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幾位主角的特寫在這麼大的銀幕上出現，回憶起當時點點滴滴，感覺很特別也很激動。”香港MCL cinemas的IMAX放映廳裡，62歲的劉偉強坐在黑暗中，一幀幀光影映入他的瞳孔，閃過的都是二十年前的記憶。

2002年，憑藉“古惑仔”系列和《風雲雄霸天下》的大獲成功，劉偉強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基本映畫”。為了打響新公司的名號，他到處尋找著一部合適的創業作品。恰好這時，麥兆輝拿給了他一張紙，上面寫著一個故事大綱：黑社會派了一名臥底在警隊，警隊也派了一名臥底在黑社會。他覺得這個想法挺有意思，等到麥兆輝把劇本寫完，他認定了這就是屬於工作室的開山之作。只是對於片名，他還不太滿意，專程去了趟泰國拜謁白龍王，終得賜名《無間道》，取佛經“無間地獄”之意。

戲拍了兩個月，首場上映是在2002年12月12日的晚上9點。101分鐘之後，戲院散場，陸續有人給劉偉強打來電話，他知道自己成功了。最終，《無間道》以5504萬港元的成績拿下當年的香港市場票房冠軍，華納兄弟還以175萬美元的價格購買了翻拍權。次年，金像獎又將七座獎盃頒給這部電影，同時續集已經開機，年底之前第二部和第三部接連上映。

《無間道》海報。

白雲蒼狗，野馬塵埃，時光恍然過去了匆匆二十載。這二十年中，《無間道》從未被遺忘過，無數影迷將其奉為神作，甚至它早已超越了一部電影的意義，像一記符號般刻印在歷史的脈絡之上，勾連著前前後後的許多時代掠影與況味。

就在一個月前，版權方寰亞電影放出了預告，全新修復的4K全景聲版“無間道”系列將於12月12日在香港重映。劉偉強親自擔任了這一次修復的監製，有段時間，他每天都在後期公司看調色、聽混音。對他而言，二十年前拍片好似生仔，如今則好似嫁女。去影院試片的時候，劉偉強經常一個人走來走去，到處坐坐，以確保無論哪一個位置都能獲得最好的體驗。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除了希望讓之前看過的觀眾重新感受二十年前，也希望更多的未看過的年輕人看一下這部電影。”

抱團取暖的背水一戰

二十年前，《無間道》是誕生在一個寒冬之中的。

自1970年代進入高速發展期，香港電影在1990年代初迎來了一個巔峰：1992年，港產影片僅在香港本地的票房就有12。76億港元之多；1993年，影片年產量更是達到了驚人的380部。但一片繁榮中，隱患也悄然埋下，導演許鞍華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的一次採訪時就說過：“那個時候，人人都在亂拍電影，可是也沒辦法，非常無可奈何。”

在巨大的市場誘惑下，彼時的製作公司和從業者狂飆突進地踏上了一條“多快好省”的“捷徑”，成功案例的既有套路和模式被大量複製，賣片花、七日鮮、飛紙仔亂花迷眼，明星軋戲更是傳為一時美談。大量質量粗糙、內容簡陋的影片很快便造成了觀眾的審美疲勞，加上好萊塢大片的湧入、盜版影碟的泛濫、中國臺灣、日、韓及東南亞市場的變化，香港電影逐漸呈現出了頹勢。1996年，全年本土票房已跌至6。6億港元，海外收入更是斷崖式地下滑至4。35億港元。與之同時，年產量下降到109部，市場佔有率也隨之落到了52%。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全面性的經濟重創使得原本就已步履維艱的電影業更加雪上加霜。當年，香港影片的產量第一次回落到了百部以內。許多繁榮時期成長起來的頭部電影人，不得不紛紛出走，試圖在好萊塢等處另謀一條新的生路。而更多普通的從業者，只能守在原地，無能為力地等著開工，有的甚至要在下班以後去開出租車補貼家用。

彼時的香港電影圈，流傳著一個悲情的故事：2001年底，聖誕節前的一個晚上，尖沙咀一家酒吧裡，一位老導演過生日。老導演收了7個徒弟，酒過半巡時，其中5個各自端起一杯酒，跪在師傅面前哽咽著說：“我們對不起您，這一行實在沒辦法混了，我們要找別的生路。”

麥兆輝和莊文強也掙扎在這個局面裡。1995年，他們在陳木勝的《歡樂時光》劇組相識，之後逐漸形成了一個莊文強編劇、麥兆輝導演的合作模式。2001年，兩人聯手創作出《願望樹》和《別戀》兩部電影，結果票房一敗塗地。麥兆輝陷入了無片可拍的境地，莊文強則在銅鑼灣開起了酒吧。

但麥兆輝心裡一直還裝著一個念想。幾年前，在看了杜琪峰的《暗花》《真心英雄》和吳宇森的《變臉》後，他便想寫一個雙雄的故事。因為父親是一名警察，他從小生活在警察宿舍，見過父親曾和一個黑社會打招呼，後來父親告訴他，那個人是臥底。創作衝動與童年記憶就這樣撞到了一起，他動筆寫下大綱，取名《殺警》。

帶著大綱，麥兆輝找過很多人，其中也包括杜琪峰和鄒文懷，他們覺得故事不錯，卻都沒有給出下文。麥兆輝不甘心放棄，他在心裡發下一個誓言：如果這部戲不能開拍，自己就離開電影圈。幸運的是，劉偉強在這時出現了，他讓麥兆輝趕快把劇本寫出來。於是，麥兆輝拉上莊文強，花了三個月時間打磨出了完整的情節和臺詞。麥兆輝記得，劉偉強看完劇本立馬打電話給自己，說這將是一部A級製作的電影，主角請梁朝偉和劉德華飾演。他嚇了一跳，因為當時市場上的一部臥底片才創下新千年後的票房新低，自己的臥底故事如果做成A級片，一旦慘敗，香港電影業將會一蹶不振。莊文強更為悲觀，他覺得決定開拍已經“犯法”了，此前一年最安全的型別是喜劇、愛情小品。

劉偉強心裡不是沒有過類似的擔憂，但之所以依然做出這一近乎賭博式的選擇，是因為他埋藏著一個反叛心態：“一切香港電影出現的陋習，我們統統不做。我不想這部電影草草了事，當時美國片和韓國片就是憑著完善的創作把港產片拋離，我們要贏回觀眾就必須更加用心拍好這部電影。”為此，劉偉強也找了很多人，過程同樣屢遭碰壁，直到敲開林建嶽的門，2000萬的投資才終於落袋。其時林建嶽剛剛入股寰亞，心氣正高，他覺得只有有人做出承擔風險的投資，才能引來效法，市道才會興旺。

劉偉強（左）與麥兆輝。圖/IC

一定程度上，一片蕭條之中出生的《無間道》其實恰恰得益於這股寒風。它是香港電影界在絕境裡的一個希望寄託，是一眾電影人抱團取暖的背水一戰。正如劉偉強所說：“當時香港市道實在太差，大家都沒有什麼拍攝工作，當聽到劇本好像不錯，很多人都是一口答應。有天晚上開會，劉德華知道我們還欠點錢，他主動說暫不收片酬先開拍。”劉偉強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當時我跟《無間道》的劇組工作人員都說，大家如果這次幹不好，可能大家都要轉行了。可能就是有了這個破釜沉舟的心態，每個工作人員都付出200%的努力，最終才能創出《無間道》這個奇蹟。”

新的都市江湖

創作上，《無間道》也在許多地方留下了群策群力的痕跡。

警方臥底陳永仁在和上司黃志誠接頭時，有一句臺詞，莊文強本來寫作“當了十年的臥底”。梁朝偉在片場找到他，說這一句自己可不可以講成“三年之後又三年”。莊文強想了想，突然發覺經此一改，陳永仁對自己命運無法掌控與掙扎的意味確實更為濃重。他同意了梁朝偉的建議，同時回過頭去把劇本里的所有臺詞都重新琢磨了一遍。

另一場戲是黑社會大佬韓琛和泰國毒販交易後被抓回了警局，因證據不足又被釋放。初版劇本的設計裡，韓琛揮手掃掉了桌上的盒飯，然後撂下狠話拂袖而去。劉偉強和麥兆輝覺得這樣太過誇張，讓莊文強再改一改。莊文強又寫了三個方案，一個是韓琛帶著一群手下在警察面前拜關公，一個是韓琛在羈留室裡和黃志成下棋，還有一個則將焦點轉移到了陳永仁和劉建明身上。最後一個方案立馬被梁朝偉和劉德華一口回絕了，他們覺得兩個人物在這裡是不會說話的，否則便暴露了身份。前兩個方案給到曾志偉，他一邊看一邊說不行，然後直接叫劇務去買60個小菜10個飯。莊文強知道他是要用初版，但劉偉強卻不肯拍，僵持許久才不得已開機。當時只有梁朝偉一個人說這場戲好，但上映後這一幕卻成了經典。

還有臨近結尾處的那幕天台會面，原本安排的是兩個臥底在電梯裡決鬥，動作指導林迪安甚至連動作都設計好了。還是梁朝偉，他覺得這樣沒意思，拉著莊文強一人一句碰出了“我以前沒得選，現在我想做一個好人”、“對不起，我是警察”那段對話。最終，陳永仁沒有死在電梯裡，他在電梯停靠的一瞬眉心中彈，倒在了開開合合的箱門之間，配樂響起，悲壯蒼涼。

莊文強後來說，如果不是梁朝偉的堅持，這樣的結尾在當時一定被人罵——香港警匪電影向來以動作場面著稱，習慣了感官刺激、快意恩仇的觀眾不容易接受這般暗藏餘韻的“溫吞”落幕。不僅結尾，除了一場短促的警匪槍戰，《無間道》整部電影都弱化了暴力橋段。據劉偉強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其實籌備階段，發行公司提醒過他要多加槍戰和動作戲份，但他未予理會。“最記得黃Sir墮樓那場，動作指導早已設計墮樓前在天台被盤問和毆打的動作，但我看過之後發現，這部電影應該不需要這些情節，而且直接墮樓才有戲劇性，所以我在現場臨時決定不拍。”劉偉強說，開機之前兩三個月他就在思考：“香港電影拍過很多臥底片，我就為自己定下規則，如果以前香港臥底電影出現過的畫面，我就不拍。”

《無間道》對香港警匪電影的突破與改變，與香港社會的整體發展和變化有關。正如馬家輝曾在採訪中對《中國新聞週刊》所說：“為什麼香港能夠拍出那麼精彩的《無間道》？因為香港曾是殖民地，是難民和移民的社會，所以有這種曖昧混沌的特點，黑中有白，白中有黑。”。

上海財經大學學者徐巍在《江湖倫理、宿命輪迴與現代法制——40年來香港警匪片價值觀念的演變》中指出：從《無間道》開始，“香港警匪片似乎失去了一種信心滿滿的制勝法則。在一個善惡難辨的世界裡，左右人物的往往是一雙雙看不見的命運之手。” 這無疑是一種焦慮的外化，它源自個體在面對不確定的外部世界和未知前路時，自然而然生出的迷茫與掙扎。

與這份焦慮相伴隨的，還有對自我身份的困惑與重新建構。無論是陳永仁一遍遍提醒著自己“我是警察”，還是劉建明始終縈繞心頭的“我想做一個好人”，都是對於身份認同的一種尋找與確認。如果說第一部的故事裡，兩個人的身份在陣營分明的對峙中尚不構成重點，或者創作者並未有意著力於此，那麼第三部中劉建明的精神分裂和自我幻想，已儼然成為推動敘事的關鍵；而在第二部中，當吳鎮宇飾演的倪永孝倒在警察槍下，曾志偉飾演的韓琛崛起為新的大佬，一個歷史的大變革也在完成，真實的時代躲在虛構的傳奇背後，卻無比明晰地呼之欲出。

或許正與這重意涵有關，劉偉強自己最喜歡的也是《無間道2》。“因為是我堅持要先拍這個故事，我和麥、莊都投放了很多心機。”他說。

創作這一部的劇本時，莊文強本來有過一段時間停滯不前。恰逢那時SARS肆虐，仍未完全從金融危機中恢復的香港正在呈現出空前的脆弱感，於是他和妻子去了泰國，一邊散心一邊找尋靈感。直到有一天收到張國榮離世的訊息，他突然明白自己要寫什麼了。“在香港，張國榮象徵著一種優雅，你看著他墜落，就像天使墜落。”那天晚上，他一口氣完成了整個故事，用了二十多頁紙，然後跟麥兆輝說：“下一個，肯定不會再比這個好了。”

“最後的榮光”

《無間道3》2003年上映的時候，劉偉強曾說自己用18個月拍完三部曲，完全是因為激情所致。“我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和所有熱愛華語電影的人共同爭取華語電影的盛景和尊嚴。在我心中，自己要拍續集的標準就是要像《教父》那樣的。”

不過，他並不否認“《無間道》最能帶給香港電影的是信心，不論是對投資者、工作人員、甚至觀眾。《無間道》出現證明香港電影是可以回覆有質素的行列，甚至能帶給觀眾新感覺。”

在更廣泛的評價裡，“救市”同樣被認為是“無間道”系列最首要的意義。麥兆輝便說過：”《無間道》成功後，多了投資者‘入市’觀察。《無間道》不可能一手振興電影業，但它無疑為我們的前景帶來一些啟示。”杜琪峰也說過，《無間道》的最大成功在於振興了香港電影業。

然而二十年過去了，下一部《無間道》卻沒有再出現，香港電影終究沒能挽回衰落的命運。即使是《無間道》上映的2002年，港產影片的本土票房也僅1。18億港幣，產量只有91部。而這兩個數字，在之後的數年中還在持續下降。在這個意義上，《無間道》常常被稱為港片“最後的榮光”，或許並不是一句虛言。

時代已經改變。就在當初香港電影屆還在為《無間道》歡欣鼓舞時，一部《英雄》在內地狂攬了2。5億元人民幣的票房，如果算上海外市場，這一數字則要增加到大約14億元。儘管香港觀眾更多地把票根貢獻給了《無間道》，但這顯然只是區域性的勝利，在更大的藍海之上，巨輪已在悄然間駛離了維多利亞港，一路向北。

事實上從《無間道2》開始，劉偉強也在邁出“北上”的探索一步。不僅在演員陣容上，先後加入了胡軍、陳道明、黃志忠三張內地面孔，第三部更是與內地的電影製片廠聯合出品。也是那一年，香港和內地簽訂了CEPA合作，內地在包括文化娛樂在內的多個領域對香港服務及服務提供者開放和放寬市場準入的條件。自此，“北上”成為了香港電影人集體性的大勢所趨。

其實對於香港電影而言，這並非全新的挑戰。麥兆輝就曾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說過：“香港這個地方是這樣小，它的電影市場一直是外向型的，總會隨著環境的變化改變自己。”2009年以來，他與莊文強聯手，接連推出了“竊聽風雲”系列、《聽風者》《非凡任務》《無雙》等作品，一舉打造出合拍片最成功的“麥莊模式”。

劉偉強也與內地公司和演職班底展開了更密集的合作，《游龍戲鳳》《精武風雲》《血滴子》等一系列電影由此誕生，近年來更是參與到主旋律專案中，先後執導了《建軍大業》《中國機長》《中國醫生》。面對《中國新聞週刊》，劉偉強說：“我經常都說自己是商業片的導演，當然希望市場大一點，拍戲也就是想多點觀眾看。內地市場這麼大，肯定要來試試看。很多人說我來內地拍戲要討好很多人，其實我在香港拍電影，也要討好很多人呀。”

不過，他也承認“北上”並不是一條好走的路。“北上導演當然不好做，雖然我早期的電影都已經有來到內地取景，對內地有一點了解。但真正要拍全內地製作的電影，倒是兩個世界。” 對於“北上者”，這大抵是共同面臨的一道難題：這不等於簡單地調整航向，還時刻需要接受和適應能力。而在這一過程中，不乏有人退回了，有人離開了，有人隱匿了，有人過時了。

當然，也有人選擇了留守。採訪中，劉偉強便談到：“近年我看到香港很多新導演出現，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證明投資者肯給機會他們。而且我亦見香港觀眾近期非常支援香港電影，很多部作品都有不錯的票房成績。”這些“留守者”仍然堅持本土視角、本土題材，依靠本土資金和本土市場延續著純港產片的血脈，形成了一個自迴圈的湖泊。只是比起從前，這個湖泊太小太小了，縱使還有倔強和驕傲，也捲不起往日的波濤。

一切就像《無間道2》中曾出現過那艘“珍寶海鮮舫”，如今已沉睡在了大海之中，時間的腳步不會因為任何眷戀與懷念而停止或倒回。也像《無間道3》中，陳道明飾演的沈澄說出的那句臺詞：“往往事情改變了人，人改變不了事情。”

記者：徐鵬遠