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舉世聞名的偉大指揮家，一個無人知曉的失敗音樂家，一個永遠等不來的星期六，一場跨越五十多年的對話，一個創造奇蹟的合唱團，一場燒燬一切的大火……

在滿是淤泥的池塘之底，會開出惡之花，還是自由之花？

12月2日，《放牛班的春天》4K修復版在內地上映。這部2004年的法國電影，在豆瓣評分9。3，位列豆瓣電影Top16，時隔18年與我們在大銀幕見面，為世界的嚴冬帶來些許溫暖與慰藉。

這次重映是對該片演員雅克·貝漢的緬懷，官宣海報也特別緻敬了這位電影史上的傳奇。

這位法國演員、導演及製片人於今年4月去世，享年80歲。他出演了《天堂電影院》和《天倫之旅》，製作、執導了《微觀世界》《喜馬拉雅》《遷徙的鳥》等自然紀錄片。

在《放牛班的春天》中，雅克·貝漢飾演的世界著名指揮家皮埃爾舊地重遊，在翻閱一本50多年前的日記本過程中，童年往事浮上心頭。

池塘之底，文明的遮羞布

1949年的法國鄉村，失意的音樂家克萊門特·馬修來到名為叫“池塘之底”的男子寄宿學校當教師。

池塘之底是專為問題青少年的矯正教育而設立的寄宿學校，至少對外是如此宣稱的。這裡的孩子大多是孤兒，或是被父母認為無藥可救的、需要改造的壞孩子。

實際上，這所對外宣稱的男子寄宿學校，更像是感化院。來到學校的孩子們，在校長眼裡就如同池塘之底的爛泥，扶不上牆，唯有秉持高壓政策，規則至上，對他們奉行恐怖的體罰與懲戒。

封閉的鋼鐵大門和圍欄，將學校與外界阻隔，宛如一座監獄；家長不允許隨意探視，即使條件放寬後，也只允許每個月探視兩次。少年不允許逃走，如果被捉回來將遭受嚴厲的懲戒。犯了錯的孩子需要被關禁閉，擔負半個月至一個月時間不等的公共勞動。

在這裡，這些野蠻生長的壞孩子，看似變成了好孩子，卻也失去了想法、自由和精神支撐，迎接他們的是註定渺茫的未來。

池塘之底就是一塊文明的遮羞布，一面是以校長為代表的權力劊子手的高壓規訓，一面是以公爵夫人為代表的上流社會高高在上的慈悲。

在滿嘴仁義道德的假大空之下，被閹割的事實是什麼呢？

一個孩子死了。他在走投無路之下，玉石俱焚，選擇自殺。一個孩子逃走三次，被捉回來三次，三次都被關禁閉，他卻還在計劃下一次逃跑，而這樣的孩子不止一個。這些令人恐懼的事實，在電影裡只是透過他人之口不經意地提及。

什麼樣的學校，孩子會想要逃跑？孩子會想要自殺？我們似乎有了一個心知肚明的答案。

除卻那個納入影史經典的哀而不傷的結尾，整部作品以難以企及的溫柔沖淡陰霾，用人性的亮面來映襯暗面，用音樂與童真包裹了一個現實而殘酷的故事。

意識到這部作品對於善與惡一體兩面的表達，我對每個角色都建立了新的認知。曾經我在這部電影裡看到的“魔鬼”與“天使”，其實驚人地相似。

劊子手與破格者，

也許曾都是理想主義者

馬修來到池塘之底後，與校長的一貫作風背道而馳，他組織合唱團，用音樂喚起沉睡的靈魂，讓少年們久違地體會到自由的氣息。

“守時是規則”“叫我校長先生”“我來告訴你內部規章制度”……馬修第一次來到池塘之底時，還未來得及招呼與寒暄，校長便與他進行了意味深長的第一次對話。

“Action-reaction”（行動-反應）這句口號在電影裡多次出現，孩子們像是裝了某種發條，看到校長出現會立刻端正站好/坐好，聽到鈴聲立刻在院子裡集合，一想到要被拉去校長辦公室瞬間哭喪著臉求饒。

如果說這一層指令只是把孩子們變成巴甫洛夫的狗，那麼它的進一層含義“犯錯-懲罰”則是把所有孩子變成囚犯。“不聽話就懲罰”，人們都是如此學會服從的。

而命令孩子互相檢舉，是這一出權力演示與服從性測試戲碼的高潮。一個學生的惡作劇要讓所有學生共同分擔責任與恐懼，如果找不到肇事者，那麼就要關所有人六小時禁閉，如果沒有人主動自首，那隻好找一個活該的替罪羊。

至於那個因為小孩惡作劇而受傷的可憐的老師，校長毫不在意，他沒打算送他去就醫，也並不想重建正義。他之所以大張旗鼓地懲罰學生，舉辦這場互相檢舉的“儀式”，是為了毫不掩飾地彰顯自身不可置疑的權威，透過殺雞儆猴的方式，壓制孩子蠢蠢欲動的天性與骨子裡的反抗精神。

規則的執行無論多麼荒謬，道德的辭令無論多麼冠冕堂皇，只要手握權力，他就擁有最終解釋權。電影中校長令人痛惡的地方，不是本性有多麼卑劣，也不是教育方式有多麼保守和落後，而是他代表的不僅僅是個體，而是強權的幽靈。權力對於人的異化無孔不入，潛移默化，自由成為天方夜譚。

馬修從一開始就作為一個權力的破格者出現——他第一天報道便不守時，無論是有意或無意；他在還不認識學生的時候便下意識地維護他們，無論有心或無心；他與校長約法三章：取消集體處罰，由自己找出罪魁禍首，不公佈犯錯學生的姓名，沒有考慮這是否打校長臉；他自作主張建立合唱團，而音樂作為超越國界、超越語言的存在，與自由同質。

電影中段一度出現自由的幻影，校長曾被馬修和孩子們“征服”：允許合唱團的存在，允許踢球和其他業餘活動，甚至與孩子們一起踢球。但幻影很快破碎，在篤定一個男孩偷拿了十萬法郎後，在聽到孩子們給自己編的“侮辱性極強”的歌曲後，他極其淡定地宣佈——終止合唱團。

扼殺自由的號角吹響，沒有預兆。我不認為校長曾經真的被感化，他之前只是“讓渡”了適當的自由，並沒有傷及自身權威。而一旦察覺權威受到挑戰，利益受到損害，即使有一瞬間的共情，他亦便毫不猶豫把自由的苗子扼殺在搖籃中。

諷刺的是，當合唱團被公爵夫人關注時，他又化身為合唱團名義上的發起者。可公爵夫人也不是真的在意，她不過是來欣賞一場合唱團演出，同時自己回報一出駕輕就熟的親民戲。

當然，如果只是這樣，校長與學監僅僅是黑與白罷了，但電影有意展現一點灰色地帶。

我們從他人之口偶爾得知校長曾經吹過小號。這個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細節或許讓我們可以想象，年輕時的校長也曾和馬修一樣，是一個熱愛音樂的理想主義者，但卻在與現實的碰撞下頭破血流，年少時的狂熱過後，他親手給自己戴上枷鎖，同時禁錮住更多前赴後繼的少年。

選擇向現實妥協的校長，來到池塘之底，希望有朝一日得到“公爵與公爵夫人”們的提點，實現階級躍升。諷刺的是，池塘之底發生火災時，他正與公爵夫人等一眾名流貴胄吃飯喝酒，談笑風生。他差點就成功了。

而馬修則大抵是徹徹底底失敗了。

他一無所有地來，一無所有地離開，他還是那個夢想失落的中年人，那個“失敗”的音樂家。最初來到池塘之底，其實他也沒想過要春風化雨，要實現夢想，而只是希望安身立命。但這些孩子讓他打破再也不碰樂譜的誓言，重新靈感澎湃，燃起音樂家的夢想。他在音樂與純真的世界裡得到救贖，也為被囚困已久的少年，帶來自由的啟蒙。

“別告訴我，你沒有想過在這裡埋葬你揚名世界的夢想。你有你的夢想，而我也有。”校長與馬修的第一次照面是聊規則，最後一次見面則是聊夢想。

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或是堅定的理想主義者，誰能做出更高明的選擇？更多人是在理想與現實的夾縫裡苦苦掙扎吧。

壞孩子要被“四百擊”，

才能變成好孩子

終於說到皮埃爾，曾經池塘之底最讓人頭疼的問題少年，彼時舉世聞名的指揮家。

“天使面孔，魔鬼心靈”，最初看到電影裡的角色這樣描述皮埃爾時，我充滿疑惑。他的確有著天使的臉龐，憂鬱的眼睛寫滿年少的孤獨與憂愁，純真之外還透露著倔強與反叛。

我無法在這樣一雙眼睛裡看到魔鬼。

我很難忘記他趴在課桌上的神情，眼裡充滿迷茫，看不到未來的方向……

我也無法在他的一言一行裡捕捉到壞孩子的影子。

無論是第一節課上，他在黑板上畫的那張滑稽的臉，還是在發現馬修和自己的母親勾勾搭搭時，往馬修的禿頭上潑墨水。他做了很多瞎胡鬧的事，但沒有作“惡”。

在池塘之底，上課、吃飯、課外活動、訓話、禁閉、公共勞動等等已是一套習以為常的體系，即使對於觀眾，也很容易在不知不覺間預設這一套規則。正是這種習以為常，對於孩子而言異常殘酷。

皮埃爾像極了法國新浪潮導演特呂弗經典電影《四百擊》裡那個出逃少管所、徘徊海邊的安託萬，他們都在十幾歲的年紀體會到童年的消逝，被家人放棄，在世界邊緣掙扎。

安託萬喜歡讀巴爾扎克，而皮埃爾有令人感動與治癒的歌聲。不同的是，安託萬的文學火焰早早被掐滅，皮埃爾的音樂夢想卻在他自己也不自知的時候被點燃。

“四百擊”來自法國的一句諺語“Faire les quatre cents cuops”，意思是一個壞孩子要捱打400下，才能怯除惡魔，變成聽話的好孩子。所幸皮埃爾沒有變成這樣一個好孩子。

皮埃爾就像一個平行世界裡的安託萬。但現實是，誰都可能是安託萬，卻很難有人能遇見那個看見自己的馬修。

電影裡的另一個壞小孩蒙丹就沒有那麼幸運，這是大眾認知裡真正的壞小孩。

沒人把他當成學生，他只是一個實驗物件。是的，他從其他感化院轉校而來，之所以讓他轉校，是為了觀察他能否被改造，或者更直接地說，是為了證實這樣一個“聚眾鬧事、性情殘暴、撒謊成性、心理變態”的壞孩子，不可能被“感化”。

如果說描述皮埃爾的“天使面孔、魔鬼心靈”還帶著師生間的調侃與情面，那麼描述蒙丹的那十六個字則是嚴厲的審判，把他釘在道德的恥辱柱上，沒有絲毫溫度。

他也的確不負眾望，入學第一天就對著馬修唱汙穢不堪的歌，馬修也非常罕見地生氣了。當馬修用“不是所有人都五音俱全”來諷刺蒙丹時，他的眼神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悲哀，氣急敗壞地衝出了教室。

他說他不想見自己的父母，並對皮埃爾說：“我們很像，我們的父母都是混蛋，把我們送進這種鬼地方，自己去逍遙快活。”實際上呢，皮埃爾的媽媽來探望過他好幾次，最後還接走了他，而蒙丹的父母一次也沒來過。

校長篤定他偷盜了學校的十萬法郎，打了他六個巴掌，而在這之前，審問已持續了半小時。最後，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他被送到了真正的監獄。雖然最後證實，錢是另一個男孩私藏的，校長也無所謂道：“就算如此又如何呢？他這次沒有偷，以後遲早還會犯事，這種人根本無藥可救。”

他等不到所謂的正義，只有早已安排好的命運審判。

蒙丹是受害者，是被異化的犧牲品。在那些掌握權力與規則的成年人嘴裡，是那無來由的憎恨、痛惡、反感、拒絕和疏遠，將他推向自我毀滅的深淵，其實不是，他是被推到深淵的，也沒有人聽到他的求救。

最後一場大火將文明的遮羞布燃燒殆盡。所有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場大火是蒙丹干的，鏡頭語言也一再佐證了這一點。看著遠方的大火，蒙丹燃起了一支菸，一切還有什麼可爭辯呢？

但如果不是呢？

我們是不是已經在無形之中，扮演了校長的角色，在無需證據的情況下正義凜然地站出來，為他人做出審判。

上帝視角地觀看一部電影時，我們很容易區分黑白灰，很容易判斷在人類文明的程序中，需要反對僵化體制對於人性的異化，需要打破禁錮自由思想的枷鎖。

但現實中，種種龐然大物對於個體的壓制、盤剝、束縛和監控，往往更加隱蔽、更加普遍也更不易被察覺，維護者與加害者們往往更不自知。

電影結尾，馬修老師沒有如我們期待的那樣等來孩子們告別的驚喜，但無數紙飛機衝破囚牢的高牆，一隻只稚嫩的手從鐵窗伸出，飛越鐵禁錮，自由揮舞。

“風中飛舞的風箏，請你別停下。黑夜中的方向，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