話主義——超越“文化帝國主義”及其批判者》，以“文化帝國主義”論爭為切入點，將文化研究分作兩種模式：“現代性”文化研究與“後現代性”文化研究，分別考察了它們的長處和短處，提出了超越這兩種模式的第三種模式，即“全球性”文化研究模式，其靈魂是揚棄了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哲學的“全球對話主義”哲學。

金惠敏認為，作為“全球對話主義”的全球化，既包涵了現代性，也開放了後現代性，它是對二者的綜合和超越。全球化內在地同時就是現代性的與後現代性的，因而可成為一個新的哲學概念。羅伯森的“球域性”、貝克的“全域主義”和湯姆林森對於“文化帝國主義”的專題批判，都在努力概念化我們這個全新的時代。而金惠敏與他們的區別在於：第一，堅持對全球化的現代性維度；第二，堅持現代性和後現代性不可割裂；第三，在後現代性的全球化中，個體或主體不會徹底消失，它只是在與另一主體的對話中，在一個“主體間性”中改變自身；第四，由於主體的不可消除，因而“民族的”也不可消除，“國際間性”（internationality）“地域間性”（interlocality）就不可能被“全域主義”或者一個意在“全球整體”的“球域性”所取代；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對於每個民族，每種文化，都有話說。

只要個體不能被徹底地象徵化、意識形態化、殖民化，我們就只能承認無前提的對話。

金惠敏指出，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研究要籌劃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對話”需要將“主體間性”更推進為“他者間性”，推進為本體性的“文化間性”，而此對話的效果則是對話者對自己的“不斷”超越，、否定和重構。之所以是“不斷”，是因為對話者永遠保留有無法被表述的本己，無論經過多少輪的對話，一方對話者都不可能變成另一方的對話者。

金惠敏的“全球對話主義”包含這樣一些內涵：第一，作為“他者”的對話參與者是其根本；第二，“全球”不是對話的前提或目的，它是對話之可期待也無法期待的結果，因為，這樣的“全球”以他者為根基，是“他者間性”之進入“主體間性”，是他者之間的主體間性的相互探險和協商，沒有任何先於對話過程的可由某一方單獨設計的前提；第三，“他者”一旦進入對話，就已經不再是“絕對的他者”了，對話賦予“絕對的他者”以主體性的維度。

未來的文化研究是否將以“全球對話主義”為其理論基礎尚未確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對話主義”至少在解決例如“文化帝國主義”這樣全球時代文化研究的重大問題時，將能夠同時避免“大全”（“全域主義”）和“整體”（“球域化”）的文化帝國主義嫌疑，以及由於對受眾能動性的強調而導致的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全然無視。甚至，或許也不是不可以期待在霍爾之後重新闡釋“文化間性”尤其是它在未來的種種新的可能性。

本文轉載自《元浦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